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深化与拓宽：文化转向对翻译研究之影响（第5 / 5页）
真正的翻译学，应该是以研究翻译之所以为翻译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包括了翻译理论、翻译史和翻译批评。
历史雄辩地证明：东西方译学理论所共同关心的核心议题，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必然是“追求诚信”。“信”在双方的理论系统中从来并且永远都将占据着中心位置，因为其不朽的概念昭示着“翻译”的本质属性，闪耀着人类精神文明的熠熠光华！
译，无信不立。我国求信的翻译理论传统，恰恰反映了翻译的本质属性！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但求神似，是不完备的追求，真正的艺术家，无一不追求形神兼备的完美。而符合翻译本质属性的最高标准，也只能是译作对于原作的形神皆似。中国翻译理论体系的健康发展，要求中国应该有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这种理论，必须紧密联系中国的翻译实践，认真总结中国翻译的成败经验和理论成果。当然，也要借鉴国外的相关学说。但是，不轻信更不迷信一切未经实践检验、也经不起实践检验的无论什么理论。
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一种，像任何艺术一样，都要通过各自独特的艺术形式反映世界、把握世界，以至改造世界。所以，文学翻译的成败，关键在于语言艺术形式的忠实再现。诗歌翻译、小说翻译、剧本翻译 …… 概莫能外。譬如诗歌，几乎都是用比喻写成。因此，若将整个一首诗及其组成部分全都视为比喻，而设法忠实、准确地使之在译文中落到实处，就能保证成功或接近于成功。再譬如小说，几乎都是用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写成。因此，好的小说也不能不是比喻。把一部小说当成一个比喻，把所有的形式因素都视为比喻构成部分，而用译入语准确再现，小说的译文才有可能鲜活生动而富于感染力。
中国的广大翻译工作者是积极开掘充分利用汉语汉字潜能的语言艺术家，也是积极捍卫汉语汉字不被劣质化、粗鄙化、边缘化的民族卫士。中国的广大翻译工作者，正积极地促进和推动汉语汉字的健康发展，他们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对汉语汉字实行殖民化。
当今的全球化趋向，使得信息爆炸、学科发展，翻译的时代特征愈加鲜明，但正是因为如此，国别传统译论的地位和重要性才愈加彰显。在推动本土和国际翻译学发展的过程中，其作用显然不可或缺。
在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国际学术界也有不少西方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开始反思，并在不同的学术范畴探讨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可能与方法。国际译学界也有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尝试研究其他翻译话语，了解其他翻译传统，以期建立起更具普遍性的翻译理论。
五、 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理应在中国成为主流
未来的中国翻译史，不知会怎样回顾和评价我们当前的这个时代。
就翻译理论的形势而言，我国翻译理论界有些“纯学者型学者”，特别热衷于引进理论而不管究竟引进了些什么。他们认为，人类思想的发展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似乎全都是沿着一条直线发展，都走同一条路，那就是：欧美人走过和正在走的路。所以，不管什么观点什么主张，只要西方有的，中国就该有；没有，就该补。于是乎，这个主义、那个理论，林林总总、形形色色，一时纷至沓来，其铺天盖地之势，令人瞠目！影响最大的，当数解构主义：一知半解的解构主义、未经消化的解构主义、略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解构主义，真可谓形式多样，生熟俱有。
最初登场的是“多元互补”，然后是“文化转向”，直到公然呼喊“解构忠实”，和直言不讳地歪曲“创造性叛逆”。
这场极大的误会，其源头就在于将国外涉及“翻译”的“研究”，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当成翻译学的翻译研究倾泻进中国。
我们必须与时共进，根据中国本土实际和时代要求，不断充实、丰富和完善我们自己的译学研究体系。须知，东西方的学术系统都植根于自身的文化土壤之中，知识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历史这根栋梁；学术系统的完整，必须包括对传统的认识。因此，对传统译论的界定、传统译论的继承与发展、传统译论的体系建构与现代转化就显得至关重要。翻译研究的最终目标不是纯翻译理论而是翻译本身，为此，我们必须系统梳理中国传统译论的精华，用本土化的语言，以当代的学术视野来构建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理论体系。
春风杨柳万千条，神州大地尽舜尧。翻译理论应该密切联系所用语言文字特性，共性规律不能取代鲜明存在的个性规律，已成为我国译界许许多多严肃而成功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们的共识。这是建构中国学派最重要的主观条件。而客观上，中国学派的理论体系，已经存在并正在发挥作用。所谓建构，是指立足实际，借鉴新说，系统整理，继续发展。
中国学派必定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的主流。
结语
为了真正促进我国翻译和翻译理论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应该多视角地理解、描述、剖析翻译，而不是多视角地理解、描述、剖析与翻译有关的一切。
我国是一个翻译大国。翻译作为一种事业，和西方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我国的翻译事业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极其重要的作用。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拥有显著的成就和大量的积累。在近现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的翻译已经有了自成体系的传统。
但是，中国的理论家们对自家的传统，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以二传手自居，唯西方学者马首是瞻，对中国自家传统则嗤之以鼻，甚至仅仅因为是“传统”，便弃之如敝屣，而主张以西方反映了各国翻译规律的“共通性理论”取而代之。至于所谓西方反映了“各国翻译规律”的“共性理论”能否取代中国的翻译传统和理论，只消稍稍联系实际便会注意到，仅就语言转换层面而言，即使真有反映了“各国翻译规律”的“共通性理论”，这种“理论”甚至在印欧语系各族各支之间，也难于完全普遍适用，遑论汉语汉字的译入与译出？
另一种虽然也主张建构中国自己的翻译理论体系，却缺乏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而单凭一己好恶和主观愿望。譬如，一方面故意歪曲和夸张傅雷和钱钟书的言论，以支持所谓“但求神似”和追求“化境”，将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体系草率地概括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另一方面，又故意无视以卞之琳先生为代表的、主张形神兼备一派的理论诉求和实践成果。凡此种种，都影响着中国翻译理论传统的合理继承和健康发展。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中之“案本”，是为了保证忠实，而“求信”，是明确的追求诚信。傅雷先生的“神似”，也是为了实现译文对原文的忠实，钱钟书先生的“化境”，则更是忠实到无以复加之境地！显然，中国翻译理论的传统，一言以蔽之，就是求信，就是追求忠实，否则便不会有直译意译之争，也不会有“但求神似”与“必须形神兼备”的辩论。
要建构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就必须正确对待和评估我国翻译研究的既有成果，不抱偏见地总结各家、各派的成败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