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君》、《湘夫人》人物、情节、主题的驳议及新探（第1 / 3页）
“斲冰兮积雪”
王逸言：“言已乘船，遭天盛寒，举其棹楫，斲斫冰冻，纷然如积雪。”可是本诗有“采杜若”之事，文言“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分明不属冬令。《湘夫人》又明言事在“秋风”之时，可见王逸对诗的时令完全说错了，但后世注解此句的人却多承其说，陆先生即是。郭沫若的译句为：“在冰雪中开路怎有下场”，仍为暧昧之言，既可理解为叙爱情的挫折，也可理解为叙眼下的行船。如为前者，则与此节叙眼下行船之情不承；如为后者，则仍落王逸原臼。马先生言，“(冰雪)借指在水光中打浆前进”。可是，分明是在水中打浆，为何要说水光中，而水光并非水，乃水上之光，而且又是远望的辽阔景象。冰雪与水光各为一物，难以代指。水光是明媚景象，也与此节诗叙颠倒之事、失望之情相离。可见这种种解释都未得“冰雪”之意。
“石濑兮浅浅，飞龙今翩翩”
古今楚辞学者均言“翩翩”为轻快意。郭译：“龙船任你飞又飞，石濑它只浅又浅。”浅水之中，龙船岂能轻快飞驰？陆译：“沙石间溪水轻快地流，龙船疾驶啊如鸟翱翔。”但溪水经过沙石之间，迂回受阻，定不会轻快。马茂元注言：“湘君乘龙船在浅浅的水上飞行，应该很快地来到。”水浅竟成为船快的原因，全然连至明至显的道理都不顾了。郭、陆将石濑行船系于寻者为是，马说却系于被寻者，应误。寻者船经石濑，故即叙眼前之况。寻者全然不知被寻者踪迹,何得知他行于石濑？又，石濑只能是个别地段，又使寻者误入险路(详后文）。如言被寻者因行石瀨浅水而应快速到来，则意味着所经之处多为石濑地段，这岂不是悖于事理？
“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对于屈赋的研究，无论是古代或现代，歧说最多而又最为捍格难通的，莫过于《湘君》《湘夫人》的情节、人物和主题了。歧说纷纭的原因自然多端，从论证方法而言，后之治骚只顾立新说，不去或很少就异论的致命之处作针锋相对的驳论，只见新论相继提出，与前有之论相安并存，这也是个重要原因。古代学者多主两诗写屈原向湘水神的致祭；以寓思君之怀。现代学者对此均有直接而明确的批判，从而确立了两诗实写神与神的恋爱的新论。但现代学者在对诗的情节和人物的理解上，却基本沿袭王逸等的旧说，因而仍是不同学者之间所论相去甚远，同一学者之论也多有矛盾或不周之处。这种对比情况也说明了歧说间的置辩。
驳论的重要。本文试就郭沫若、陆侃如、马茂元等楚辞专家的各种歧说，提出具体的分析。驳辩，并对两诗的情节、人物和主题再提新的刍议。笔者愿作众矢之的，以期对两诗的理解或可引得接近于正确的统一。
诸家的异说从总体言，涉及两诗的命名、出场人物、具体情节、主题、两诗的结构等许多方面；就局部的具体问题而言，都是以对许多关键性的诗句的不同理解作为基础的。因此下文先从有关诗句的歧解详作评论。
“驾飞龙兮北征”
陆侃如、龚克昌《楚词选译》认为《湘君》叙湘夫人寻湘君，“北征”等四句是写湘君同时北寻湘夫人也未遇，两人同在舞台而各不相知。暂且不论情节是否合理，单就舞台处理而言，在湘君唱此四句之后，要站在舞台上作为一位“观众”，陪湘夫人把二十六句诗唱完后，一同退场。仅此一点就暴露出认为诗中有被寻者出场是不确的。冯先生以为两诗都是以次要人物(即被寻者)命名，这也是背常理而无法使人理解的。
王逸以为句言屈原“自伤与鱼鳖同为伍也”，自是误说。王夫之言：“鸟不期而次于屋上,水不期而周于堂下，喻无所待而安集之意。”但鸟在屋上，水绕堂下，都是自然之状，并无期与不期的因果或其他事理关系，也就难喻无所待而安集之意。他们解释的具体喻意是不对的。但认为有喻意即要说明某个意思却是对的。郭、陆对此句仅按字面译述，不言寓含，只能是知难而有意回避。
马先生言：“湘夫人说她来到约会的地点，没有会见湘君，只看到‘鸟次屋上’、‘水周堂下’的荒凉景象而已。”认为北渚为约会之地，不仅是涉及这两句诗，而且也涉及《湘君》和《湘夫人》两诗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古今其他治骚者均未注意此点，因而未能指出北渚之地的特殊性，未及何以会来北渚。但是，这里还有相关的事理应予探究。北渚既为约会之地，寻者为何不在此等待，却要舍此而在别处寻觅？为何四方都寻不见时才来约会之地？这岂不是缘木求鱼？可见其中尚有另一层奥妙。又，无论能否会见恋人，鸟在屋上，水绕堂下，都是已然的，不因会见与否而改变。所以它们也不应是荒凉景象。诗人此景物描写也许另有寓意吧。
“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
马茂元《楚词选》的意见与陆说基本相同。他认为《湘君》叙湘夫人寻湘君，“北征”四句是湘夫人想象湘君可能来赴约会。这固然避免了舞台处理的上述弊端，却使得作品成为以未出场的次要人物命名，这更是背于常理了。马先生言：“湘君从九疑溯湘水北行，故云‘北征’。”然而这是多有矛盾时。首先，“遭吾道兮洞庭”句的“吾”就是一大障碍。叙湘夫人想象湘君赴约，只能用第二或第三人称，“吾”充分证明“北行”只能是唯一出场的寻者自语。湘君如从九疑来赴约，则不应先言“驾飞龙”的水行路线。“北征”既是寻者自语，就全排除了被寻者的出场。其次，诗开篇即言“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表明被寻者当在水域。湘君以“湘”系名，必为湘水之神，何得反而在于山居。王逸等把诗附会为屈原致祭于舜和舜妃神灵，马先生否定了这个主题，却承用了王逸的人物说，把湘君仍视为舜，故以舜没于九疑之地作为湘君的居地。其实顾炎武、赵翼、王夫之、王阖运等已指明，湘君、湘夫人本是湘水的配偶神，与娥皇、女英为湘水神本是两个体系的神话传说，这是很有见地的，此处不赘及。如果是湘君从九疑北征，不当言“驾飞舟”，紧接着下一句也不当是“遭吾道兮洞庭”。九疑至洞庭，由陆及水，迢迢千里，有诗可咏，有戏可唱，屈原何以仓促一笔带过？‘湘夫人尚在沅湘，怎会想象湘君一下竟到洞庭去寻自己？湘夫人知湘君不忠于爱情而不行，又想象湘君赴约急切迅速，这岂不矛盾？湘夫人以为湘君被新欢留在中洲因而寻不到，这是诗人讲明的。湘君赴约不辞千里，极为神速，何以也没有见到湘夫人呢？由于错误地理解诗中有两人之行，便出现了这一系列乖错抵牾。
比较一下郭沫若的理解是会有启发的。郭著《屈原赋今译》以为《湘君》叙女神寻男神未遇，男神始终未出场。理解为只有寻者出场，“北征”是寻者的路线，便没有陆、马二先生的上述矛盾。这可反证将“北征”系于被寻者，从而有被寻者出场的理解是不符合原诗之意的。“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
郭文言：“我的灵魂，飞过大江。灵魂飞去路太长，妹妹忧愁，更为我悲伤。”对此应当辨析三点。（1）广横”应是四处显示义，不宜加字解为横渡；（2)被寻者无论是何者，二神均为水神，诗已明言他被留在“中洲”，自不应离水域而登岸去寻觅；（3)诗极写寻者思念之切，寻觅之诚，又怎会忧愁路远而半途止寻？
陆侃如译言：“横渡大江啊显示了湘君的精诚。你虽显示的精诚啊并未到来。”则是被寻者渡江来赴约。但是湘君为何渡江到陆地去会湘夫人？既已渡江，为何也未遇湘夫人？
唯马茂元以为“灵”字碍意，用王夫之说，解“灵”通“舲‘扬灵”为湘夫人“扬帆前进”继寻湘君。“未极”则是湘夫人未达终点。这种理解同样多误：（1)湘夫人不当过江至陆地去寻湘君；（2)“未达终点”不符湘水恋神笃志爱情的性格；（3)“舲”之义为舟，改换为“帆”，是完全违背训诂基本原则的。而且“帆”只有汉代用例，先秦当无其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