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开放报禁（第2 / 3页）

对待信息源、主体、同事，有道德的记者，要像对待所有值得尊敬的人一样。

“职业记者的成员相信，公众启蒙是公正的前驱，是民主的基础。而我们记者的职责是，报道事实，通过对事实和问题公正而全面报道，去推进这个目标的实现。来自所有媒体和各个领域的有良知的记者，将竭尽全力，服务于公众，提供全面而诚实的报道。职业上的公正、客观，是记者公信力的基石。

在收集、报道、破译信息的过程中，记者应该诚实、公正、富于勇气。记者应该调集一切资源，确保信息的准确度，始终注意避免因为疏忽或主观而导致错误，故意歪曲事实，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识别新闻源，哪怕只要有一线希望。信息源是否可信，公众有权知道得越多越好。

允许匿名报道时，必须质疑消息源的提供动机。在交易这种信息时，必须明确附带专门的保证，并恪守这些保证。

不得采用暗中或其他秘密手段采集信息，除非这些信息对公众至关重要，而用传统的公开手段无法取得。使用这种异常手段，必须在讲述故事时进行申明。

阮忠枢说：“万一复民党又趁机捣乱怎么办？”

宋骁飞说：“放心，现在枪杆子在我们手里。复民党现在国内外已经臭名远扬，顶风臭十里，又没有黑帮分子捣乱，不足虑。开放报禁之前，国会会通过新闻法，禁止煽动暴力革命、对有损于国家利益、敌视复兴党、颠覆政府的言论予以禁止，还有侮辱诽谤他人等言论，也会被禁止。我们的政府也都是由人去执政的，不会‘一贯正确’，所以被压制下去的声音有可能是正确的。要对不同的声音多一些宽容。”

阮忠枢说：“我还是有点担心局面会失控，社会的思想会混乱。”

宋骁飞说：“我们要吸取前车之鉴。中华民族自古是一个富有智慧的民族，文化又早熟，在汉代就备有一套特别好的习俗：儒家思想！但是独尊儒术后，中国却已变成静止的了，几千年来原封未动，甚至倒退。五代就不是唐朝，元朝又比宋朝退步，知道明朝被野蛮的满清取代，这是对儒家最大的讽刺！我们只接受一种声音，就不可能再进步。反观欧洲是不一样的，中世纪的时候是黑暗的，基督教的统治也是垄断。但是在后期文艺复兴之后不同的思想出现了，这才导致了他们的进步。这一点用在今天也非常重要。如果总是要追求一种思想，追求所有人有统一思想的话，中国不可能进步。所以我们现在要保障言论自由。多一些不同意见，不代表思想混乱。我们还是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阮忠枢说：“就怕国民理性不够，又会出现搞不清楚君主立宪和君主**时期那样，社会一片混乱。”

讲述故事时，要勇于表现人类经历的多变性和重要性，即使这样做并不好看。要查明人们各自的文化价值观，避免把一些人的价值观强加在另外一些人的头上。要避免因为种族、性别、年龄、宗教、人种、地域、性取向、残障、外表容貌、社会地位而铸成偏见。

要支持观点的公开交流，即使有些观点看起来很讨厌。要让无声者发出声音，要让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信息源一样得到重视。

对宣传，对新闻报道，必须做出区分。凡是分析和评论，都应该标明，不得蓄意曲解事实，断章取义。

要把新闻和广告活动分开，避免混淆两者界限，制作不伦不类的综合体。

必须确认记者的一项特殊职责：保证公共事务以公开方式进行，政府记录能被公开检验。

宋骁飞说：“过去之所以说的不乱，是被压抑住了。那么现在可以放开。放出来以后公开地讨论，把所有的问题拿到桌面上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走向成熟的一条路，那么将来总有一天会成熟的，这是民主必须要经过的一个步骤。我反而觉得开放报禁之后。反而会使得我们政府受到更多人的尊敬。我们不要一个满嘴谎言的政府！”

阮忠枢说：“现在全国的记者队伍素质不一，很多都只是读了几天书，思想迂腐不堪，根本不能引领社会的进步！记者本来就是一个浮光掠影的职业，如果不受约束，那社会就乱套了。”

宋骁飞想了想说：“你说得有道理。不过你放心，我有办法。你去准备一下。从宣教部抽出骨干，成立全国职业记者管理局，负责组织全国记者的考试，发放记者证。今后。新闻工作者，一律要通过国家组织的考试，要职业化。”

说完，宋骁飞拿出身边的一叠资料，是中国职业新闻记者道德守则，“这是席夫人陪我到美国访问，找人搜集的美国职业记者操作守则，已经结合中国国情修改。你以这个为蓝本，编写资料向社会公开，然后找专家学者出考题，组织考试，发放记者证，今后，国内报纸聘用的记者，都要有记者证。随时把不合格的记者剔除出局。”

阮忠枢接过资料来一看，上面写得特别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