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中国大外交（第1 / 2页）

宋骁飞说：“这件事我在你的日记里看到了。搞个人崇拜是极权人物的通病。”

鲁迅说：“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们被展现的模范学校背后，是大量的孩子失学和无家可归的儿童流浪街头，农村小学教师低微得令人难以相信，工资被拖欠，大量的课本和练习本因为质量低劣不得不废弃。大约只有十分之一的儿童能够正常上学。但是这并非北日本国连这点钱都没有，城市里到处是新建的马路、巨大的工程、富丽堂皇的戏院，花三四百万日元修公园，什么都是大规模的面子工程。接待我们代表团的花费，无论是公务还是自己的私人的需要，都是不用付钱的。因为我们是本日本国尊贵的客人，我们给钱他们也不要。我们每天吃的都是特供食品。”

宋骁飞问道：“农民和工人处境怎么样？”

鲁迅回答说：“人们热情赞扬北日本国已是一个消灭了阶级和特权的人人平等的社会，可是，普通工人的工资与高级负责人、官员、专家、教授、艺术家的工资之差高达几十倍。新生的贵族懒散堕落、贪图享受、不顾他人的本能。他们已经形成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工人和农民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变成为特权群体享受的财富。无产党特权群体不仅工资高出工人几十倍，实际中还有各种各样的灰色收入或隐形收入和特殊待遇，无产党高级干部优先享有优厚的公款汽车和住房、食品配给、特供商店、医疗服务、国内外旅游、公款吃喝、和其他津贴。田上恩民本人的豪华别墅有多少座，没谁说得清。”

宋骁飞冷笑道：“看来北日本国的**堕落，比苏俄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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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教育部副部长鲁迅的日记报告，宋骁飞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些日记虽然只有三万多字，但从经济、科学、工业、法律、文化、妇女状况、公共道德、普遍贫困等方面，揭穿了北日本国无产党宣传的谎言。他看到的北日本国社会，严酷、刻板、教条、多疑、强权、虚伪，以及这一切造成的令人民难以忍受的、窒息的生存环境。

宋骁飞打电话叫鲁迅到了总统办公室，问他道：“你们联合国的代表团在北日本国受到的接待不好吗？怎么你记载的都是北日本国的黑暗面？”

鲁迅说：“不，正好相反，我们所受到的礼遇之隆，是我本人也万万没有想到的。我们享受到了只有国家元首才能够享受到的待遇。从踏上北日本国国土的那一天起，我们就已经处于鲜花与掌声的包围之中了。我们的足迹所到之处，一定会有盛大的欢迎仪式，随之而来的即是地方行政官员全程陪同的参观和游览。大到一座城市，小到一个村庄，只要是我们经过的地方，到处都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彩旗，上面用中文和英文写着“欢迎联合国代表团！”

宋骁飞说：“我想田上恩民虽然不懂事，清除了他的姑父田上泽成和其党羽，他也会给你们展示北日本国美好的一面。”

鲁迅说：“是的，北日本国的青年们痛苦地注视着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在全国泛滥；大多数平民百姓半饥半饱，而官僚特权分子却挥霍无度。普通工人的儿女们看到，出身高贵的不学无术的同辈如何进入国家机关担任诱人的职务，而他们自己却在繁重的工作岗位上卖苦力，受剥削。”

宋骁飞点点头。问道：“北日本国还有什么反常的吗？”

鲁迅说：“还有就是即便是表面的幸福，北日本国是以牺牲个人的幸福为代价的。在北日本国，任何事情。任何问题上，都只允许一种观点，一种意见；一点点不同意见或是批评，就会招来劳改甚至杀头的重大灾祸。“在北日本国，不管一部作品多么美，只要它不紧跟无产党的路线，它就会遭到羞辱。一旦有人不同意使自己的艺术堕落。并拒绝俯首听命，谁就会遭殃。在北日本国文化界，你根本听不到任何不同于官方观念的声音。艺术家的思想已经被消磨得没有棱角，奴性与虚伪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之常态，他们只有听话，才能有所收益。只有思想对路。才会进入日益膨胀的特权阶层。历史的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符合田上恩民的胃口，对艺术家、作家，北日本国的要求就是听话。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就会莫名失联！”

“这个也在意料之中，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苏俄就是‘臭老九’。”宋骁飞说。

鲁迅说：“从表面看来，北日本国的一切都显得那么井井有条、那么高尚、那么完美。但是，随着考察的不断深入，我凭着直觉感到了其中的虚假。很显然。我们每天的日程都是策划好的，见什么人，不见什么人，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也明显经过了一番精心的安排。北日本国人们的所作所为，总是带有一种表演的痕迹。于是。在一辆列车上，我走出了自己的包厢。大总统，你猜我遇到了什么？”

宋骁飞道：“别卖关子了。说吧。”

鲁迅说：“我遇到了几个穿着破旧袄子的年轻人。我和他们聊天，他们的愚昧无知让我感到很惊讶，他们对外国的无知非同一般，他们被他们的政府告知中国、美国的各方面一切都不如北日本国。当局的宣传让他们保持了这种幻觉。他们因为无知而自高自大。反过来自高自大又加深了他们的无知。从幼稚时代。当局就开始对人们进行的思想改造。”

宋骁飞说：“北日本国的愚民宣传不必布尔什维克少。这也不奇怪。”

鲁迅说：“本日本国确实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每个人的需要似乎都是一样的。人人都异乎寻常地穿得一样：军人穿着一样的军装，老百姓都穿着破烂的衣服，甚至北日本国的男人，大都留着政府规定的发型。每个人能够快乐，并且表现出快乐的样子。他们对于商品的需要，也显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喜爱，而只是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比如水壶，都是军用水壶。他们的住宅也好不到哪里去。里面除了千篇一律难看的简单家具和同一张田上多贺和田上恩民的合影像外，其他几乎一无所有。我们所到之处。无论是公共场合还是私人住宅，到处都悬挂着这样的合影，人人嘴上都挂着他们的名字，每一个人的讲话中都无可遗漏地颂扬他们父子。有一次，我们代表团出于礼貌，决定发一份电报给田上恩民，对我们在北日本国受到的接待表示感谢，只是因为电文中没有加上‘您，劳动人民的领袖’，或者‘人民的导师’的字样，营业员竟然拒绝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