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深化与拓宽：文化转向对翻译研究之影响（第4 / 5页）
西方译论和语言学理论，如前所述，确实具有其自身的优点和特点，但国人对它们的研究泛滥成了一种时尚潮流，就不得不令人深思了。炒作来炒作去，许多原本并不复杂的语言现象被炒作得高深莫测。难怪有学者要说，“我常常觉得奇怪，理论书就为什么一定要闹到许多人（甚至圈内人）看不懂，看不下去的地步？”［24］（［24］钱冠连.美学语言学［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1）有些博导也批评所谓的西方语言学与译学论文，说穿了只是在玩弄术语游戏，硬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研究西方翻译理论和语言学理论本无可厚非。但事实是，汉英两种语言相去万里，它们之间注定存在着诸多不可通约性。我们在学习引进西方理论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保持一份清醒？毕竟，汉字汉语跟西方印欧语是分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语言文字体系：汉语重意合，西语重形合；汉字直接表义，西字直接表音；汉字方块象形，西字字母拼音。在《马氏文通》引进西洋语法之前，中国人遣词造句全凭“意脉”、“神气”，根本不知主、谓、宾、补为何物。
而西方语言一旦离开了语法框架就寸步难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建立在重形态结构、重逻辑分析、重条分缕析的表音体系语言文字基础之上的西方语言学理论和翻译理论，其体系根本就不可能关照到汉语这门截然不同的异质语言。
究其实质，许多中西理论学说的区别只在于叙述的方式不同而已。以文学理论为例：中国三千年文学史不可谓不辉煌，中国文论也不可谓不丰富了吧，可是，比起西方文论来，却明显逊人一筹。为什么？个中原因就在于“一语中的”，忽略了“逻辑推理，缺乏思辨力度”。“中国的民族性乃是重具象直觉而不重分析推理，因此对于较抽象的事物并不能如西方之从推理的思考来界定它的名义，而往往喜欢用一些意念模糊的批评术语，因而在中国文学批评述作中，便充满了像‘道’、‘性’、‘气’、‘风’、‘骨’、‘神’等一类颇具神秘性的字样来做为批评的准则。”［16］（［16］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119）平心而论，这些“道”、“性”、“气”、“风”、“骨”、“神”虽然形象生动、触及本质，极易见仁见智，却也难免语义含混之嫌。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人看来，中国文论竟然是支离破碎，不成体系！
但事实却是，以译学理论而言，从支谦、鸠摩罗什到严复、钱钟书，两千多年来实实在在是有一脉相承的传统在影响着中国人的翻译实践，那便是“悟性”，或曰 “感悟翻译哲学”［17］（［17］张柏然.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理论研究［J］.中国翻译，2002（1）：60—64）！
可如今，西方译论大行其道，“信、达、雅”早就过时，“神似”、“化境”也成昨日黄花。 “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动态对等”、“功能对等”、“多元系统论”等等充斥眼下各类学术刊物。某些人急于要跟国际“接轨”，今天推介这个学说，明天拥抱那个学说，“对一种译论话语还未完全领会其内涵与实质，一下子又依附于另一话语了。有些论文中到处都是生涩的他译论术语，连作者自己恐怕都并不真正融会贯通，读者读后就更感到是在云里雾里了。”［18］（［18］朱桂成.中西译论对话的不可能、可能及其他［J］.外语教学，2005（1）：86—87）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恐怕还是被中国学界奉若泰斗的奈达，唯努蒂（L. Venuti）、雅各布森（R. Jakobson）等译学大师。他们既不懂汉语，又无汉—外、外—汉翻译的感性知识，但其翻译理论竟被中国学者论证了再论证、研究了再研究、阐释了再阐释，以致如今在中国，其学说早已是“字字皆真经”了。
诚然，西方翻译理论确实自成体系、逻辑缜密，“环环相扣，层层推进，造成严谨而又极具连续性的推论”［19］（［19］蔡新乐.“套套逻辑的必然”［J］.中国翻译，2005（3）：4）。不过，这正是逻各斯与生俱来的本能和传统：自圆其说，滴水不漏。
另一位西方语言学家索绪尔
关于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只有任意性的理论，如今在学界可谓尽人皆知。但是，如果索绪尔先生知道中国古代先民之“初造书契（文字）”“盖依类象形”（许慎，《说文解字·叙》），他就不至于敢下此断言了。“汉字和汉语的词（表事物、表概念）之间的联系是明显的，特别是象形字。……六书的象似性就是汉字象物、象事、象概念、象诸多文化观念的复合。”［13］（［13］李开.汉语语言学和对外汉语教学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21）在使用字母拼音文字的印欧语操持者看来，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竟然有联系，两者的结合居然还可以找出理据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之极。然而，这个纯粹建立在表音体系语言文字基础之上的结论，竟也被不少中国学者奉为真理，附和之声此起彼伏，以至于一时间汉语还算不算一门科学的语言似乎都成了问题。
西方文明真的先于并且优于中国文明吗？
否！历史足以让人明智。因此，我们不妨来作一番中西间的纵横比较：
德国哲学家兼美学家卡西尔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了文学语言的构形原则。他认为“艺术确实是表现的，但是如果没有构形（formative）它就不可能表现。而这种构形过程是在某种感性媒介物中进行的”［14］（［14］卡西尔，E.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80）。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三国时期的思想家王弼，在一千八百年前就得出了比这深刻得多的结论：“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周易略例·明象》）
西方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的理性主义是如此，把理性主义全盘颠覆的非理性主义也是如此，接踵而来的后现代解构主义也还是如此：后现代解构主义者竟然可以把非理性主义及其对手的几乎所有理论，解构得空空如也。原来，逻各斯天生就是思辨和解构的利刃！
然而，这并不能证明真理。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信息传递。“任何翻译理论体系都必须（也必然）以某种特定的原语和目的语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依据和依归。”［20］（［20］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73）涉及汉语的“翻译理论基本模式应以我们的母语即汉语为出发点和依归。因为不论是译出或译入，我们都离不开汉语作为基本‘经验材料’，不能不顾汉语的‘词汇意义和功能的分布情况’。”［21］（［21］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73）这就是说，能够适用于中国的翻译理论必须切合汉语的客观实际，否则，它的权威性和普遍适用性就应该受到质疑。但放眼看去，在西方林林总总的翻译理论中，有哪一个是建立在与汉语互译的基础之上？又有哪一个入木三分地探讨过象形汉字的图像性、会意性、联想性，以及汉语所特有的对仗、平仄，和“音义互动律”在翻译过程中的丢失和补偿？
必须承认，西方语言学理论和翻译理论确实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但它们毕竟是建立在印欧语系语言文字基础之上的东西。作为书写符号方块象形、不表音值、组词构句全凭意合的汉语言文字，一味要在表音体系的西方语言学和翻译理论中定位自己，宁可“削足适履”，恐怕不是明智之举。这对发展适合汉字汉语特点、具有汉语言文化特色的语言学和翻译学，危害极大。
遥想当年，《马氏文通》先是让国人惊喜万分，接着就把汉语文法搅得不中不西，指导实践则捉襟见肘！折腾了半个世纪，国人才痛苦地发现，汉字汉语嫁接西方语法原来并不美满。难怪当时有识之士嗟叹：“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22］（［22］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373）然而，历史却总是惊人地相似。中国现代哲学大师牟宗三先生就不无感慨地指出：“这个时代本是西方文化当令的时代，人们皆一切以西方为标准。”［23］（［23］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
用西方语言学的眼光来看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和译学，我们的理论岂止是过时？许慎的《说文解字》在亚里士多德眼里就够得上“荒唐”两字了！但如果站在汉字汉语的立场，《说文解字》、《文心雕龙》乃至严复的“信、达、雅”，再过一千年肯定还依然熠熠生辉！音乐只在懂音乐的人群中才有生命力。这就是何以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会在乐盲们的耳朵里变成马路上的噪音之故。这本倒不奇怪，但是，如果反过来用乐盲的标准去评判贝多芬的音乐，那就是荒谬了。
美国符号美学创始人苏珊·朗格认为，艺术直觉“包括对诸种形式特征、关系、意味、抽象形式和具体实例的洞察和识认”，但它“永远也不能通过推理性的语言表达出来。”［15］（［15］张晶.审美之思［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95）朗格的这番话总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不活脱脱就是我国八百多年前严羽所说“透彻之悟”、“不涉理路”、“诗有别才，非关书也”的翻版？
20世纪60年代，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徳里达提出了关于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着不稳定关系的见解，在西方语言学界可谓是出尽了风头。中国的老子却一语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只用两句话就囊括了徳里达连篇累牍的理论阐述！只可惜说早了两千年，如今早已被历史所尘封。
当代认知语言学创始人莱考夫在《人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提出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实体隐喻的概念，并把隐喻看成是人们思维行为和表达思想的一种系统和方式。此书也在西方语言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而中国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写下“比显而兴隐”，“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时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他的“隐喻”一说的原创权竟会被一千四百年后的某个外国人尽收囊中，并且就在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子孙竟然还做了公证人！
美国人刘易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词块教学法”，主张以词块的形式进行词汇输入。按理说，这种类似背成语、背“三字经”的玩艺儿，中国人比谁都在行，可偏偏就是这玩艺儿被换了一个叫法——“The Lexical Approach”，然后便以“西方语言教学理论经典杰作”的头衔被国人前呼后拥地引进，顺理成章地在中国取得了专利！
最有趣的还要算是庞德。这位斗大汉字不识一个的美国人，仅仅懂得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点皮毛，居然就赖以开创了西方意象派诗歌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