鹿鼎记 附录 康熙朝的机密奏摺（第1 / 3页）

“已（以）后若有事，奏帖照南巡报例。在宫中耳目众，不免人知，不必奏。”“有所闻见，照先密摺奏闻。”

王鸿绪受到皇帝委托，保证绝对不敢泄漏。他在密摺中说：

“臣一介竖儒，历蒙圣恩简擢，毫无尺寸报效，愧悚无地。兹于十三日卯刻入直内廷，恭接御批并封内密谕，其时蔡查二臣未曾到。臣虔开默诵，不胜感激惶悚之至。伏念臣至愚昧，何足比数，乃仰荷天恩，破格密加委任，惟有竭尽犬马，力矢忠诚，以仰报圣恩于万一。至蒙恩谕谆诲，虑臣稍露风声，关系甚大，臣益感而欲泣，永永时刻凛遵，三缄其口，虽亲如父子兄弟，亦决不相告，自当慎之又慎，以仰副天心委任之至意也。自后京中可闻之事，臣随时于恭请圣安帖内缮写小摺，密达御览。缘系特奉密旨事宜，理合奏覆。谨奉。”（康熙批：是。）

王鸿绪所密奏的，大都是关于钱粮、马政、铸钱、盐政等等财政经济事务。他对财经事务特别感兴趣，所以后来长期做工部尚书和户部尚书。本来这些财经事务可以由正式奏本奏告皇帝，但密摺中所奏的大都是弊端，侵犯到既得者的利益，似乎密奏较为妥善。

除财经弊端外，王鸿绪的密奏性质十分广泛。

《鹿鼎记》的故事中说到，康熙在韦小宝的部属中派有密探，所以知道了韦小宝的许多秘密行动。小说的故事有点夸张。清初政治相当清明，取消了明朝东厂、西厂、内厂、锦衣卫等特务制度，皇帝没有私人特务。一直到清亡，始终没有特务系统。传说雍正有“血滴子”，那只是小说家言，并非事实。

但康熙对于臣子的动静、地方上的民情，还是十分关心的，这是统治者所必须知道的情报。从康熙朝开始，清廷建立了“密摺奏事”的制度。原来的制度是朝廷有一个“通政司”机关，凡京官奏本，地方官的本章、题本，都先交到通政司，经审阅后再行转呈。康熙觉得这方式会导致壅塞，泄漏机密，所以命令特别亲信的臣子专摺奏闻。专摺不经通政司，直接呈给皇帝，密摺的封面上并不写明奏事者的姓名，只写“南书房谨封”字样。奏事者亲自送到御书房，面交太监，等皇帝批覆之后，又亲自到御书房领回。

后来这奏摺制度的范围扩大，并不限亲信臣子才可密奏，一般地方督抚、京中大员都可用摺子向皇帝直接奏事。到了雍正朝，更规定科道等官（中级官员）每天一人以密摺轮流奏事，事无大小，都可照实奏告，即使没有什么事可说，也须说明为什么没有事可说。这种方式扩大了皇帝的权力，同时使得各级官员不敢欺骗隐瞒。

从康熙朝的奏摺中看来，奏摺的内容主要是各地粮价、雨水、收成、民间舆论、官员的清贪。可见康熙最关心的是百姓的经济生活，以及治民的官员是否贪污腐败。当然，各地的造反叛乱，他也是十分注意的。

康熙在奏摺上用朱笔批示，大多数是写“知道了”三字，有时也有详细指示。从批示之中，可见到康熙英明而谨慎，同时对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宽仁。

有几个密摺与“陈汝弼案”有关。这案子起因于陈汝弼纳贿三千两银子，后来发展为大案，由“议政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赴刑部衙门会审”。王鸿绪参与会审，将审案经过详细密奏康熙，其中说到满官汉官之间的争辩：

“⋯⋯定陈汝弼‘情真立斩’，满大人皆已依允。李振裕与臣说：定罪未有口供，大人们应斟酌，且陈汝弼昨日所首字纸及书札是什么东西。臣又云：不是隐藏得的。满大人因令司官取来，念与众大人听⋯⋯满大人说，没有关系，不必入在口供内。汉大人说：‘假装身死’四字该去，昨日原是昏晕去了。因删四字。屠粹忠说：藏匿案卷及犯赃，得无‘立斩’之条。议政大人说：改了罢。舒辂因改‘立绞’。科道说：仍照三法司监候绞罢。满班大人未有应者。又陈汝弼令家人递亲笔口供，满大人不收。李录予说：以前三法司不曾取陈汝弼亲笔口供，今日伊家人来递，又不收，如何使得呢？⋯⋯今本内所定口供，寥寥数语，乃舒辂所做也⋯⋯从来问官改供及捏供，拟罪处分，条例甚重⋯⋯满大人皆怕惹怨，有话不肯发出。议政大臣亦唯听舒辂作主裁定而已⋯⋯”

王鸿绪的奏摺

王鸿绪比康熙大九岁，江苏华亭人，康熙十二年进士，做过翰林院编修、工部尚书、户部尚书等大官，是康熙十分亲信的臣子。他呈给康熙的奏摺上，只写“密奏。臣王鸿绪谨奏”字样，不写官衔，所有公式套语完全不用。他在京城做官，所密奏的大都是北京官员的情况。

康熙派遣亲信探听消息，起初所派的都是大臣，人数极为有限，并一再叮嘱不可让人知道。他在给王鸿绪的亲笔上谕中说：

“京中有可闻之事，卿密书奏摺，与请安封内奏闻，不可令人知道。倘有泻（泄）漏，甚有关系，小心，小心。”

“前岁南巡，有许多不肖之人骗苏州女子。朕到家里方知。今年又恐有如此行者。尔细细打听，凡有这等事，亲手蜜蜜（密密）写来奏闻。此事再不可令人知道。有人知道，尔即不便矣。”（苏州女子以美丽出名，大概有人乘着康熙南巡的机会，想选美进献，或假借名义，欺骗苏州女子的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