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深化与拓宽：文化转向对翻译研究之影响（第2 / 5页）

这种误会使得纯粹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也不可能一直局限在纯粹的语言转换层面，而不与文化相结合。譬如奈达的理论从“功能对等”发展到“动态对等”，实际上也已经涉及到了不同的文化语境对翻译“等值”的影响。作为人类语际交往行为的翻译，自然不可能离开文化的土壤，对它的研究，也不可能不与文化相结合。这种结合使得人们可从多元角度来审视翻译，探寻历史的轨迹，从而拓宽翻译研究的领域和视野。

我们所处的这个真实可感的世界上，一切事物和现象之间都存在着普遍联系。翻译的根本任务，就是克服语言文字间的障碍，实现人类的交际和沟通。所以，对于翻译的研究，当然可以从多层次、多维度出发，但是，对于翻译的根本任务，任何一种“转向”也不该舍本而逐末。

就文化传承和翻译交流而言，文本的意义即使确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也可以忽略不计。这是因为，只要白纸黑字的文本确定，只要能够用相应的译入语再现原作文本，就有可能借以传达包括不确定意义在内的全部信息。

转型完成之后，外来文化又退居边缘，让位给本土文化，“言必称希腊”的做法又受到了批判。

各种“权力话语”在翻译活动中的角逐，清楚地揭示了翻译的本质：翻译不是远离政治、远离意识形态的斗争和冲突的行为；也不是纯粹的文字活动，不是文本间话语符号的简单转换和替代。翻译，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里所经历的改造、变形和再创造。

在如此宽广的层面上定义翻译，彻底刷新了千百年来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勒菲弗尔更是将翻译定义为“改写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从而将翻译视作与“文学批评、传记、文学史、电影、戏剧、拟作、编撰文集和读者指南等”一样，“都是对文本的改写，都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形式”。他甚至强调说，“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形象。而一切改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某种思想意识和诗学。因此，翻译实际上也是译者对文本的摆布，使文学以一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里产生作用。”将翻译理解为对原文的改写或重写（rewriting），理解为译者对原文文本的操纵或摆布（tion），这种见解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

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可以通过翻译中的现象去分析和透视另一种文化、另一个社会、另一种意识形态。譬如，美国翻译家伊文·金（Evan King），曾翻译过我国著名作家老舍的《骆驼祥子》和《离婚》。但是，译者对老舍的这两部原著都作了很大的改动。改动的结果，尽管引起了作者的极度不满，并且第一部作品刚译完，就受到了老舍先生严厉的批评。然而，他的英译本《骆驼祥子》不光在美国成功发行，而且还成了美国当时的畅销书。第二次再度提笔翻译老舍的《离婚》时，这位译家故伎重演，仍然篡改原著。人们看到，在《骆驼祥子》的译本里，伊文·金将原文的悲剧结尾改写成为：祥子最终找到了小福子，并把她从白房子中解救了出来，两人最终结合，获得了大团圆；《离婚》的英译本则将原文中“辛辣讽刺苟且偷生、懦弱庸俗、深刻批判民族软弱性”的严肃主题，改造成了轻浮的小闹剧。

译者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将原本应是“平等对话”的翻译活动变成 “暴力行为”？细加分析就不难发现，是美国当时社会的“权力话语”，在干预、左右译者的翻译活动：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经济虽正处于发展阶段，但因二战尚未结束，国内外民族矛盾正日益尖锐。并且，现代工业文明和机械化的进程在使个人精神日渐颓衰的同时，也带来了大众文化的兴起。大众文化给“文化”烙上了物化的特征，使“文化”成为了社会体系化的产物。这种产物试图以输入意识的形式，使社会状况永恒化。所以，大众文化是一种对大众的欺骗：通过幻想的满足，用娱乐把“人”带到远离现实的境地。在这种“文化”中，作者有意掩饰现实的痛苦与矛盾，让读者和观众在和谐、欢乐与圆满之中得到欲望的满足。这种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意识，其所拥有的强大“权力话语”，恰如一只无形的手，在左右和支配着译者。为了使其译作畅销、为了媚俗、为了取悦于读者，总而言之，为了迎合和适应社会的需要，译者在处理作者与译者的关系上就会剥夺作者的“权力话语”，从而突出自己的话语权，因此就对原作施以了暴力。

因此，翻译也是一种操控行为。因为所有的翻译，都是为了某一目的而对原文进行的操控。所以，任何形式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原文的改写，而不是对原文的“再现”或者“模仿”。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启发下，当代西方的许多翻译研究者，譬如西奥·赫尔曼斯（Theo Hermans）， 吉顿·图里（Gideon Toury），安德烈·勒菲弗尔等人找到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他们放弃了“以原文文本为中心”的研究模式，而将翻译置于了社会与文化的大背景之下。这种文化转向，从根本上摆脱了“以原文文本为中心”的阴影和束缚，拓宽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加深了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使翻译得以从语言学和文艺学的从属地位中独立出来，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那么，究竟何谓“权力话语”呢？

福柯虽然没有对“权力”下过十分明确的定义，但是从他的作品中不难看出，“权力”是指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这其中有“有形的权力”，譬如政权机构、出版团体、法律条文；也有“无形的权力”，譬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与社会习俗；还有思想和宗教的影响。所有这些“有形的权力”和“无形的权力”，都通属于“权力”。这些“权力”是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控制力、支配力。“权力”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社会上的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这个网络而存在。这些“权力”，在不同的文化中随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变化。“权力”左右着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什么。可叹的是，尽管人们身在其中，很多时候却并不觉察其存在。

至于“话语”，福柯的“话语”早已超出了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中的“话语”概念。福柯的“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所有的“权力”都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所以，“权力”实质上就是“说话的权力”。“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同时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权力”与“话语”实在不可分割。任何一个社会各个层面都具有特定的“话语”。这些“话语”组合起来就形成了一张“网”，一张控制并驾驭着社会成员的思维行动、组织规范、准则条例的缜密的“网”，一张使社会上所有活动都受到这种特定的“话语”定义的限制之“铁网”！

三、 创造性叛逆：一种文化误会

当代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的现象并非偶然，这其中有它内在的原因。这就是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中，确实存在着的文化误会，有人将之称为“创造性叛逆”。

譬如，有人曾问钱钟书先生如何翻译《毛泽东选集》中的成语“吃一堑、长一智”，钱先生脱口而出：“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 撰文者对此赞不绝口，认为是“形、音、义三美具备，令人叫绝。”另据外研社1997年版的《汉英词典》，其中对“吃一堑、长一智”的释义，也是借用当年的钱译。

然而，笔者捧了钱先生的这条成语英译，去请教了三位从事写作教学的美国同事，结果他们三位居然均不知何意。令人捧腹的是，其中一位将这句英译猜测为“如果你出了洋相，要学会幽默地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显然，他是把“fall into the pit（掉进坑）”理解为“出洋相”了。而另一位美国人对这句英译的猜测，则更加令人发噱：“可能是某种类似于高尔夫球的游戏记分方法。”他把“掉进坑”，当作是在打高尔夫球了！一则在懂英文的中国人眼中的“绝妙佳译”，竟然被这两位美国人解释得如在云里雾中，确实令人啼笑皆非。

但是，这个例子却说明了翻译中的所谓“创造性叛逆”，其实只是一种“文化误会”：钱译之所以受到懂英文的中国人的赞叹，是因为它还没有跨出中文的文化语境，尽管它已经实现了两种语言的转换，但是，译者、译作、译作的接受者、阐释者，还是属于同一文化语境。因此，只有当这条成语跨出了出发语的文化语境之后，遭遇到另一文化语境中的接受者之时，譬如以上提到的那几位美国人，上述翻译中由译者所作的变通，也就是所谓的“创造性叛逆”而产生的文化误会才会出现。

文艺创作、文学翻译等活动决不是私人事务，也决不是文人雅士书斋里的文字消遣，它们注定也要受到各种“权力话语”的制约，沦为人为操纵的产物。

譬如，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以及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都曾被查禁，甚至连出版社也曾因“出版淫秽作品罪”而被告上法庭。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小说触犯了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因此被视为“非正常话语”，因而被剥夺了话语权！西方的《圣经》因为与宗教的“权力话语”密切相关，所以一些宗教改革家，譬如马丁·路德以及威廉·廷代尔所译的《圣经》，也都曾遭到过查禁和焚毁，也即被剥夺“发言权”。

人类两千余年的翻译活动，自打诞生之日起就始终被“权力话语”所操纵、所控制。从选题、选材（选择哪些作家和流派的作品来译）、翻译方法、发行范围、甚至译者的遴选等等，都受到政权机关或者社团组织的影响。譬如，新中国成立后曾于1954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会上，茅盾先生曾代表有关方面作过一个报告，明确指出：“文学翻译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主管机构和各有关方面（首推出版社——笔者注）统一拟定计划、组织力量，有方法、有步骤地来进行。”［3］（［3］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508）

对“五四”以来的外来文化、外来思想，以及意识形态在我国的地位加以分析，就可以明显看出：在文化转型时期，外来的意识形态、文化与政治思想很容易在译入语社会中占据中心“话语”地位；而在文化稳定时期，外来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就会让位于本土文化的“权力话语”而退居边缘。晚清时期，虽然中国在经济、军事方面较之西方各列强已明显处于劣势，但是，国人却仍以五千年的文明大国身份而自居，贬斥蔑视西方文化。所以，本土文化、意识形态与思想的传统“权力话语”，在当时仍是不可动摇的势力，占据着“权力王国”里的中心地位。中国的封建士大夫及知识分子们，普遍存在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因此，在对待外来事物的态度上，他们是既感到迫切需要，又不肯轻易放弃原来所固有的一切。

这种思想体现在翻译方面，就是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惯用的文言文形式，来表述西方的东西，譬如林纾、严复的翻译。林纾先生甚至可以不懂任何西洋文字，而仅以其汉学的丰厚功底就敢于翻译百余部西方各国小说，并且还畅销于世！他大胆增删、随意改动，竟无人指责，反而大获赞赏。这足以说明，在当时的中国接受者的心目中，占据其中心位置的仍然是十分强大的民族文化与思想意识。但是，到了五四时期，一场宏大的文化转型开始了。这时，外来的文化、思想与意识形态逐渐开始占据主流位置而变成了“中心话语”。译风也随之改变：肯定直译；讨伐胡译、乱译；强调吸收新的表达法；汉语言文字竟被贬作“法子太不精密，辞不达意……话不够用”！而对外来语言则“连语句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章回小说的表现形式，也被西方小说的表现形式所替代。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这样的译本不在输入新的内容，而在输入新的表现法。”［4］（［4］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