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7章：各种模式（第2 / 3页）

卡西尔建立了一种象征哲学，作为普遍的“文化语法”。

卡西尔的象征思想在其弟子朗格的文艺美学中得到充分发展。他们的论点精彩，却难以进一步在其他学科领域中推演，与这一模式相近的还有美国文论家伯克的“符号行动”理论。

伯克的立场接近新批评，五十年代初推动新批评拓宽视野。

卡西尔学派不太关注符号学作为方法论的可操作性，他们的模式成为一种历史遗迹，在此后因后继无人而从符号学中消失。

但他们对于文化的重视，今日看来依然是值得珍视的学术财富。

索绪尔认为，语言虽然只是人类使用的符号之一种，却是不成比例的超大符号体系，语言学研究的应当为符号学提供模式，因此，符号表意的根本原则是任意性。

二十世纪前期，“索绪尔式语言学迅速成熟”、在六十年代，当结构主义符号学潮流涌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时，语言学为之提供了一个系统清晰，根基牢固的理论框架。

三十年代的布拉格学派、六十年代的巴黎学派提出的符号学体系，大都建构在索绪尔原理之上，他们的符号学实际上是“语言学式的”符号学。

语言学模式，使符号学难免落入结构主义的封闭格局。索绪尔理论很难摆脱封闭系统观。

第二种模式是皮尔斯提出的逻辑—修辞学模式。

第四种模式的开拓者是苏俄符号学家巴赫金。

这种模式考量所有的符号类型，而不以语言学为模式。

由此发现符号表意的理据性不同，这个出发点促使符号学向非语言式甚至非人类符号扩展；更重要的是，皮尔斯模式提出了符号意指的一系列三分式，使符号向无限衍义开放。

二十世纪大部分时期，虽然有莫里斯、米德等人的坚持，皮尔斯模式还是受到冷落。到七十年代，符号学界“重新发现”皮尔斯。西比奥克，艾科等人，把符号学推进到后结构主义阶段。

皮尔斯理论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理论，成为符号学最重要的模式。有论者甚至认为符号学发展到当代，索绪尔的贡献只能说“相当微小”，“符号学之父”竟然已经被符号学近年的发展边缘化了。

第三种模式是卡西尔的“文化符号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