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鲁迅升官（第1 / 2页）

对每一个思考者来说，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方与西化的交流。姓资与姓社的争辩，防左与反右的徘徊，在每一个人的内心都产生着碰撞的火花。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很多人感到无所适从，但这是历史的进步，意味着个体的自由。严格意义来讲，所谓的社会道德，社会价值观，都是个人道德，个体价值观的衍生，是“意识构建的产物”。

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你所信仰的道德，你在你个人的领域就是自己的上帝。但记住，自由意味着责任，你是你自己的上帝，也意味着你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实现你自己的个人价值，就是实现社会价值。对你自己尽责，也就是担负起社会的责任。

也就是说，在个人领域，社会怎样，其实跟你没关系。你依然可以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依然可以选择为自己的未来努力。你选择毁灭也好，沉沦也罢，信仰你所信仰的，不要把社会拿来当借口。你不配，也不可能代表整个社会，何况这社会还是个“柏拉图的洞穴”。

当然，多元并不意味着没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人的尺度，诚信、礼义廉耻等。所以，在这个社会，坚守底线，每一个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把人这个大写的字立起来，也就足够。独裁者之所以成为全人类的敌人，恰恰是因为泯灭了人性。当以为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借口，当别人做什么都以为是怀有卑劣的目的，这样的人，其实已经没有道德底线，已经泯灭了人性。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重要大国，国民应该提高对正义的认识。对正义的认识并不复杂，顺从内心的第一感觉就可以了，因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以“人的尺度”就足够。

没想到鲁迅的第一炮，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开了重重的一炮。鲁迅到教育部任职后，对教育部新编的“历史教科书”不满，写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呐喊》，其中有很多偏激的话：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这篇文章发表在当时的《京报》的文艺副刊上，因为鲁迅本来已经有点名气了，这时对热心传统文化的学者开炮，而且把中国历史分成“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引起很多人的不满，纷纷到教育部门前请愿，要求革除鲁迅的公职。这事甚至闹到了教育总长严复那里，但因为鲁迅是宋骁飞总统钦点的教育部佥事，加之严复认为鲁迅文章的观点是在强调中国历史上民众没有人权，并没有在意。

鲁迅接着在《京报》的“自由谈”栏目发表了第二篇文章，《谈“西学东渐”的问题》：我们习惯于用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和思维来理解西方的概念和逻辑，这本无可厚非。但正因如此，有时会造成“驴唇不对马嘴”。特别是用传统的中国哲学去理解西方建立在宗教精神基础上的一些理性理念，往往只学到一些皮毛，形在神失。

譬如功利主义，我们习惯于批判，认为这等同于我们所讲的急功近利或者唯利是图。这种认识就比较肤浅了，只看到“形”。实际上，功利主义哲学是建立在结果主义的道德推理（即认为判断一个行为是否道德，取决于行为的后果，而不理会这些行为的本身，如善意的谎言）基础上的，有一整套系统的阐述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其代表人物是边沁，十八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他明确系统地表达了功利主义道德理论，基本思想是凡是能将效用最大化的事，就是正确的、公正的，最终提出了“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治学说。可见，功利主义是理性的，我们用非理性的思维去理解，只会得到一些浅薄的结论。可惜的是，现在连理性本身，也受到一些传统的非理性主义者的诘屈聱牙。而且理由十分荒诞。

比如有些学者反对言论自由。常用的逻辑是：“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或者“你们的言论也是不自由的”，只差没有跳起来说“我们比你们更自由了”。全然忘了当初**教导的“请看事实”。这样的逻辑好比邻居说你家姑娘丑，你反驳说，“没有绝对的丑”或者“你家的姑娘也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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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德国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是1871年统一后，不到二十年时间，成为欧洲工业强国。水印广告测试水印广告测试而苏联通过两个“五年计划”，也就是十年时间，完成了工业化，重点发展了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中华共和国在宋骁飞的领导下，继承洋务运动三十年工业基础上，经过成功的货币改革，借鉴德国和苏联的发展模式，政府重点发展国防工业和重工业，民间资本投资重工业和轻工业，加上对外殖民扩张得到日本等国的战争赔款，以及菲律宾、印尼、九州等殖民地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到1905年，中国虽然还没有完全完成工业化，但综合国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军力也在世界上屈指可数，除了潜艇、坦克、飞机这些秘密武器，常规陆军发展到一百万人，海军达到五万人。

但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社会的重大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中国面临的第一个社会重大问题，就是官员**问题。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致使官本位的思想意识深入中国社会的层层面面，加之中国是一个重人情的社会，所以尽管已经建立了共和国，巡抚变成了民政长、省主席等，因为复兴党一党长期执政，缺乏民主监督，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里，各级官员的贪污**还是成了社会的毒瘤。这一点宋骁飞倒是不担心，在中国廉政公署成立之后，已经开始准备，重点开展打击**行动。

第二大问题就是高房价。盛宣怀的政府为了快速推动城市化，城市的无主土地基本被收归了国有，地产商恶意炒高房价。许多地方政府喜欢用推高地价的手段来增加政府收入，因为房价的飞速上涨，全面推高了物价的飞升，这直接导致了很多年轻人在城市里买不起房。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高房价。动则上万银元，一般国家公务员都买不起了。居民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拉大。

这种情况的出现，跟传统文化中精神通常被工具化有关。我们重视从实践层面考察精神，对精神指导实践则做得不够。这直接导致实用主义的泛滥。这在有些情况下，是很危险的。比如法律，如果没有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做后盾，法律就可能成为**的工具。

现在，有些学者还抱有这种洋洋自得的心态：“现在很多西方国家学者在反思他们的文化，在向我们学习，所以传统文化比现代文明优越”。抱着这种逻辑的人，大概忘了孔夫子的一句话“不耻下问”，而且根本不了解西方学者有反思的传统。打个比喻，西方的学者是在反思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我们却躲在阴暗里质疑阳光的价值，固步自封，不肯走到阳光下去。这就有点可笑了。

我们很多老学究。抱着传统文化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不放，否定普世价值和文化。按照他们的逻辑，世界上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人。一种是中国人。迂腐可笑。人类之所以能生生不息，靠的就是人性没有泯灭。人性决定了一些道德底线。这些底线。比如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对同类的悲悯之心，对诚实善良的信仰……因为“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无不具有”！

这个社会已经被贴上太多的标签：道德感崩塌，价值观沦丧，各种丑恶的行径横行……很多人迷失自我，或随波逐流。很多人疑问，这个社会怎么啦？那么你不妨先问问自己，你到底怎么了？

道德感、价值观只不过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这个社会不是道德感崩塌，而是道德观点多元化了。这个社会不是价值观沦丧。而是个人价值观多元化了。把“混乱”换一个词，叫做多元化。

第三大问题就是环境问题，有些官员盲目发展经济，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工业污染导致江河的水发臭，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内蒙古高原的草原部分退化和沙化。

第四个是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问题。开放报禁之后，中国以“仁”为体，以“礼”为用，天人合一，家国一体。讲道论理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儒家的“三纲五常”被批判，加上现代教育多是西化的教育和技术培训，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艺术的传承链条断裂了。这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危机。中国古代讲究“耕读传家”，这是中国农业文明的“血脉”，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传”，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民工日益增大，旧的秩序在崩塌，西方传教士在农村活动频繁。

这些问题前三个都是政府的问题，宋骁飞觉得只要下定决心，以壮士断腕的方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倒可以解决，但是第四个问题，让宋骁飞有一些头疼，因为思想的争论，不能通过政府的强制力解决。在宋骁飞的理念里，政府是绝对不能控制人民思想的，因为历史上政教合一的国家，不管教义是什么，都是残酷的暴政。即便是基督教那么宣扬爱和宽容的政教，在中世纪，欧洲也是一片黑暗。

对传统文化开炮最狠的人，是鲁迅。鲁迅和宋骁飞对话后，就出名了，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赏识，因为年轻气盛的鲁迅浑身充盈着民主、激进、“比学赶帮超”的思想，蔡元培推荐他进入当时的教育部任职，鲁迅的职务是教育部佥事，相当于现在的正处级，是宋骁飞大总统破例钦定的。

宋骁飞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有人问当时的领导人，假如鲁迅还活着，会是个什么样子？当时的主席“想了想”，然后才说，假设鲁迅还活着，他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识大体不说话，另一种选择是在监狱渡过。现场的人听了，都吓了一跳，再也没有人敢往下问。宋骁飞觉得既然可以开放报禁，不妨让鲁迅这样的人好好说话，也许对民众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