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8章 这样可不行（第1 / 2页）

由于宋代的造船水平、航海技术的提高与指南针的发明和使用，这时航海更加安全，航线距离明显缩短，两国的使臣和贸易来往频繁，规模庞大。

神宗时，有高丽使金良鉴来言：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现“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从之。”于是，自此以后，明州取代了登州港在对外交往中的地位。但是，自明州“由海道奉使高丽，弥漫汪洋，洲屿险阻，遇黑风，舟触礁辄败，出急水门至群山岛，始谓平达，非数十日不至也。”

因此，地处黄海的密州板桥镇港就变成了北宋与朝鲜半岛交往的首选港口，成为山东和北方的第一大港。据文献载：“板桥久为海舶孔道，朝臣与高丽往来由此。”

大宋改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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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基础，山东半岛在先秦时期已经成为中国与海外交往的出发地。在三国时期，由于朝鲜半岛常年战乱，因此有许多人都逃亡到中国的东部沿海。自战国至汉代和隋唐，登州古港也是一直依靠其优越的战略区位成为对外用兵的军事集结地。此后，特别是在唐代，它更是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交通和中国南北往来的要冲。

当然，这种地位的确立与唐朝在陆续对高句丽进行的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争中以其作为集结兵力的基地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当时新罗与唐朝的统治、经济、文化关系非常紧密。经济上，新罗通过海路将果下马、朝霞紬、鱼牙紬、黄金、海豹皮等土特产输入唐朝，将唐朝的金银精器、紫绣纹袍、瑞文锦、五色罗、彩绫等输入新罗。

另外在政治和文化上，他们也是大量的吸收引进唐朝先进的政治文物制度。为此，更是大批的派遣青年到唐朝留学，多者一次就达上百人。那些参加了唐朝进士考试的“宾贡进士”，除少数流在唐朝为官者外，绝大部分都学成回国了。

有的虽也留下做官，但最后还是回归了自己的祖国，如崔致远等人。他们回国时带回了大量的中国文物典籍。此外，往来的官方使者和宿卫的王公贵族，来华求法、修行的僧侣，更有从事各种的商人，包括官商和私商，也包括被买来的奴婢和其他流民。

所谓的“隋唐东亚文化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海洋交通实现的。隋唐王朝虽多以关中为本位，但对周边地区也不敢掉以轻心。故有隋之对高句丽的三次用兵和唐太宗东征、高宗联合新罗消灭百济与高句丽，以及为控御东北在辽西营州先后设置都护府和平卢节度使之举。在隋唐用兵于朝鲜半岛的条件下，海上交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隋炀帝再次东征高句丽，其海军仍由来护儿率领由东莱渡海，惟因负责督运的礼部尚书杨玄感反隋事件和高句丽交还叛将斛斯政而作罢。在这两次东征中，东莱与登州古港不仅是海军的集结、起航地，也是水军的造船基地。

然而自“海上丝绸之路”于西汉时候的兴起，更是在唐宋时期达到了其鼎盛时期。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是以广东、福建等沿海港口为起点，经南海、北部湾到达波斯湾、红海，而广东省沿海更是历来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因此，眼下一些比较重要的港口多是分布在大宋的东南地区的。

北宋建立后，建都于开城的王氏高丽就与北宋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但因为后来占领了燕云十六州的契丹曾一度攻克开封，改国号辽，并屡屡进攻北宋的疆域。结果，内地通往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陆路交通被阻隔，两国间的交流完全靠海上船队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