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乞巧”（第1 / 7页）
《淮南子》：“七月七日午时，取生瓜叶七枚，直入北堂中，向南立。以拭面，靥即当灭矣。”
《韦氏月录》曰：“《龙鱼图》云：‘七月七日取赤小豆，男吞一七枚，女吞二七枚，令人百岁无病。”’
晋代周处《风土记》七月初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按即牵牛星）、织女。言此二星辰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咸云见天汉中有奕奕白气，有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颇有受其祚者。”因为男子祈愿，已无穿针的内容，而是设酒脯、时瓜，也就是物化形式有了部分改换。女儿的专向习俗向不分性别多项内容泛化。
《史记.天官书》：“织女，天女孙也。”《史记正义》言：“织女三星，在河北天纪东，天女也，主果窳、丝帛、财宝。”织女星主管人间瓜果，因而换为用瓜果祭织女乞愿。其实后汉已如此。后汉崔宴《四民月令》即有相同记述。
南朝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采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按，鍮石是黄铜矿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也就是说仍保留着妇女乞愿的本初机制。
事由七夕织女神话而起，由“七”谐音“乞”，就更便于泛化为男性参与此俗。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言：“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可以推想，汉代宫女乞巧之时和之前，嫔妃何尝不曾也乞巧，以祝得皇帝幸御而开怀，只是隐秘无记罢了。唐代时此俗大为流行，于是她们也公开参与，这倒是返璞归真，由后可见前了。
牛郎织女故事是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牛郎织女每年七月七日夜，由喜鹊搭桥过银河相会，由此形成了“七夕”词，又形成了“乞巧节”的民俗。
《西京杂记》卷一“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又言：“汉掖庭有月影台、云光殿、九华殿、鸣鸾殿、开襟阁、临池观，不在簿籍，皆繁华窈窕之所栖宿焉。”是说这些建筑还不是汉皇宫中的主要的，因而一般书册中不记载。月影台、云光殿也是很高，又专以“月”“云”称名，为什么不在这里或其他台殿上穿针，偏要在开襟楼上呢？
开襟楼就是开怀之意，是说可在此舒畅心怀。但“开怀”又可专指妇女第一次怀孕，这就透露出宫女由牛郎织女艰难的爱情联想到自己。对她们来说，首先和基本的问题是被剥夺了爱情和婚姻的权利，但此意无法表示，于是曲折隐蔽地从开襟楼之名而暗中祝愿。
穿针就是将彩线接连穿进七枚针孔，这是眼力和手巧的比赛，与牛郎织女故事的主题相隔已远，但仍有一点关系。即针指女工正是妇女家庭生活主要内容之一，仍透露出对爱情家庭生活的向往。
穿针也就是引线，而穿针引线可以比喻各种事情的双方的联系人，对爱情与婚姻来说，也就是媒人。宫女的青春和爱情被封闭在皇宫中，她们的这种愿望自然是很强烈的，但举措和言谈备受压抑而保守。应当是民间七夕乞巧风俗比较流行之后，影响宫女，才也可以公开地借此寄寓那不便明言的心怀。
七夕乞巧的影响有三个方面可以介绍。
一个是汉魏六朝时的神仙题材小说，多以七月七日作为神仙下降人间的日子。如《汉武故事》等叙西王母、上元夫人都是七月七日晚仙降而见汉武帝。《列仙传》言周灵王太子成仙后称王子乔，人请他回家。他说：“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头。”《列仙传》另一个故事，有个打铁匠成仙，是七月七日赤龙接上天的。显然是从牛郎织女星七夕受祭而生发的。
另一个情况是明清时产生了智力游戏的“七巧板”。今时划拳酒令把“七”说成“七巧”或“七个巧”。
第三种情况是方术家的药物要选在七月七日配制。这种情况很早，几乎与七夕节初起同时。《淮南万毕术》：“七月七日采守宫，阴干之，合以井华水，合涂女身。有文章，即以丹涂之。不去者不淫，去者有奸。”详见《“守宫”验处女方术解秘》一文。
同书：“取妇人月事布，七月七日烧为灰，置楣上，即不复去。勿令妇人知。”言妇人就留恋此男主人而无他心。
民间思想比较活跃，交流比较开放，怀春女儿对婚姻、媒人的希望更现实一些。大范围的群众智慧，把这种“引线”的希望巧妙地用“穿针”的形式表示。这一民俗到了近代，在各地基本已经淡化或不存，但陕西的风俗却盛行不衰，参见《陕西风情补说》一文。很可能是从陕西长安传到皇宫，从而推助传及全国。
所以，七夕节风俗的古老或深层的原因应是宫女希望正常的爱情婚姻，家庭人伦之乐。向月光乞明、比赛眼力手巧，已是较后而定形的、遮掩性的表层机制。牛郎织女故事与穿针没有直接关系，七月七日的月亮也并非十分明亮，娥眉新月的亮度总是朦胧的。
偏在七夕比手巧，可以想象是与“鹊桥”的“桥”谐音有关，从事理说，喜鹊搭桥实在是牛郎织女相会再巧没有的办法。搭桥也就是引线。诸种因素汇合成七夕节的穿针内容，这就是七夕节的“物化形式”，或者说是“民俗载体”。一种民俗有一定的寓意，寓意是观念性而抽象的，要靠具体的，可见可操作，因而可流传的形式来表现。例如端午节的主题是纪念屈原，划龙舟、吃粽子等就是它的载体或物化形式。对屈原，人们时时可怀念、敬重，也可以用读屈原的诗、写纪念文章来表示，但没有明显的形式，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纪念屈原的民俗活动。
一旦形成民俗载体，就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例如各地都过端午节，都吃粽或糕，但楚地之外没文化的人，并不知屈原因而未怀念的人也是很多。同理，汉代，尤其以后，宫女七夕穿针而不知或未想爱情婚姻的也不会少，这正可说明当初那深层的原因也不被宫女知晓。
七夕节本是宫女的习俗，因为它的深层主旨（爱情祝愿)有一定的普遍性；浅层的主旨(乞巧)有很广的容纳性；穿针的形式又简便有趣，于是它就流传于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