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七章 藏富于民（第2 / 3页）

墨家则从小生产者求生存、求发展的愿望出发，反对亏人自利，要求在互爱互利中求富，墨家认为求富的途径，在于自己的努力劳动：“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

他们反对统治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要求厉行节约，减轻人民负担。

道家倡导无为，一切因顺自然，反对统治者干涉百姓的经济活动，主张“我无事而民自富”，让百姓们自由牟取财富。

薛琰引经据典，从儒家，墨家，道家的理论，阐述着民富国则强的道理，将太宗皇帝说的哑口无言。

太宗皇帝虽然少年之时，也曾博览群书，可他怎么可能有薛琰这种变态的记忆力，想要反驳，却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入手。

如今被视作正统的儒家，就把传统的富民观点，丰富发展成为一种安邦治国的经济理论，孔老夫子提出“足食”、“富而后教”的论点，把充裕百姓的物质财富，作为实施礼乐教化的基础。

孔夫子的富民措施主要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即实行宽惠的经济政策，允许百姓牟利取财，同时要求统治者节用薄敛。

他把百姓的富足看作是朝廷获得充足财源的基础，主张民富先于国富，国富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这就是著名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政治思想。

孔夫子的富民思想在华夏长期成为传统的教条，具有深远的影响。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主要继承者孟轲与荀况对富民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孟轲的富民政策主要是发展生产和减轻赋税，“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他的发展生产的具体措施是制恒产、兴井田、给每农户五亩宅、百亩田，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他的薄税敛主张是：商舍不税，也不征货物税、房地税和无职业者的人头税,只征单一的农业税，即相当农民收获九分之一的劳动地租。

薛琰则越说越起劲，说完各家学说的富民思想，为自己的论点找到了论据，接下来就是引用前朝的实例，打算一举击垮太宗皇帝“国富民强”谬论。

事实上，富民思想一直以来并不是只存在于学说当中，华夏的历朝历代的无数政治家都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西汉时，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不与民争利的思想，要求取消盐铁官营，他提出“限民名田”的主张，反对官僚地主兼并农民，倡导“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的均富思想。

孟轲认为实行了这些富民措施，就能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达到家给人足，天下大治。

荀况继承了早期儒家不与民争利的观点，进一步阐发了治国必先富民的意义，他批评统治者好利聚敛是“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并分析了财富分配与国家兴亡的关系：“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

从治国必先富民的理论出发，要求统治者“以政裕民”，即采取节用薄敛和倡导发展生产等措施，使民富裕。

“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

荀况认为人民富裕，有利于生产发展，“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而生产愈发展，国家也就愈富，从而“上下俱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