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鲁迅升官(第2 / 2页)
鲁迅在旁边站了半响,这时忍不住插话说:“大总统,严总长,洪秀全有两大罪,一是走了以往中国几千年的造反者的老路,封建迷信起家,迷惑了无数善良的老百姓;二是放任太平军对无辜百姓的残杀,太平天国十几年中国死了几千万百姓!至于选妃、猜忌滥杀功臣,和这大罪相比,反而是小事了。还有很多历史人物,我觉得也是要重新评价的,比如李自成,骄奢淫逸就不说了,在北京搞的那点事大家都知道,临走的一把火险些把故宫变成阿房宫;张献忠这个王八蛋,不投降的杀,投降的也要杀,官兵杀,普通老百姓也要杀,不听话的杀,听话的也要杀;在四川搞个大西政权短短两年,天府之国被他杀成人间地狱。”
宋骁飞点点头,对严复说:“严总长,这历史教科书的问题很大,我的意见,给鲁迅再官升一级,让鲁迅担任教材司的主事,主持重修历史教材,我对此很期待。”
严复说:“既然大总统有此意,我没有意见。”
说到底,金钱本质上只是一种货币,支付媒介。金钱是万恶之源,只不过是把人性恶的一面转移到金钱身上。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原罪”的概念,只好把“万恶”强加到金钱的身上。我们说的“物欲横流”,实际上是“人欲横流”。从这个意义上讲,金钱是个好东西,它“童叟无欺”,其背后蕴含的精神是“自由、平等、公正”,这比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君子要高尚得多。
为金钱正名,实际上是替“资本家说话”,这在当时,不被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理解,到教育总长严复那里告状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纷纷要求教育部解除鲁迅的公职。严复的压力很大,只好去找宋骁飞。宋骁飞叫人把鲁迅也叫来,三人在会议室里长谈。
严复跟宋骁飞汇报了鲁迅的三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以及大家对鲁迅这个人的看法:“这个人刻薄寡恩,崇洋媚外,年轻气盛,自负狂傲”。
宋骁飞对严复说:“鲁迅的三篇文章,我都看过了,都不错,他的骨头还是挺硬的。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呀?”
严复说:“我个人倒没有什么意见。只是底下的人对他意见很大。”
有些老人,喜欢跟年轻人讲传统道德。其实这就更没必要了。一般来讲,皓首苍颜的老头子,跟在篮球、足球场上发泄荷尔蒙的年轻人讲传统道德,这跟一个性无能的人,劝说青年人禁.欲的效果会差不多。
人老了,看不懂这个世界,不明白年轻人在想什么,可以装装满清贵族,提提鸟笼,溜达公园,做个对社会有益无害的一类。何必倚老卖老,卖弄自己的无知,不讲人性,谈何道德,这何止是反智,简直辱智。不过,年轻人也不必失望,多点时间和耐心等,等那批变老的坏人死光了,这世界会不会好点?要声明一下,这句话,不是我的首创,典出《论语》“宪问”:“老而不死,是为贼”。
鲁迅的这篇文章,为“功利主义”正名,强调个体的责任,特别是最后两句“年轻人也不必失望,多点时间和耐心等,等那批变老的坏人死光了,这世界会不会好点?”和故意曲解的“老而不死,是为贼”,让很多老家伙气得直跳脚。连被下放到河北农村劳动的辜鸿铭看到此文章,都写文章骂鲁迅“误人子弟”,有一个叫章士钊的年轻人,主编《甲寅》,主张学生尊孔读经,提倡文言,气愤不过,竟然跑到教育部跟鲁迅约架。
但是严复还是碍于宋骁飞的面子,只约谈了一下鲁迅。鲁迅不以为然,随即在《京报》上发表了第三篇文章。《为金钱正名》:中国人受了多年传统教育,形成刻板观念:“金钱是万恶之源”,所以跟钱有关的活动就都是“阴谋”,那么不含任何“社会劳动”的“金融活动”就肯定是“万恶的资本家”的“惊天大阴谋”。这对那些没有经济常识的人来讲。的确是“醍醐灌顶”。实际上却不过是一个儒家道德思想下偏执的“怪胎”。依我之见,“没钱才是万恶之源”。
的确。现当代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和金钱有关。我们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金钱。世界上每一次的“恶”,都跟金钱有关,但这是否意味着金钱就是万恶之源?在我看来。恰恰没钱才是万恶之源!世界上的违法犯罪,多是为了一个“利”字,穷根究底,就是因为没钱或者缺钱。
宋骁飞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个风气不好。我看鲁迅不但不应该去职,还应该升官。比如第一篇文章,讲的就很好,批评你们教育部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我觉得说的还不够。我也看了你们组织专家编撰的历史教科书,我一般都是不干涉你们的工作,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真是死抱着传统的臭裹脚布,又臭又长。除了一些年月日,枯燥的数字和事件,很多历史指导思想都是有问题。”
严复听到宋骁飞的批评,额头直冒冷汗,小声问道:“大总统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我们好改正。”
宋骁飞说:“比如太平天国这一段历史。我们后人该如何看?不能出于民族革命的政治需要,,就加以美化吹嘘。要向鲁迅说的那样,以人性为尺度,去客观评判这段历史。不仅洪秀全本人荒淫无耻,残暴愚民,后宫佳丽几千人,以他为首的太平军造反,造成中华民族一次历史性大灾难。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死亡就多达四五千万。中国当时最富庶的江南地区,经济受到极惨重的打击。沙皇俄国还趁清朝政府与太平军作你死我活的搏斗,东北与华北兵力空虚,侵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实认识洪秀全及太平军,我个人认为,必须尊重事实,必须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福祉、社会文明进步为准则。”
严复说:“大总统说得对。不过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说太平天国曾经举起过‘官兵平等、男女平等’之类的旗号,定都天京之后,还颁布过《资政新篇》,这在当时的中国算是相当先进的思想。”
宋骁飞哈哈大笑:“那些个砖家,只会在历史资料里研究学问,应该关到牛棚里去!评价一个人,重要的不是他说了什么,而要看他干了什么。更何况《资政新篇》,开篇就是“天父天兄纲常,太平一统江山万万年也”。洪秀全他们刚刚定都南京,就露出了他们自私、狭隘、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劣根性。在洪秀全的眼里,妇女都是他的玩物和奴隶,根本就不把妇女当人看。天王府连太监也不设,妃嫔加上服役的女官,总计有二千三百多名美女,陪侍洪秀全一个男人。你再看看他写的那些恶心的淫诗,什么狗屁东西。”
人人道德上谴责金钱,在行为上又不得不追求它,这是为什么呢?根源还在于我们的传统思维。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激烈冲突,主要表现在两者对“逐利”的态度不一样。
儒家强调金钱的罪恶。儒家很多时候不承认人的**的合理性。强调“诛心之论”。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个前提,那就是“正心”,所谓“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个“心正”,强调的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传统文化中,商人的逐利行为是受正统鄙视的。这也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中国一直无法发展壮大的原因。到了共和国,也还有无知的人提出“节制资本”,限制私人资本,只愿发展“国家资本”。所以马.克.思说得好,理解东方社会的关键,在于清楚东方社会不存在私有制。在我看来,至少是不鼓励私有制。
然而,在市场经济中,其核心就是“价值规律”。金钱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尺度。商人如果靠诚实劳动来谋取自己的利益,是无可非议的。在道德上,商人并不比子曾曰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的君子低一等。英国大哲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讲,在经济上,每个人“逐利”对整个社会是有好处的。
市场经济并不是不讲道德的。只是市场经济的道德,跟儒家尊崇的那种“内心”的道德不一样。市场经济是要靠契约精神,也就是诚信为基础的:诚信靠契约来保障,诚信有契约来保障。这是很多国人不清楚的地方,也是其优越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