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痛的心（第2 / 3页）

钱先生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他从周作人身上发现：人生的季节不可以颠倒，它应分成几个段落；大学时期追求的东西有三样，即知识、友谊和爱情。

在书的正文前面，他写过这样的话：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们。

也许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意识到中国的希望不在“今天”而在“未来”了吧，不然他不会偏爱青年。

十年过去了，新的一代出世长大，“未来”怎样呢？

未来的他居然近于绝望，声称自己过去所做的那些学术研究意义不大，“希望还是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

不断这样“寄托”下去，恐怕那也不是个事。一个老把“希望”无期限地向后推进的民族，能有多大“前景”呢？但是，每个民族若想发展，又离不开这些理想主义者的想像、呼告与努力——彼岸乌托邦的功用仅在于此，而不在其余。

不久过来几个人，脚步声打破了空中的静谧。我看了看，天色太暗，认不出都有谁，仔细听声音，知道其中有钱理群。

他能来这里，大概也是听说“海子”边的月景难得，一定可以再拍几张“传世之作”。果不然，他一到水边就忙活开了，摆弄起相机。为了取个好景，他不断调试着，不知觉间就往前走了走，仍是不满意，再向前跨出去，谁料一脚踏进河中，陷了进去。身旁的人大叫着拉住他，他的鞋袜、裤管已湿透了！

这算是他想留下几件“传世之作”付出的小小代价——相对于社会所予的来说，这样的付出也许不值一谈。

临走时，钱先生在花草中间一匹马的身后站住，仔细端量着，想为那匹马照一张相。我们站在一边直笑，戏谑地说，钱理群正在那里“采（踩）花、拍马”！

十年前，我还在中学读书，精神上面临总崩溃，那时候唯一的“情人”就是鲁迅先生。在我心目中，他是光，在彼岸照耀，帮助我艰难地维系处于风口中心飘摇不定的光点。我知道它极其脆弱，随时能被恶风扑破，但从不死心，对现实一个劲儿地说“不”。这声“不”早在70年前先生就已讲过了。

那时候先生还发过一通“宣言”：向青年学生讲述我的鲁迅观，这是做了几十年的梦。现在使命已经完成，我应当自动隐去。但仍期待于后来者——鲁迅的真正知音必在中国当代青年中产生。

事实上，钱先生几曾“隐去”？

他就亲口讲过，他无法摆脱鲁迅，只要说话必从鲁迅开始，一辈子仍然活在鲁迅的“影子”里。这既是先生的长处，也是难能弥补的局限。他意识到了，却没有能力改变，那代人的学养“先天”地划定了他们怎样去跑、能跑多远。认清这种不足，他才告诫年轻人要埋头“沉潜十年”，到民间去，到传统里去。

这个心情是好的，可是培养一位真正的“大师”不自“年轻”时始，而开始于年幼。“大师”越到后来越多地依靠“童子功”，“童子功”不足，单靠后天弥补，人力亦难及。陈寅恪就是一例，据说他13岁对《十三经》就能“倒背如流”。

这具有心理学的依据。1973年的诺贝尔奖医学得主劳伦茨发现，人的发展就像一粒种子，种子内蕴藏了将来成长为一棵大树的一切遗传条件，但能否在土壤里发芽生长，那要看这粒种子落地时的季节与生态环境。比如婴儿期间情绪发展不顺利可能会影响以后的人际关系，儿童期语言之类的学习被剥夺，以后认知、语言、动作技能、社会技能的发展就很困难等等。

我很有知音之感，想找寻答案与方向，便搜集了所能见到的先生的一切文字，触类旁通地，连带着又看了许多研究他的专著。其中最让我感动的便是钱先生的那部《心灵的探寻》。

还记得当我翻开扉页，骤然看见他的照片时，一下子就笑了，为他独特的面相而笑。

照片大约拍于30年前，我还没有出生，而他已在贵州“流放”。背景或许就是黄果树大瀑布，瀑布一落千丈，蔚为壮观。

那时，他三十多岁吧，额头铺展，站在潭水前侧身微笑，笑面如弥勒，到今天再看，他俨然就是一尊弥勒了！

正是这样一个人，如他的同辈们那样，前半生饱经沧桑，但别人所见的钱理群却都是一副乐呵呵的模样，不读他的著作根本想不到在他内心，还深深地埋伏着那许多与外表完全相反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