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神秘文化研究的失误（第2 / 3页）

高书由此对敦煌风水术总结出“非生产用地盖房的原则”。

其实原文指的是曾经有过陶冶的地方，不是特指停陶冶而修住房。有过陶冶之地不宜修建，正是不利用废地，而要用好地。葱韭之地，也许因为忌讳辛荤之气。而种过粮食之地，或把田地用为建筑之地，是常有的事，风水迷信也不至于说“令人灭门”。“五谷”当由“王觳”字形相近而误。词出于《管子.地员》，指不耐水旱的薄地，即下等田地。五，即五行中的土的代指。觳，义为薄。肥力薄因而禾苗稀疏。风水先生神秘为福薄，人口不旺。

高书三第127页引《增补秘传万法归宗》卷二《和合咒秘法》：“贞观元年五月五，万回圣僧生下士。不信佛法不信仙，专管人间和合事。和合来时利市来，眼观梨园舞三台。拍手呵呵常要笑，鼕鼕金鼓滚地来。男女相逢心相爱，营谋买卖大招财。时时刻刻常恋，万合千和万事谐。吾奉万回歌，歌张圣僧律令敕。”

高书三的解说：“以上与其说是咒语，不如说是民谣。句中有‘贞观元年’即公元627年，这是此民谣产生之时代，可见此恋爱巫术流行于初唐。它记载了唐俗，龙女可至梨园看舞台上的戏，以至自由相逢，自由恋爱。这种巫术显然带有‘买卖’‘利市’之市民阶层恋爱巫术之特色，这种和合咒秘法又是带有自由恋爱鼓励性之味道。这里‘张圣僧’又显然是指道教领袖张道陵(天帅）。”

但是，这些解释全都是错误的。

《黄帝宅经》：“先修刑祸，后修福德，则吉；先修福德，后修刑祸，即凶。阴宅从已起功顺转，阳宅从亥起功顺转。刑祸方用一百功，福德方用二百功。”这是说阴宅的巳位(即东南角）是龙头，顺时针转而依次修到辰位(即西北角）的龙尾。阴宅二十四路中，南方与西方各路所主都是刑与祸，而北面与东面各五路所主的都是福与德。

高书对此说的实际内容一无所知，却按一般事理推论作校勘，录文也有误字，而且有意断章取意，只引录了“先修刑(形)福，后修福德，吉”一句。并由此立论：“‘形福’指清风水先生预先看好地势，选择一个适当地点；‘福德’指完善主人自身做人的美德，不然便没有资格建宅。”(495页)与高先生此意完全相反，充分证明此意大误的紧接的一句：“先修福德，后修刑祸，即凶。”高先生便隐去了。即令敦煌文卷后句仍是“刑福(祸）”之误，“先修福德”反而凶的文意仍可制约全段的文理。

另一段录文：“忧生敬(尽)晓斯门，其利莫测。且大犯，即家破逃散，小犯即失爵亡官，其余杂犯，即火光(晃）口舍，跛蹇偏枯，襄殃病疾等，万般皆有，岂得轻之。灾犯？处远，即半年一年三年，处近，即四十五日或七十二日即发。”

这一段本是说：如果修宅犯了“五虚”、不顾天德月德，便会发生大小各种灾殃。远的在半年至三年后，近的在几个月之内。意思不难看懂，但高书硬要拔高风水的思想性，便特作曲解：“以上所阐述的道理，均义正辞严。……说明一个人只要‘大犯’，被‘发犯’一年三年，‘小犯’，被‘近处’两三月，都别想建宅。而将‘福德自修’放在第一位。”(第496页）

原文说不顾迷信避忌，建宅后或近或远，有或大或小的灾祸，高书误说成：建宅前触犯刑律，判了长期大罪或短期小罪的人，就无资格修住宅了，要到刑满，不再犯罪时才可考虑修宅。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靠迷信骟钱的人会有如此高的思想境界？

如此平庸的语言和迷信的内容，看成民谣是不对的。高书往往说咒语是民谣，本文前面已有一例。咒语中“元年”是“六年”之误。《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七《万回法云公》：“万回法云公者，虢州阌乡人也，性张氏，唐贞观六年五月五日生。”《宋高僧传》卷十八《唐虢州阌乡万回传》说，明崇俨曾对人说“万回神僧也”，指他能预知许多事。所以，解释为张道陵是大错的。

本传说他小时自呼“万回”为名。十岁时从家乡到辽东看望从戍的哥哥，万里之路，当天打个来回，也是从名字产生的神化说法。又说他“见贪贱不加其慢，富贵不足其恭，东西狂走，终曰不息，或笑或哭，略无定容。”“披锦袍，或笑骂，或击鼓。”所以咒语中“和合来时利市来,眼见梨园舞三台”，实是说他“呵呵笑笑着，商市也去，戏园也去，不守僧人仪规。此句“和合”是“呵呵”之误。“拍手呵呵”两句也是叙他的行事。“龙女可至梨园”的解释让人不知所云，凭空出了个“龙女”。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三《委巷丛谈》：“宋时，杭城以腊月祀万回哥哥，其像蓬头垢面，身着绿衣，左手擎鼓，右手持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里外亦能回来，故曰‘万回’。今其祀绝矣。独有所谓草野三郎、宋九六相公、张六五相公，不知何等神，杭人无不祀之。惑世甚矣。”所谓“哥哥”不应是对神的称呼，是唐代时他“万里打来回看哥哥”意的节缩。可见，咒语中“吾奉万回歌”，歌张圣僧律令敕”，应校点作“吾奉万回哥哥张圣僧令敕”。

上引文句的“和合之神”，并未及男女情爱事，应是“呵呵之神”之误，乐呵呵让人感到亲切。受了把唐代诗僧寒山、拾得称为“和合二仙”的影响，“呵呵神”便趋同为“和合神”，从而被术士附会为情爱和合义而用在咒语中。但“营谋买卖大招财”仍单指商人也祀他，并非说是男女的恋爱带着买卖性质。

明代才叫“万回哥哥”，而“和合二仙”是清雍正十一年才敕封的，可见此咒语必是此后才拟出的。说此咒是唐代民谣，反映的是唐代民俗，便是大错。

又，上段录文首句“忧生敬(尽)晓斯门”，《黄帝宅经》中，涉上本作：“其有长才深智，愍物爱生，敬晓斯门，其利莫测。”可见高书引录时截取不当，“忧”字误录，“敬”字误校。又，本段中“火光”即火灾，校改成“火晃”反而不安文意。“口舍”当校为“口舌”、“襄殃”当校为“衰殃”而均失校。

又，《黄帝宅经》：“人之福者，喻如美貌之人；宅之吉者，如得好衣裳，神彩尤添一半。如命薄宅恶，即如丑人又衣弊，如何堪也。”最后一句，高书所录敦煌文书，作：“若薄今”必是“薄命”之误。或为敦煌文卷本误，高书失校，或为高书误录。

但高书据“薄今”的误文，强调：“那些‘薄今’的不修福德之徒，即使住进‘吉宅’，也仍然是‘丑陋之子’。“它把建筑风俗与对人的道德和生活的严肃感的要求联系在一起，更是敦煌建筑风俗莫大的特色，并具有深刻的教育性。若要建宅，首先必须作一个‘重今’的‘福德自修’的人。倘若是一个‘薄今’的大犯小犯倶全的‘丑陋之子’，根本不具备建宅条件。可见敦煌民俗即使在建筑风俗中，也维护了我国人民固有的传统美德及健康的伦理观。”(497页）平实而论，再高水平的建筑风俗或建筑理论，都不会提出：思想落后的人或坏人不应修自己的住房，或不应住好房。

对伯三八六五《宅经》一文的研究，就出现了如此多的“空中建高楼”，只能是特意要拔高思想性，才什么事理也不顾了。

又如伯三四九二卷有语：“城郭四角、火烧、水冲、咸碱之地，及陶冶之处，葱韭，五谷之场，皆不可居，令人灭门。”高书一499页：“从现实观点来看，制陶处是生产用地，不在生产用地盖房是正确的，同样，不在种葱韭的菜地上盖房，不在种五谷的田地里盖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