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4章 通气（第1 / 1页）

所以，你跟我拽什么拽？马冲撇了撇嘴，联想到进京以来的各种事情，觉得这清国人其实没有太多的本钱来和他“装逼”。是，我们是需要庞大的清国市场，需要把目前每年一百多万圆的生意给扩大到五百万、一千万，国内一些官商家族，利益牵扯其中，也在朝这方面使劲，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会在你们面前卑躬屈膝。

马冲想起了昨天下午隆科多的突然来访。马冲认为这是谈判的前奏，但隆科多坚决不承认，他认为这只是一次“通气”，即事先比划比划，明确一下各自的底线及让步程度，免得真谈判时场面搞得太生硬，伤了和气。

隆科多询问满蒙开拓队的扩张终点在哪里。这个问题马冲无法回答，他没有权力约束那个陆军武夫扎堆的藩镇。魏文度等人从北满打到中部，从额尔古纳河打到漠北草原中部，花了那么大代价，怎么可能放弃？因此，对于隆科多提出的几个问题，他几乎全都拒绝了。车臣汗不可能回到乌尔格，东属蒙古四部不可能撤军；满洲方面，铁路都开始向长春厅修了，交通瓶颈得到了极大的缓解，那么已经攻占的原吉林将军辖区又怎么可能吐出去呢？投降东岸的关外八旗，已经被安置到了北满大地，难道再把他们都送回南满？那是不可能的！

因此，隆科多唉声叹气而来，愁眉苦脸而去，没有得到任何好消息，回去后竟不知该如何交代——其实，就康熙本人而言，他几乎已经猜测到了隆科多会铩羽而归。以他执政这几十年的感受来看，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外交谈判中同样很难得到。

不过马冲同样明白，谈判嘛，就是漫天要价，落地还钱。清廷派隆科多过来通通气、探探口风，先提个自己很难接受的条件，试探一下底线，后面多半会再提新的条件，进一步明确东岸人能让到哪一步。

“……不言而喻，最近数十年清国最显著的特点便是人口的增长。从1643年莫大帅登陆以来，七十多年内人口增加了60%，几乎达到了七千万的数目。从前明以来，有很多因素让清国的食品生产赶上了它的人口增长。由于地区间的移民，又由于在新开发的土地上种植从美洲移植过来的新食品——红薯、玉米和土豆，因此以往许多无法利用的土地也被开垦出来，新增加的人口投入了其中，如此正向循环，便造就了令人惊讶的生命洪流。”

“……人口的增长同样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首先是人均耕地面积的下降，这导致了人均粮食消费的下降，进而影响到了人的身高、体重、力量、耐力等基本身体素质。当然也有很多无地农民，他们部分被征募为绿营兵勇，部分前往满洲、蒙古一带垦荒，现在有多了青海、伊州等地。不得不说，这些人烟稀少的处女地的存在，是清国百姓的福祉，额外多出来的土地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粮食产出。其次，政治领域的竞争依然日趋激烈。清国进士以下功名的数量多年来一直没有增加，有些年份名额甚至还减少了，但此时人口在快速增加，文化人生产过剩，政治竞争日趋激烈、残酷，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国家的基础。”

“……清国为了开辟财源，实行了一种捐监制度，但除了财政上的暂时满足之外，还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最显著的后果就是各级行政机构充斥着冗员，这些人未必能得到实授公职，买来的功名和官阶往往只带来了社会地位的提升。但毫无疑问，他们是官员的预备军，使得每一个官职的竞争人数大大增加，激烈程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场生态急剧恶化，贪污腐败风气盛行，从长期而言颇为不利。”

“……清国绝对有扩大工商业发展的冲动，虽然多年来一直不得其法，总是在做高投入低产出的傻事。不过不得不承认，工商业可以大量吸纳产出过剩的文化人，将他们纳入社会秩序之中。这种行为，理所当然地消除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但也在默默酝酿着掀翻帝国统治根基的隐患。”

“……为了凝聚人心应付战争，清国在政治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已经走得很远。康熙其实并不情愿这么做，但国内外严峻的形势逼得他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最近十来年清国府一级主官的变化的话，那么可以很清晰地发现，汉族官员的比例上升很快，已经渐渐占据了的相当的优势。而在省一级，出身都察院、翰林院这两大汉人官员大本营的一级行政官僚，也呈现越来越多的趋势。更别提军队系统了，绿营中战斗力最强的是位于贫穷的西北地区的部队，这是汉族军官的大本营之一。此外还有新军，满族官员似乎较难以适应新式军事的发展，或者普遍文化水平较低，无法胜任新军官职，因此这又是一个汉族军官的乐园。康熙应该对此感到非常警惕，因此在北京及奉天各组建了一支纯满人的新军，各有一万多人的样子，但据悉战斗力很是一般，投资效用不强。”

而为了打乱对方的节奏，不被牵着鼻子走，马冲同样向隆科多提了一些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有五条：一、在北京开设大使馆，分别在天津、海州、南京、杭州、安庆五地开设领事馆，大使馆、领事馆均可设立仓库，从事商业活动；二、全面开放市场，所有商品在五年内关税降至20%，十年内降至10%；三、允许东岸出版物在清国境内发行，清廷不得以任何名义封禁、查抄；四、将漕粮运输合同授予东岸航运公司，并实行优惠税率；五、允许东岸金融机构进入沿海港口城市，首批开设五家分行，用于汇兑结算，清廷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止东资银行将贵金属运出清国。

这几个条件，当时曾让隆科多倒吸一口冷气。不过作为一个中间传话人，他再怎么样也得如实回去禀报。说不得，又得被康熙好好骂一顿了，这或许就是他走的时候愁眉苦脸的主要原因吧。

“马大使在吗？皇上口谕，后天下午进宫面圣，赐茶。”正遐想间，院子里响起了殷扎纳的声音。许是知道马冲根本不会“领旨”，因此他也不要什么搞什么传旨流程了，直接跑过来口头通知。

“本使知道了，辛苦殷大人了。”马冲走出房间，说道。呵呵，看来你们也不想磨蹭了啊，巧了，我也腻了，就让咱们好好摆一摆各自的本钱，谈就对了嘛！

“……漕运衙门比想象中更加人浮于事。粮米的每一次易手或通过检查站都要交付陋规。漕运站中，数以百计的候补官员挤作一团，作为帝国政府的委派官员领取薪饷。运输漕米的漕丁人数每年都在上涨，但运输的粮食数量却没有显著增加，这进一步增加了成本。在多种因素综合之下，1711年一船粮米的运输费用已经增加到了150两银子。未来进一步上涨是大概率事件，200-300两银子一船粮米的运费将成为现实。因此，清廷有极大的改漕运为海运的冲动，特别是在漕河屡次淤积，导致大量漕船积压的情况下，海运费用的低廉对他们有相当强的诱惑力——海上不会有检查站或中间人。”

“……盐业收入在内务府这个能量强大的机构中占据最大比重。很多盐场及销售机构的重要职务，甚至被内务府派出的官员所把持。他们实力强大，能影响地方官员和军队，并且以私盐贩子为主要打击对象，以增加国库收入。但这种坚决的打击行为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首当其冲的是广大乡村靠消费廉价私盐生存的农民，其次是乡间数量庞大的无业游民和捣乱分子失业了——他们往往从事私盐的贩卖工作，这使得基层治安变得乌烟瘴气，帝国形象大大受损。”

“啪！”马冲将手头把玩的一枚银币拍在桌上，长长舒了口气。这《号角报》的华记者还真有本事，内参写得十分详尽，对一些问题的剖析极具深度。外交部给天津记者站的拨款当真没有白费啊，还不到十年时间吧，就对清国了解如此透彻，相关人员的的位置可以考虑往上挪一挪了，人才难得啊！

话说《号角报》作为远东第一大报，其天津记者站的开设也是东、清两国官方互相妥协的结果。当年东岸想要做生意，清国想要廉价的工业制品，同时结束登莱、宁绍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节省开支，最后一拍即合，各取所需。清国人设备整机从外国进口，但零部件可未必。以曲柄连杆为例，原装英国货运过来售价要三百两银子，黑心得很。而黑水自产的同类商品，则只报价八十银元，虽然也够黑，但真的便宜太多了，清国人除非有重大利益牵扯，否则傻子都知道该买谁的。这就是双方有限度边贸的存在意义，对清国而言，黑水工业零部件真的是刚需，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在其他方面让一些步。成立个记者站又算得了什么？反正《号角报》也不在清国境内发行，记者站那几个人，专门派探子盯好就行了，能济得甚事？

马冲在抵达登莱时就领取了数份有关清国近况的内参。路上阅读了部分，到北京后闲暇时继续研究，真的极大加深了他对清国的理解。这个国家，正如所有正在艰难改革的老大帝国一样，局势动荡，问题多多。同时，财政状况也很不乐观，政府横征暴敛，虽然还未达到南边大顺压榨国民的那种凶残的程度，但也足以让人咋舌了。况且他们还有隐隐存在的满汉矛盾，既得利益者满洲贵族群体对快速崛起的汉人官僚非常嫉妒，进而达到了痛恨的程度，作为双方斡旋者的清帝夹在中间，说实话也很难办。康熙已经是有个非常有手腕和智慧的人了，但时局如此，他也只能做个裱糊匠，尽量维系朝政，不让矛盾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