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工商立国（第1 / 1页）
辜鸿铭说，那我今天就代表劳苦大众，来和这些奸商们说说理！”说完，辜鸿铭把一份材料让人递交给宋骁飞。
宋骁飞一看，是一份调查报告，里面是一些生丝厂的工人罢工的案例。经过七八年的高速发展，农民大量涌入城市，随着农业占用劳动力的减少，农民们大量涌入城市。所以资本家们的底牌非常硬，因为他们不愁招不到工人，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很差，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结果有些工人在别人的煽动下，进行暴力罢工，打砸工厂，有的还以工厂主是“吸血鬼”为由，抢夺他们的财产，而被当地巡警依法拘留。
辜鸿铭说：“生丝厂的工人们的要求绝对是合理的，他们无外乎希望得到每周一天的休息日，得到稍微洁净一点的饮食，不再和老鼠、蜈蚣们生活在同样潮湿、阴暗、拥挤的房间里。于是出现罢工，但这些奸商们，小部分略微让步，大部分工厂因为利润不够而关闭。”
宋骁飞想了想，说：“关闭生丝厂，绝对是一种“双输”的结果！我并不了解生丝厂厂主所能获取的真实利润，但是我读过一点经济学方面的书，在商品社会下，任何资产价格都不会长期扭曲。如果开生丝厂的利润远高于其他行业，那么或许一年之间就有许多新的生丝厂，有了生丝厂，工人们就不怕没有加薪的机会。我会将这个报告交给盛宣怀总理的内阁政府，责成生丝行业协会尽快拿出一个在保障工厂合理利润的基础上，尽可能增加员工福利的方案。”
会场上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江浙财团的议员们也感到十分欣慰，他们真担心大总统迁怒于他们，全盘答应工人的暴动，将他们的利益置于不顾。
ps：
三更送到，求月票、点赞、打赏支持正版
1903年那年春天的会议之所以对中国来说很重要，除了确定中国外交“联英抗俄”和争取中国海权的的总战略，还由于在国内大政方针上，国会议员们就“农业立国”和“工商立国”之争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
当时国会议员的八百罗汉中，有一半是儒家的士坤，有一半已经是商人，商人中也有一部分人是儒商。主张“农业立国”代表是北京大学的大儒辜鸿铭教授，他是近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一生推崇中国文明，到什么地步呢，举个例子，辜鸿铭喜欢他老婆淑姑的小脚，每当无聊时，就让她脱掉鞋子，然后低下头，如闻花香，而写作需要灵感时，他就会将淑姑叫进书房，让她把小脚放到事先准备好的凳子上，时捏时掐，自得其乐，一时文思泉涌，妙笔生辉。康有为为此送过辜鸿铭一张“知足常乐”的横幅，辜鸿铭说：“康有为深知我心。”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一把茶壶可以配几个茶杯，所以男人纳妾天经地义；每个茶杯却只能配一把茶壶，所以女人应该从一而终！他甚至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所以，辜鸿铭极力主张保持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农业乃中国立国之本。”
而主张“工商立国”的，乃是以农工总长张謇，以及席家为首的“洞庭山帮”，此时的洞庭山帮，已经在发展成为江浙财团。在席慕嫣的带领下，席家整合了江浙商帮并且一步步带到全国之顶端。其中以浙江湖州南浔镇的富商最为有名，这个镇在太湖南岸，是接轨上海的东大门，水陆交通便捷。南浔镇的发达从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通商口岸打开后，这些人经办丝绸业而致富，因为南浔盛产丝绸，号称湖丝，质量领先，所以出口也很有竞争力。出了很多富豪，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之称。一般认为“象”指拥有财产百万两以上的富豪，五十万至百万两者称为“牛”，三十万至五十万两者称为“狗”。照此估算，他们的财产总额当在六千万至八千万两。宋骁飞上台后，盛宣怀的内阁政府大力鼓励发展工商业，这一时期，南浔“四象八牛”经营领域大为拓展，除土丝业外，他们向缫丝等近代工业、金融业以及盐业、航运业、房地产等领域广泛投资。如顾家的顾敬斋在继续经营顾丰盛丝行同时，1896年盘进了上海乾康丝厂，在20世纪初成为上海最大的丝厂，1902年顾敬斋又参与创办了上海最早的面粉厂之一华兴面粉公司。
宋骁飞最后表态，“辜议员提的贫苦劳工的问题，我十分同情。但是，在工人、商人和社会利益之间找到一个三方均可接受切合点是最为重要的，可以通过工会和行业协会去解决这个问题。我绝对不会允许工人去打砸抢所谓工厂主的财产。我们是法治社会，没有钱就去抢，这时绝对不允许的！我们依法保障每个公民的私产！”
会场上又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宋骁飞说：“我们每个人，今后都不要看不起商人，商人逐利，是他们的本性，这也是正常的人性，商人们不偷不抢，只要不是强买强卖，就没有剥削谁。你不喜欢，可以不购买他们的服务。我们要相信市场，只要能自由交换，对每个人来说，就是最大的公平！我们中华民族，今后要工商立国，恢复商人应有的名誉！不能看不起商人，否则老百姓，就只能都受穷！”
最后，国会高票通过了“工商立国”的决议。
辜鸿铭和张謇等人在国会吵得不可开交，谁也说服不了谁，“农业立国”和“工商立国”之争又很重要，全国的报纸都加入了讨论，最后容闳不得不请宋骁飞出面，宋骁飞也觉得是时候给儒生们上上政-治课了。
宋骁飞进到了国会议事厅，咳嗽一声，堂中顿时静寂下来，七百多名到会的议员都等着宋骁飞的发言。
宋骁飞深思熟虑之后，说：“太史公曾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你们这些士绅议员，都喜欢做君子，羞于言利，说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果放在太平盛世，也就罢了，不言利、不争利也无妨，顶多国家穷一点。可眼下什么世道？泰西列强横行，贫弱之国沦为富强之国的殖民地，弱肉强食。在这等世道中，咱们能不言利？咱们能不争利吗？而这工商之利大于农耕之利是有目共睹的。早在三十年前，李鸿章总统就已意识到，从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型，乃国人救亡的必然路径，他曾说过，‘国人不谙世事，默守陈法，藏身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岂知世界文明，工商业较重于文字。窥东西各国之强盛，无独不然。’容闳议长在美利坚多年，他应该知道，18世纪90年代，美国第一届政府财政总长汉密尔顿与国务卿杰斐逊就‘工商立国’与‘农业立国’就争论过，结果诸位看看今日奉行工商立国之美利坚，哪个国家还敢欺负？恐怕将来，连英吉利都会不如美利坚。”
辜鸿铭并不是省油的灯，他说：“提倡工商立国，怕就怕官府和奸商沆瀣一气，欺压百姓，历朝历代，莫不如此。而官商勾结必然会祸国殃民！眼下的中国，凡是能把事业做大的商人，谁和官府没有勾结？谁没有花钱买过官？”
宋骁飞哈哈大笑，说：“辜议员你应该知道，大英帝国的议会里面，除了贵族议员就是商人或是代表商人利益的政客，几乎没有谁替劳动人民说话的——劳动人民也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为他们不纳税或是纳税太少，因而在议会里面没有代表！中国的国会，好歹还有你们这些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大儒为老百姓说说话。我倒认为，官商勾结不是问题，问题是得有个规则，怎么勾结，怎么斗法，就在这个国会里，在台面上，正大光明地代表各方利益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