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1章 论商（第3 / 4页）

但确实，中国是需要一些思想与文化上的改革了。至少官员是真正的领导，领着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向导，而不是视万物黎民为刍狗的天。

再到光头强时代，后来有许多国粉，确实他们在抗战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可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另一面，超超超级的腐败，不提柳叶圩地区一些老人对国军的印象，就说举世所知的四大家族，又干了什么事也包括战神薛岳……

光头强能力也不行，日本正式侵华前，他还有许多时间整顿中国，做到了没有？不要说这个那个的原因，太祖起点更低，局面也更困难，时间也更短，但将中国拧在一起了。

若是让光头强得势，说不定现在中国还在搞军阀混战呢。

“任何群体都有好人，有坏人，但确实商人与许多地主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很不光彩的角度，如地主的各种不法兼并，明朝中叶，东南商人与倭寇、明末八大晋商与女真人的勾结，清朝与民国时，许多商人也在扮演着很不光彩的角色。因此在古代，士农工商，将商人排在最末等。但怎么说呢……”

李默沉吟许久。

想要理清这个问题，得从清末说起。

清末鸦片战争失败，大清王朝风雨飘摇，有一些精英人士发起了洋务运动，重视科技作用与现代军事。但在那个腐败的政权下，注定了洋务运动的失败，随着甲午战争惨败，洋务运动的果实化为一旦。不过科技与现代军事，确实是中国所需要的。

还有百日维新，其宗旨便是发展工业和君王立宪，试图从制度上让中国强大起来。然而……一，当时当权的是慈禧，君主立宪动了慈禧最大的奶酪。二，他们不明白的是，即便君主立宪，不过恢复到了明朝的内阁制度，是一种伪君主立宪，于事无补。三，他们还忽视了一条，清朝是满人统治国家，从建国时便一直防范着汉人。

中国建立后，为了发展工业，甚至牺牲了农民，然后改革，改革一是开始重视人性自私的一面与动力，提出多劳多得，促进了生产力，还有就是进一步重视科技，提出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

然而无论工业、农业，都需要商人盘活它们。有了科技，也需要企业家将它发挥出经济效益。创造出效益，才会有更好的财政反馈给国家、社会，回馈给科技研发，否则工业农业就是一滩死水，科技也因为缺乏研究资金，迅速落后。商人与企业家总体来说，是逐利而行的一个群体，但国家确实离不开他们，特别是这时候，更需要商人与企业家将计划经济的死水搅活起来。

李默所想的这些，不是眼下的政策，也不是九二后的政策。

他想的需要，是进一步给国内商人与私人企业一个公平的环境、政策、法律与税务。

于是这次不顾实际情况，近乎于空谈的变法迅速失败。但制度改革也是中国所需要的，老子做皇帝，儿子还是做皇帝，孙子继续做皇帝，加上集中制与权贵联姻，权利越来越向少数人倾斜，财富也越来越向少数人倾斜，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只好揭竿而起。至少这种世袭制度不能再沿用了。

清朝灭亡了，民国也在搞改革，特别是民国初年，先是共和制度，结果因为缺乏强力的领导，军阀混战，中国虚弱，日本侵华。但也是必须的，权利无外乎就是决策、审议、执行，外加一个监督，为什么历朝历代先盛后衰，主要是超级集权后，监督不够严厉，虽然有一些监督官员，如御史，中国现在相关的监督部门更多了。但都是‘自己人’，监督同样不彻底，只有进一步分权，互相监督才是彻底的监督。

但也不要仿效美国，中国儒家很早就提出中庸，不是让人装平庸，而是择其最佳的平衡点，放在这里，则是取其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平衡点，再加上因时制宜的调剂就可以了。

如刘邦进入关中，约法三章得天下，因为秦法苛刻故。诸葛亮治蜀法竣律苛，而民大悦，由是抗衡魏吴，因为东汉法已弛，这就是调剂。中国现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一种良性的调剂。

还有一场运动，胡适等人发起的文化思想运动，他们认为只有在思想上改变中国，中国才有希望，鲁迅写了许多文章，就是这个运动下的产物。但是他们做得太极端，连汉字都想打倒，加上那种乱世，哪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