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深化与拓宽：文化转向对翻译研究之影响（第3 / 5页）

此外，汉语有方位词、语气助词，英语没有；汉语介词贫乏，只有30来个，而英语介词丰富，多达280多个；汉语中根本不存在的关系代词、关系副词、现在分词、过去分词等等，在英语中却是十分活跃的词类。要翻译这些缺省或无法对应的语言成分，译者只能靠变通，而变通的概念与“忠实”的概念向来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坦率地说，纽马克先生的译论用来指导同根同源的印欧语互译倒还可称道，移用于汉语，还不及傅雷的“神似”二字更切实际！ 其实，奈达、纽马克等人本来就对汉语了解不多，甚至一无所知，他们本人也未必曾指望过自己的理论会被中国人奉为圭臬。

西方的语言学家们和翻译理论家们在建立他们的学说之时，并没有考虑到使用汉字的中国人。他们认为文字表音、形合构句纯属天经地义，却殊不知，汉字偏偏不表音值，汉语则偏偏是不重形合重意合！

中西翻译理论乃至中西哲学、文学、语言学体系，其发展迥然有异。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种差异？是中西文明之差距？抑或是中西学者认识水平之差距？用“沃尔夫萨丕尔假说”

的“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和“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来观照，中西方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差异，显然并不在于理论本身的内涵，而在于中西方民族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

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注重整体关照、功能效用，而不是逻辑分析、结构属性，这与汉字结构象形会意、独立自足，以及汉语缺乏形态变化、倚重意会组合的特点密切相关；西方民族思维方式的逻辑性、条理性、科学性，以及演绎方式的缜密性，也与西方语言文字的特点：拼音字母为书写符号、组词构句靠形合手段，譬如添加词缀、变化词形、使用表示各种关系的连接词和时体形式标记等等密不可分。

中西语言文字的差异反映在文体上，前者多抒情短诗、短文；后者多叙事长诗、小说，以及哲思长文。同是小说，“中国小说力图将一个复杂的故事讲得简单，而西方小说总是尽量将一个简单故事讲得复杂”［7］（［7］申小龙.语言学纲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337）。反映在理论领域里，则前者推崇简约，后者擅长推论；前者注重提纲挈领，后者注重条分缕析。

譬如中国的传统译论，从支谦的“因循本旨”到严复的“信、达、雅”再到钱钟书的“化境”说，无一不是三言两语就直抵本质。然而，一针见血却都停留在感悟的层面上，缺乏系统性、概念性和科学性。西方的译论则相反，譬如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通天塔》，仅仅为了证明翻译的本质是艺术，竟就从考古学、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神经学，甚至病理学的角度旁征博引，洋洋洒洒，论证得点滴不漏。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只有已知、未知，没有不可知。所以，作为翻译对象的文本，意义也有可解、费解、多解和不可解。由于语言文字使用不当而不可解，并不等于不可知。而可解的文本，只要文本确定，意义就确定。所以，因人而异的差异，对于文化传承和翻译也都可以忽略不计。

解构主义者从“difference”的概念推导出“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殊不知，我们的祖先早就说过“诗无达诂”、“见仁见智”，但也从来不曾有人因此而怀疑过“师弟相传”的可靠，或者，因此而废止了“师传弟承”。

然而，世界上，至少在中国的汉语汉字文献中，还没有一人能举出一例足以证实“difference”的所谓“延异”之说。如果“延异”一说果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人类就不会有文化的积累和文明的发展。

忠实的翻译，通过忠实的文本再现，在传递原作认知信息的同时，亦传递原作的审美信息。如果原作多解，忠实的译作同样多解；原作可以兴、可以怨，译作亦当如是。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翻译是社会行为，因此，只有忠实和力求忠实的翻译才会具有社会价值。翻译的本质功能是，而且只能是通过载体或媒介的转换传递信息，其他的功能都由此派生，不能成为标准多元化的理由。翻译的最高标准是绝对忠实，最低标准是力求忠实——力求忠实，是翻译工作者的道德底线。

再譬如西方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其研究方法首先是切分语流，居然要切分到音义结合的最小单位（语素），再切分到语言的最小单位（音位），然后才是语素和音位分类、组合研究，最后归结到结构语法学和音位学。而当语言学研究进入言语领域时，则“不仅研究语言体系本身，同时还研究使用语言的过程和结果，研究言语活动、言语机制、言语环境、话语建构、话语理解、乃至话语本身，形成话语分析、话语语言学、语境学、语体学、言语修养学、语用学、现代修辞学等分科”［8］（［8］王徳春.多角度研究语言［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4）。

西方民族重科学、重实证、崇尚逻各斯主义的性格特征，配上特别适合用来逻辑推理、条分缕析的表音体系的拼音文字语言，使得区区一个语言学命题，在西方人的笔下剖析了再剖析，演绎了再演绎，最终能写成洋洋百余万言的鸿篇巨著；而同样的命题到了传统中国人的笔下，只需三言两语，就点到为止，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因为国人历来“轻形式逻辑和空谈假设。文论上则重言简意赅和暗示含蓄”［9］（［9］陈凌.通往巴别塔之路——论中西译学传统中的相似性［J］.北京大学学报，2006（6））。汉字汉语与生俱来的简隽、内蕴、意合自如的诗性特征，铸就了国人的思维模式和美学传统，但是，“中国的文与语，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10］（［10］鲁迅.自文字至文章［A］. 鲁迅全集（9）［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44），我们在人文学科理论的建树方面吃尽哑巴亏，实在是跟汉字汉语的天生特点分不开。

中国的语言学发端于对汉字的研究，它建立在象形表义的汉字和重意合不重形合的汉语基础之上，并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音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因为汉字以“字”为“本位”，绝对不属于表音体系，所以，它与西方表音体系的语言文字之间既没有渊源关系，也缺乏普遍兼容性。显而易见，中国的传统语言学正是为汉字汉语量身定做的语言学！联想到博大精深的中医学和汉字书法，它们的“阴阳五行”理论和“写意”、“写神”的艺术风格，西方人觉得不可思议，中国人觉得具体实在，传承了几千年还依然乐此不疲！

相比之下，西方语言学走的则是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子，其研究对象、范围深度、条理性、逻辑性以及思辨方式、演绎推理较之前者确实更深入，也更具普遍意义和科学阐释能力。但问题是，西方的语言哲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二语习得等等理论和学说，有没有把汉语因素考虑在内呢？

至于纽马克先生提出的区分语义型翻译（setion）和通达型翻译（cotion），其核心概念则将译者的忠实分为了三等：第一对作者忠实，第二对译入语忠实，第三才是对读者忠实［11］（［11］Newmark, 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1：64）。可纽马克先生肯定不知道，若将汉诗译成英诗，汉诗的音韵、对仗、平仄不复再现，作为象形汉字所特有的图像性、会意性、联想性，譬如“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鳟鲂鳗鲤，如见多鱼”［12］（［12］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A］.鲁迅全集（4）［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87）也早已丧失殆尽，那么，又如何兑现对译入语的“忠实”？汉语作者须臾不敢违背的“音义互动律”，譬如不说“汗”，而得说“汗水”；不说“冷若冰”，而得说“冷若冰霜”，倘若照译成英语肯定是扦格难通。若是不译，对原作者的“忠实”又从何谈起？

对于翻译的标准——“忠实”，我们应持现实主义态度，但是，必须拒绝庸俗现实主义态度。我国译界有许许多多严肃而成功的翻译家们，他们用成功的翻译实践雄辩地证明：百分之百的忠实并不是梦，尽管并非轻易可得。这是因为，艺术从来就不是懒汉们的游戏。译者应该是具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追求理想的忠实，接受现实的忠实，然而，他们又永不满足于现实。人类的文化和文明，正是在这种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探索之中，才得以不断发展、趋于完善。

四、 西论东渐：借鉴抑或照搬？

但是，当今中国的翻译学术界有个现象却颇耐人寻味：文章不管大小，十之八九要跟西方翻译理论沾上边。哪怕是普普通通一篇探讨英汉互译的小文章，也能跟“动态对等”、“功能对等”、“形式对应”、“选择维量”、“二值逻辑关系”扯上皮，来自西方的理论和学说一时间成了我们的时尚潮流，论坛到处言必称Titler， Nida， Catford， Steiner， Levefere， Toury， Even�Zohar， Bassnett， Hatim， Venuti， Newmark ！

面对此情此景，人们不禁十分困惑：我国古代的王勃，这位初唐“四杰”之一的大学者，年仅十四岁就写下了千古名篇《滕王阁序》，不知当时是何种语言教学理论孕育了他的文学才华？当今联合国的各个机构中，在汉—外、外—汉翻译领域里领衔主译的差不多全是华人译员，这又意味着什么？迄今为止，听说过有哪位外国人（海外华人不在其内），出版过一本中外互译的文学名著吗？反过来在中国，既能外译中又能中译外的翻译家何止一二！［5］（5］许渊冲.中国是不是“翻译强国”？［J］.上海翻译，2005（2）：63）西方的翻译理论家们借助语言学、心理学、符号学、逻辑学，以及功能理论、信息理论、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等等，创建了五花八门的翻译学说。然而，用这些理论武装起来的西方译者们的翻译水平，究竟比50年前提高了多少？这些翻译学说，如果剔除其研究视角的不同、阐述方式的不同、使用术语的不同，其基本思想同中国的传统译学又有多少差别？用它们来指导汉—外、外—汉文学翻译的实践，究竟又会比中国的传统译学强多少呢？“在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的翻译理论越来越高深，翻译原则越来越科学，翻译技巧也越来越系统，可翻译质量的提高与理论、原则和技巧的发展似乎不太成比例。”［6］（［6］曹明伦.译者应始终牢记翻译的目的［J］.中国翻译，2003（4）：92）

显然，学习和引进西方翻译理论、语言学理论必须考虑中西语言文字、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异。西方理论确实博大精深，但其许多基本观点同样可以在中国古代哲学、传统译论、传统语言学和文学理论中找到。在关注西论的同时，不可忽略我们自己传统文化中同样宝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