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山雨欲来 第二十节（第2 / 7页）

名士大儒和部分持反对意见的士族官僚们聚集在一起，以上奏，劝谏，论辩，组织太学学士到北宫请愿等形势，向天子和朝廷发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呼声。

朝廷的争论突然之间延伸到了太学，延伸到了名士大儒，延伸到了学术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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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在本朝占据主导地位，它的学说直接影响和决定了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和推行。

儒家学说倡导君权天授，由此引申出“大一统”的集权统治。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一种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而重农抑商之策正是以其能打击富商豪强获得民心，稳定人口、易于管理等诸多优点，顺理成章的成为国家首选。

推行重农抑商之策需要一个完善的文官体系，这一点儒家学说也帮助君主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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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者认为，抑商重农之策在打击富商巨贾的过程中，虽然赢得了士族的支持，得到了民心，但过分打击商贸活动，却最终伤害了耕地的百姓，伤害了国家，危及了社稷。

本朝四百多年来开荒十五亿亩，黄河两岸，中原地区，几乎已经看不到森林，但国家为何还这么穷？

本朝人口最多的年代曾经达到五千六百多万，本朝近百年来的军资开支累积达到五百多亿，这么多人吃饭，这么多赋税要交，从哪里来？土地。

国家庞大的财政支出是本朝的土地和百姓所无法支撑而又不得不支撑的。本朝的百姓在“重农”的国策之下，承担着超出自己支付能力的数倍乃至数十倍的沉重负担，苦不堪言。但本朝的“抑商”结果是什么？由于货殖本身的特殊性和必要性，由于盐铁等商贸事实上的存在，在表面“抑商”的背后，却是官商不分，官商勾结，牟利害民。

秦一统六国之后，将郡县制推广全国。本朝从秦制。郡县制的设立为国家权能的实施减少了掣肘的力量，也为本朝理清了一条上下交流的渠道，本朝官僚体系的触角也随之遍布全国各地。本朝的官僚以“士大夫”为主体，“士大夫”的身份具有“儒生”与“官吏”的二重特性。这种二重性既使得“士大夫”在推行国家政策时具有积极的主动性，同时又因其身份中“儒生”的特征，从而使得“士大夫”的官僚体系具有了部分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使得在民间营造“重农”风气成为可能。

本朝的官僚体系几经反复、几经磨合，终于形成了阳儒阴法的士大夫官僚体系，“礼治”与“法治”、儒生与文吏的结合日趋完美。

由于士大夫的官僚身份，他们成为统治者的一份子，参与了特权的分割。这种特权的实际收益使得士大夫们和君主的利益紧密相连，他们因此成了“重农抑商”政策的真正参与制订者和推行实施者。士大夫们清醒地认识到商贸的过分发展，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商贾势力的复苏，这对他们的地位和权势有着巨大的威胁，这一点是以承担天下道义之大任的士子儒生们所不能接受的。

另外，儒生在成为官员之后，并没有完全失去对自身真正身份的认识及社会道义的担当。儒家学说里的“富民”、“教民”便成为儒生的社会责任与道义担当。在“富民”的问题上，儒家的主张是“藏富于民”。这种藏富于民的主张与国家的“重农”之策在名义上取得了一致，这也是他们积极主张重农抑商的原因之一。

所以，以儒家学说为根本的官僚们成了反对变革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但反对农工商并重，更反对盐铁放开。

表面的重农和实际的重商，这就是本朝土地兼并屡禁不绝，国库枯竭，社稷危机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本朝重农抑商之策的最终结果。

上至天子，下至士子，由于重重原因，明知道“商”之不可抑，却不得不抑，明知道“农”之必须重，却难得其重。本朝的农、商在王侯权贵、门阀官僚的过分介入下，已经长期处于岌岌可危的生存状态，如果再不力图变革，本朝的社稷必将有倾覆的一天。

“如今国家危难，民生凋敝，只有再次启用本朝初期自由开放，依法治国之策，以图重振社稷。”支持者毫不让步，高声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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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支持者的这一说服，却触动了大汉国最为敏感的区域，那就是儒家学说和黄老学说的争论？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