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字连续误增新义的清理否定——词尾“自”的深化研究（第1 / 11页）
一、名词：昔。
代词或介词的“自”，能有“昔”的意思，不能让人相信。只有吴书是这样认定的：“自古，谓昔时也。或但言自，亦昔义也。（此义《释词》不载。）”吴书把《经传释词》简称《释词》。
“自古”是从古代开始，“自”分明是介词，却被当作与“古”同义，而又换成“昔”。两次推导都是错误的。还说《经传释词》未收载此义，是他的发现。他有两个例子。
一、名词类：（1)昔。
二、代词类：（2)其。
三、动词类：（3)像、似。（4)用。（5)有。（6)开始。
四、形容词类：（7)深。
五、副词类：（8)仍。（9)已经。(10)即、就。(11)确实。(12)最。(13)甚。(14)必。(15)别、另。（116)互相。（17)只、仅。（18)独。（19)语气转折副词。
科研是大力提倡标新立异的，因为它难能可贵。但是，若把它看得容易而唾手可得，标新立异，就是错误的，甚至于是可笑的。但要对不合实际的标新立异作彻底否定，有时也是不容易的。所谓“说‘有’易，说‘无’难。”
王力先生1927年在清华大学就读的结业论文是《中国古文法》，其中“句之种类”一节有“附言”说：某语没有某种句类。导师赵元任先生对此的批语是：“删‘附言’：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1943年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自序》中说：“我应该首先感谢吾师赵元任先生，当年他对于我的《中国古文法》不曾给予一句褒语，这是消极地不奖励我走上‘蔽’的道路。他在那篇论文上批的‘说有易，说无难’六个字，至今成为我的座右铭。”
1984年《中国古文法》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王力先生《序》中再次详说：“我这篇论文是梁启超、赵元任两位先生共同指导的。梁启超先生在封面上写了一个总批：‘精思妙语，为斯学辟一新途径。’论文里边还有‘卓越千古，推倒一时’的评语。赵元任先生相反，他对我的《中国古文法》不曾给予一句褒语。他用铅笔小字作眉批，专找我的毛病，其中最严厉的一句批评的话，就是：‘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后来成为我的座右铭。”
“说‘有’易”，有几种情况，常见的是给词语增加新义，而依据却只是用所谓的新义可以把句子讲通，也就是“望文生义”。王力先生1980年的《关于古代汉语的学习和教学》中说：“什么叫做‘望文生义’，就是看到一句话，其中某个字用这个意思解释它，好像讲得通’以为就对了。其实这个意思并不是那个字所固有的意思，在其它的地方从来没有这么用过，只不过是在这个地方这样讲似乎讲得通。但是‘通’不等于‘对’，不等于‘正确’。你要说这样解释就通了，那就有各种不同的解释都能通的。为什么‘通’不等于‘对’呢？我们知道，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全体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一个词在一定时代表示一定的意思，是具有社会性的。某个人使用某个词，不可能随便给那个词另外增添一种意思。因此我们阅读古文或注解古文时，就要仔细体会古人当时说那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那才是对的。我们的老前辈最忌讳望文生义，常常批评望文生义。可是我们现在犯这种毛病的人非常多。” (420)
王力先生说的“通”不等于“对”，不等于“正确”，意思就是：随文释义不等于词的义项。古代语言学家对此有反复申说。例如《说文》：“鬈：发好也。”段注：“齐风《卢令》曰：‘其人美且鬈。’传曰：‘鬈，好貌。’传不言发者，传用其引伸之义，许用其本义也。本义谓发好；引伸为凡好之称。凡说字必用其本义；凡说经必因文求义。”《说文》：“艮：很也。”段注：“《易》传曰：‘艮：止也。’……许不依孔子训止者：止，下基也；足也。孔子取其引伸之义，许说字之书，嫌云止则义不明审，故易之。此字书与说经有不同，实无二义也。”(385)《说文》：“彻，通也。”段注：“按：《诗》‘彻彼桑土’，传曰‘裂也’；‘彻我墙屋’，曰‘毁也’；‘天命不彻’，曰‘道也’；‘彻我疆土’，曰‘治也’。各随文解之，而‘通’字可以隐括。” (段注就是强调要区分词典的义项解释与“随文释义”作疏通的不同。
六、连词类：（20)假设连词。（21))承接连词，则。（22)并列连词，且。（23)转接连词，而。
七、助词类：（24)助动词，可。（25)结构助词，所。（26)语助词。
八、介词类：（27)对于。
“自”字竟然有八种词性，竟然有杂乱的二十七个义项长期不为研究者知道，需要补增。众所周知，词的多义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其间是引申、扩大、缩小、转移等演变关系，不会是杂乱的义项堆积。仅此就可以判断它们都是误说。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断其一指，还要断其十指。清理就要彻底，要打歼灭战。倡说这些新义的例证共有一百七十多个，本文一个不漏的从词义、句意、求词义的方法、校勘等方面，具体详细的作否定论证。原引例文句苟简的，笔者补足，一般不作交代。引文有误的在括号中指出。
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对此有多处强调。如《独立之训诂与隶属之训诂》：“《说文》之训诂，乃独立之训诂；《尔雅》乃隶属之训诂。独立之训诂虽与文章所用不相应可也。如许君曾注《淮南子》，文义字义多与《说文》不相应，可知许君对独立训诂与隶属训诂有别也。”?189)《说字之训诂与解文之训诂不同》小学家之训诂与经学家之训诂不同。盖小学家之说字，往往将一切义包括无遗。而经学家之解文，则只能取字义中之一部分。……是知小学之训诂贵圆，而经学之训诂贵专。”《经学训诂与小学训诂有异》：“黄先生云：小学之训诂贵圆，经学之训诂贵专。盖一则可因文义之联缀而曲畅旁通；一则宜依文立义而法有专守故尔。”
总之，给词要立词典学的义项，必须“隐括”、“贵圆”、“守法”、“独立”，即高度概括性。而“随文释义”，却是“因文求义曲畅旁通”的“隶属性”而“贵专”。
王力先生说的“可是我们现在犯这种毛病的人非常多”，就是违背了这些教导，从“随文释义”的“专”来“望文生义”，当作词义的“圆”，把“通”等于“对”，等于“正确”，从而以为对词义有所增加。这便是赵元任对王力先生告诫的“说‘有’易”而大误。这种情况是很多见的，一种是对某个词增加个别的新义，而不为研究者重视，影响不大。一种却是很有影响，从而被研究者接连仿效，致使对某个词积累增加的新义很多，却都是错误的。
作战后要清理战场，物资部门经常要清点仓库。语言研究也必要对各种错误的新说作彻底清理。补说新义而误是正常的，或者可以是后继的确说新义的前导，或者可以使研究者对词义研究的错误方法有所借鉴。但这种可能的积极性，只有通过清理才能体现出来。不作清理，误说不仅在原有内容上误人，还会媒孽出新误。对误增新义作正确清理，不仅可以纠正它本身的视听，还词义系统合宜而简明的本来面目，而且可以在词义理论、疑难文句辨义、古籍校勘等方面有所裨益推助。
“自”字的误增新义，从清代点滴性开始，竟然陆续增加出共二十七个义项。笔者先把所增的词义及分布情况，编号列目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