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将王陵变》与《捉季布传文》苒补校注（第1 / 5页）

笔者以为两说都不合理。彭城之战实是大战，变文作者不会误以为是小战。古今中外的表达，从无把分散在多数的事明确说是发生在某一地，因无这种必要。“大战曾经数十场”，都不系具体战场，小战偏偏需要系于某一地吗？可议为“彭彭原无数”之误。《诗经.齐风.载驱》：“汶水汤汤，行人彭彭。”毛传：“彭彭：多貌。”又“汉水滔滔，行人備備。”毛传：“備備：众貌。”唐张藉《将军行》：“战车彭彭族旗动，三十六军齐上陇。”误把“彭原”撮合，失一“彭”字，增一“都”字。

“不拘史实”的情况，变文中实际并无。论者对文字有误的地方，往往轻开言议，相信误字，而以为变文作者“不拘史实”。我们承认而誉评变文的艺术性，就不宜同时指证变文作者的史地常识性错误，而应排除这种错误。凡所错误，都是辗转抄录过程中无意形成的，校勘的本旨就是从误求当初之确。

67.2项羽帐中盛寝之次……掭然惊觉，遍体汗流。

校注：每每，乃涉次行之“每每”而误。下文有“自从挥剑事高皇”句，故“每每”应作“挥剑”之类。

然而，何尝不可言后之“每每”涉前而误？如此处作“挥剑”，何尝又不可言是涉后而误？两处词语不重固好，但类似的重复难免。今另议“自从”是“追从”之误，因后句“自从”而误同。

“此是高皇**年”句，项楚《敦煌变文校注》议言：“按汉高祖刘邦五年（公元前202年）项羽兵败自刎，楚汉战争结束。这里说的‘高皇**年’在历史的细节上并不准确。”敏感地指出了文句有疑之处。《校注》回避了这个难点。今按，《变文集》原校：“‘是’原作‘事’，据甲、戊两卷改。”则“事”字确，事奉义。句言：现在事奉高皇**年了，不是说斫营的事发生在高皇**年。刘邦在公元前200年起义兵，到项羽自刎，连皮八年，可泛说**年。而且，“此事”又由“自事”成误的可能也是有的。“此事高皇**年，追从每每事王前”，便无碍。后文钟离末言“伏事霸王**年”，可参证。

66-11宝剑利拔长离鞘，雕弓每每换三弦。

校注：利拔，疑有误。此句疑当作“宝剑、长长（同‘常常’）拔离鞘”。

本文是就中华书局《敦煌变文校注》作再补校注。

一、《汉将王陵变》校注

66-1大陈七十二阵，小阵三十三阵。

汉语泛表多数有习惯性、规律性，相关的数目是“三十六”，无须示例。“六”误为“三”的例证参见《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拙文对“济举三冬”句的校议。《伍子胥变文》：“四十二面大鼓笼天，三十六角音声括地。”这“四”字又是“七”字之误。“大阵”与“小阵”互误。后文：“大战曾经数十场，小阵彭原都无数。”

66-3三军将士，受其楚痛之声

校注：换，甲卷作“唤”。二字疑皆通“挽”，而“三”为“上”之形讹，全句作“雕弓每每挽上弦”。

“利拔”的“拔”似有疑而不必。古汉语构词，“拔”字附缀在形容词语素之后,表示“特别……”，词例甚多。如：雄拔、俊拔、亮拔、爽拔、伟拔、英拔。有的多见，有的则少见。“利拔”指特别锋利，词少见而已。“换三弦”指弓用的次数多，弦松弛而换新的。不仅成意，而且细腻，都无须另校。

14小阵彭原都无数。

校注：彭原，原录不加专名号。按：楚、汉相争虽多在彭城（今属江苏），但变文往往不拘史实，故可将东南的彭城说成西北之彭原（郡名或县名，今皆在甘肃境内）。

项楚《敦煌变文选注》：“唐代彭原县在今甘肃境内，并非楚汉战场。此处‘彭原’当作‘彭城’（今江苏铜山县）一带。汉高祖二年，项羽大破汉军于彭城灵壁东、睢水上，杀汉卒二十余万人。”即以为“原”字误，应校改。《校注》则另言，此类“不拘史实”的情况在变文中“往往”而有，不属误，不须校。

文不成句，“之”似由“作”成误。

66-18拟切（惬）我王本情。

校注言，其他变文有“惬儿本情”、“深惬本情”、“惬我怀”、“深怀（惬）圣情”的话，由众例皆用“惬”字推之，此处“切”应是假借字。

但“切”有“契合”义，于句相适。殊道同归，不必绕假借的弯子而强求一律。本字不碍文意，就不当言假借。

66-11此是高皇**年，自从每每事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