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第3 / 3页）

“刚才萨莫欣和布特利亚克说菲余是自己人，‘可以相信的人’。他是积极分子，经常参加社会工作。弄坏钻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谁没遇上过这种情况？反正小伙子是自己人，霍多罗夫则不是……可是有谁去做过霍多罗夫的工作？对，这位工长爱挑刺儿，可他的工龄有三十年！不管他有何政治立场，这档子事他就是做得对。他这样的人在维护国家财产，我们自己人却在任意毁坏昂贵的进口工具。该如何解释这种违背常理的现象？我认为该从这里突破，发起进攻。

“因此我建议开除菲余的团籍，理由是不负责任、破坏生产、违反纪律。还要把他的情况写成文章登在墙报上。刚才的数字也要写进评论去，并公开张贴。不必怕什么议论，咱们有力量，会得到支持的。那些优秀工人是共青团的基本群众，他们中有六十个人去过博亚尔卡筑路工地——一所最好的学校。有了他们的参加和帮助，我们肯定能让后进变成先进。但首先，你们现在对此事的态度必须完全、彻底改变。”

平时不怎么说话的保尔，此刻慷慨激昂、口气尖锐地说出这番话语，令茨韦塔耶夫第一次见识到这个电工的本领。他明白保尔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戒备心理作怪，他不肯承认这一点。他认为保尔犀利批判的矛头是指向整个团的工作，企图动摇他茨韦塔耶夫的威信

，于是他决定反击。他指责保尔的头一条就是袒护霍多罗夫这个孟什维克。

整整三个小时，直到天色都很晚了，这场激烈的辩论才有了结果：茨韦塔耶夫败在了大量确凿可靠的事实下，失去了多数人的支持，他最不应该做的是又做出错误的举动——压制民主——他在最后表决前要求保尔离开会场。

保尔脸红了，他慢慢转向桌子。

“我知道。但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意见。此外我还有个相关的新问题。你还反对我参加吗？”

“不反对。不过你该明白，内部会议只有团委员才能参加，人多嘴杂讨论起来就困难了。不过既然来了，你就先坐下吧。”

保尔头一次受到这种羞辱，他的双眉之间出现了一道皱纹。

“何必讲究形式呢？……”霍穆托夫提出反对意见。但保尔打了个手势示意他别再说了，自己坐在一只方凳上。

“行，茨韦塔耶夫，我这就走。不过这并不能让你好过多少。我要提醒你，要是你继续固执下去，我明天会在全体大会上发言。而且，我相信大部分人不会支持你的，茨韦塔耶夫，你大错特错了。霍穆托夫同志，我提议你在全体团员大会之前，把这个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去讨论，这是你的责任。”

茨韦塔耶夫恼羞成怒，斥责道：

“你凭什么威胁我？我知道该怎么走，用不着你来做向导。我们还要讨论一下你的问题呢？你既然自己不工作，就请离开，不要妨碍他人。”

保尔关上门，用手擦擦因激动而发热的额头，穿过空荡荡没有一个人的办公室，向门口走去。

走在大街上，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点着一支烟，他走向托卡列夫那位于巴特耶夫山上的小屋。

“对这件事我有几句话要说。”霍穆托夫又说，“的确，霍多罗夫不太合群。但咱们的劳动纪律确实存在漏洞。如果团员都这样随便弄坏钻头，咱们的干活儿工具就没了，这对团外青年会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我认为该给菲余一个警告处分。”

他话音未落，茨韦塔耶夫即提出异议。保尔听了大约十分钟，了解了团委会的态度，快表决时他要求发言。茨韦塔耶夫克制住自己的不满，同意了。

“同志们，我想对此事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保尔的口气比他预料的要严肃多了。

“菲余事件是个讯号，主要问题不只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我昨天搜集到一些数字。”保尔从衣袋里掏出笔记本，“这是从考勤员那里得来的。请大家注意：百分之二十三的团员每天上班迟到五到十五分钟。这已司空见惯。百分之十七的团员每月旷工一到两天，这也早见多不怪了。还有百分之十四的团外青年旷工。数字可比鞭子更厉害。我还有另外一些数字：每月旷工一天的，或是迟到的党员占百分之四，党外的成年工人，百分之十一每月旷工一天，百分之十三有迟到现象。损坏工具的人里青年占了百分之九十，其中百分之七是参加工作不久的。由此可见，咱们的团员比起党员和成年工人，差远了。不过情况不是处处相同，锻工车间和电工车间都不错，其他车间就大致相同了。我觉得霍穆托夫关于纪律问题只谈了四分之一。当前我们要做的是找出差距，赶上先进。我不想空谈什么，不过我们必须抨击不负责任、违反纪律的现象。老工人说得很明白，以前替资本家老板干活儿能干得更好更认真。如今我们自己做主人就该好好干。说起过错不在菲余或其他人身上，而在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没有对这种现象进行斗争，而是一味找借口袒护菲余那一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