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2章 以后，各位就不要依靠食盐赚钱了（第3 / 4页）

这意味着，世袭而来的特权变成义务的时候，即使赔本，也只能硬着头皮赔，不然就是犯上欺君。在这样走投无路的境遇下，很多徽州盐商纷纷想尽办法，以生病，回家尽孝为托辞逃避，更有甚者，竟然选择了一逃了之，一夜之间，人去楼空，不知所踪。

面对这种局面，精明练达的微州盐商认准了只有降价才是挽救盐业的唯一出路，但是甫一尝试，便遭巨大打击。满清政府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降低盐价在满清政府看来，就是对皇权的挑衅，而这比什么都更加不能容忍。

徽州盐商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盐价越高，销量越少，税源越枯竭，清政府为了保证税收，只能进一步提高盐价，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恶性循环。

在此种环境下，徽州盐勒勺最好下场，就是能够从盐业经营中全身而退。譬如棠樾炮氏家族的炮启运，在承接哥哥炮志道的总商地位之后，被佥派办理淮北盐运，当时淮北官盐“疲滞已久”，滞销则无从言利，而课税照旧很高，致使不少盐灶已关闭歇业。

为了应付官府的课税，少数幸存的盐场只得高价卖盐，这对从事盐运的盐商来说，当然无利可图，而且运盐途中，如遇风险沉船，损失均由盐商自认。鲍启运深谙此道，哪能睁眼做亏本的买卖？

徽州盐商又通过和满清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能获得国库的信贷作为启动资本，几乎可以做到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当时徽州盐商的大本营扬州只能用穷奢极欲来形容那些富商巨贾们最大的烦恼，就是怎样把如潮似浪一样涌来的银子花掉。

徽州盐商们却不知道，他们的穷奢极欲已然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毕”。为了维持住地位和财富，徽州盐商们于盐业经营之外的头等大事，就是打点自己身后的靠山，也就是满清统治者。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大输捐纳贡的力度，仍然不能让满清统治者满足。

随着满清特权阶层的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远远快过了盐商财富积累的速度，旗人对盐商们的敲诈勒索越来越厉害。到清朝后期鞑子的本来面目，已经表现的淋漓尽致，连最后的一块遮羞布，都毫不犹豫的扯掉了。

嘉庆年间，以徽州盐商居主导地位的两淮盐场，苛捐杂税达到92种之多。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统计，从康熙十年到嘉庆九年的100

多年中两淮盐商前后所捐输的财物共有：白银3930余万两，米2万余石，谷33万石。商人每次捐输，多则数百万两，少则数十万两其余寻常捐输则难以枚举。

因此“称病告退”，宁肯背上“抗佥误课”的大罪，也不能将家业败落在自己的手上，所幸的是，他得到了嘉庆皇帝的特赦，“抗佥误课”的大罪，仅以罚五万两银子了事。

收回了资本的饱启远，从此再无经商业盐的念头，回到祖居地，广购良田，大兴土木。今天我们看到的棠樾牌坊群，就是在他的手上建造修葺的。

这一宏大的建筑群，证明着微州盐商曾经的辉煌，也蕴含着微州盐商必然衰落的无奈宿命。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独立之人格，才有独立之商人，才有强盛之时代。

张准通过这个案例，要强调的，重点是两个：第一个，新帝国，不会好像以前的任何一个王朝，依靠食盐来提供国家财政收入。第二个，任何一个商人，又或者是家族，都不要希望从食盐上赚取巨额利润，你们还是做点其他事才是王道。

他不想让新帝国，好像清朝这么腐朽不堪。更不希望新帝国的商人，好像以前的盐商一样，只是依靠特权来赚钱。新帝国的商人，应该是白手起家，通过自己的本事，通过自己的眼光，通过勤劳致富，诚实经营来发家。

两淮盐商中，徽州盐商占据优势，因此，捐输的负担大多落在了徽商头上。曾任两淮总商之一的歙县大盐商江春，每遇捐输，“百万之费指顾立办！”最终还是落了个破产的结局。

嘉庆九年，由于镇压白莲教起义财政发生困难，清政府为了应付此种局面开始疯狂地上涨盐价，这无吝于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盐价越高，盐的销量便越少，税源就越枯竭。因为官盐的价格越高，走私盐的利润就越大，私盐贩子就越多，人们购买官盐的数量就越少。

为了转嫁税源枯竭造成的财政困难，清政府规定，盐商在拿到盐的销售许可之前，必须先行缴纳相应税赋。在盐业利润大、销售速度快的背景下，对于徽州盐商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但在盐业利润被苛税重赋和名目繁多的敲诈勒索摊得很薄，且私盐泛滥的情况下，就成了要命的问题。

比如长芦盐场，行盐区域在黄泛区，今天的皖鲁豫交界之处，历史上就是四战之地，黄河又经常改道，自然灾害严重，民风彪悍。此处私盐最为猖獗，私盐贩子有强大的武装，组织严密，甚至敢于和官府正面对抗，面对这种武装私盐，盐商们别说获取利润，就是连保本也几乎是不可能。

往往是今年好不容易卖出去的盐往往是五、六年前积压下来的，可是五、六年前的本钱还没完全收回，新盐又压下来了，随新盐而来的，是更加沉重的税赋。盐业经营的进入是垄断的，相应的退出也是垄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