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乱世豪雄篇 第十一章 长河落日 第三节（第2 / 3页）

明堂是周制最重要的礼制建筑。明堂之制自西周开始广为流传。

昔年殷纣乱天下，脯鬼侯以飨诸侯，周公于是辅佐武王讨伐殷纣。后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继而天下服。七年，致政于成王。在先秦典籍中，明堂多为布政之所。《孟子梁惠王下》中说，“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如行王政，则勿毁之矣。”其实，明堂之制除了祭祀、布政外，还包括诸如内治、建官、颁朔、望气、大教、学校、养老、尊贤、飨射等多项礼制活动。

在儒家经典中，三雍是礼乐教化的象征。

先秦时期，礼乐教化一直是儒家孜孜以求的治国理想，然而在春秋战国，兵戎纷争，烽火连锦，以礼乐行教化所必需的稳定局面并未出现，儒家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迂阔之学”。

本朝立国之初，儒生们期望能“正明堂之朝，齐君臣之位，举贤材，布德惠，施仁义，赏有功”，而陆贾、贾谊等学士亦提出了“礼乐教化”安天下的主张。但当时天下刚刚平定，财赋匮乏，将相只能以牛车代步，广设礼乐、详尽制度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在这种内无余财，外有强敌，诸乱未平，匈奴又至的混乱局势下，本朝初期只能行“黄老”之学，行无为之政，以便让百姓休养生息。

太尉荀攸大声驳斥道，“《戴礼说盛德记》中有言，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所以朝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明堂月令说》中也有言，明堂高三丈，东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圆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户八牖，其宫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先辈种种遗说足可证明，本朝三雍应符合‘今礼’，辟九室，毋庸置疑。”

郗虑当即嗤之以鼻，“戴德大师是孝宣皇帝朝的博士，《大戴礼记》是他选编先儒有关礼仪论述八十五篇而成，距今不过两百多年，但《周礼》、《孝经》呢？距今多少年？明堂到底是五室还是九室，难道还要争论吗？”

李玮极力支持崔琰、郗虑，他也说道：“郑玄大师曾说过，《戴礼》中关于明堂的记载，虽出于《威德》篇，言明堂应为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但其实都是取自秦相吕不韦所作的《春秋》，并不是什么古制。另外，讲学大夫淳于登曾说过，明堂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就阳位，上圆下方，八窗四闼，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郑玄大师同意淳于登之言，认为本朝立明堂于丙巳，就是由此而来。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合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德行于今。因此，建三雍应依古礼，明堂应为五室。”

大臣们很快分成两派，在朝堂上吵成一团。

大将军李弘昏头昏脑地回到了府邸，还没坐下喝口水，谏议大夫赵松就来了。

到了孝武皇帝时期，国事渐趋安定，财赋稍有盈余，这时才有论礼乐、建明堂之议。赵绾、王臧等公卿大臣打算仿照古制，在长安城以南建明堂，但由于“三雍”是儒家礼乐政治的象征，信奉“黄老之学”的窦太后极力反对。结果赵绾、王臧被迫自杀，丞相窦婴、太尉田蚡被免职。

赵松自从随同小天子亲征以来，和李弘的接触越来越多。李弘很喜欢他飘逸洒脱的性格，喜欢和他聊聊天，向他请教一些经文上的事，彼此很投缘。看到赵松来访，李弘急忙把他迎到书房，急切问道：“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觉得朝堂上的气氛越来越不对啊？这个‘今礼’和‘古礼’是怎么回事？和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有什么关系？”

赵松笑着说道：“所谓‘今礼’，最早见于《大戴礼记盛德》，也就是光武皇帝中兴后所采用的明堂制度。《礼图》中说，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圆下方，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即为现在洛阳明堂的九室建筑格式。‘古礼’则是指《周礼考工记》所载的五室明堂之制。至于和今、古文经学有什么关系……”赵松迟疑了片刻后，继续说道，“戴德大师是今文《礼》学大家，因此一般来说，持‘今礼’观念的儒士几乎都是今文经学一派，但也有例外，比如蔡邕、卢植两位大人。他们是古文经学大家，但坚持明堂制度为‘今礼’，并把它写进了《汉书》。”

“也就是说，朝中很多古文经学派的大吏也是支持‘今礼’，就是九室明堂制度了？”李弘问道。

赵松点了点头，“大将军，我急急忙忙来见你，就是想向你解释三雍一事。今天朝堂上，李大人、崔大人、郗大人等大臣明显占据下风，这对朝廷的新政非常不利啊。”

李弘暗暗吃了一惊。建一个三雍宫，采用何种明堂制度，会对新政不利？他望着神情严肃的赵松，轻轻挥了挥手，“你慢慢说，我仔细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