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革命?困惑（第1 / 1页）

民众维权运动引爆辛亥革命一这两年，不少知识分子都敏感于“国进民退”，对民营煤矿、钢铁等行业国有化心存疑惑，纷纷著文反对，有些文章直陈此举之不可，有违市场经济之建设，有些文章以史为鉴，说“国进民退”曾导致辛亥革命，像学者雷颐就发表文章：《“国进民退”引爆了辛亥革命》。据史实看，辛亥革命确实是在清政府要把铁路收归国家这事情发生之后发生的，而且确实是清政府把铁路收归国有这一举动导致了大规模的保路运动，说是“国进民退”引爆了辛亥革命没有错。但是我愿意更深层地去探讨这个问题，并且觉得，是民众的维权运动引爆了辛亥革命。光有“国进民退”，而没有民众广泛的维权运动，以至于到必须暴力解决的临界点，并不会引爆革命。就像现在也有一些“国进民退”的做法，但并没有引发运动。鉴于铁路民营中出现的资金不足、管理不善、贪腐亏损、任人唯亲、效率低下等弊端，清政府早就有意将铁路收归国有，几经犹豫没有成行。1911年5月，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大臣，在这个强硬派人物的支持下，清政府突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以两湖厘金盐税担保，借款600万英镑，并规定两路聘用外国总工程师。铁路国有化有其好处，修铁路是一件大事，收归国有正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主张铁路国有的盛宣怀就举德国为例，说数十年前，德国铁路也是民间自办，但一路不成，德国政府毅然决定将筑路权收归国有，很快就建起了星罗棋布、四通八达的铁路，他认为德国的成功经验应为中国借鉴。确实，其他国家，如俄国、日本、墨西哥均是如此，在交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走过由民营到国有的过程。毕竟铁路不同于其他商业行为，它确实事关国计民生，单就铁路整体规划而言，各自为政地由民间来办，很难做到统一规划，会造成重复建设，网络不合理等。更不要说当时的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家，民间办铁路资金压力很大。拿川汉铁路来讲，数年时间，民间也只是集到了所需款项的十分之一，有人估计，按此集资速度与建路速度，需90~100年时间才能完成。用当时人们的话来说，如此下去，后路未修，前路已坏。如果把铁路回归国有，利用外资，聘用外国工程师，至少可以克服资金不足的弊端，迅速将“货畅其运”的铁路建起来，于国于民都有利。需要强调的是，赞同铁路国有并不等于我赞同国家持有太多资产、控制太多经济资源，因为垄断特权有悖社会公正，会威胁法治精神，破坏市场的公平。但如果政府是受到严格监督的政府，公开透明高效公益，由政府出面办大事，未尝不是可行之计，只不过清政府并非民主政府，很难做到公开透明高效公益罢了。事实上，清政府这次将铁路收归国有，算不得是多么恶劣的巧取豪夺，而是以国家股票的方式赎回，并且根据商股亏损程度不同，在赎回时待遇有所不同的原则，这应该是合乎情理的，总不能亏损的与赢利的都一视同仁吧。比如两湖铁路公司亏损较少，就照本发还，广东路股亏损五成，政府发六成，其余四成给无利股票；四川路股亏空太多，只退还现存的七百余万两，其余贪污挪用损失责任自负。这不仅在公平交易之列，而且对商股大为有利。连国外的研究者都不得不承认：“鉴于情况的复杂，以及每一个铁路公司实际上已经破产的事实，政府的建议看来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宽宏大量的。”尽管如此，铁路国有仍然遭到了商民的强烈抗议，这个也能理解，从法律上讲，如此强行将这些铁路公司的资产收归国家，显然有违自愿的交易原则，虽然收回的理由冠冕堂皇，但理由的正当性不代表在法律上有依据。另外，铁路国有，肯定会触动商民的利益，尤其是大股东的利益，而那些在地方铁路中握有大股份的肯定是地方有权有势的人，其中，立宪派毫无疑问是大头。像四川咨议局的头头脑脑蒲殿俊、罗纶等人，都是铁路公司把持者。国有化动了他们的奶酪，他们岂肯善罢甘休？于是就用“卖路卖国”等极端情绪化的口号去煽惑人心，发起保路运动。这是有依据的，美国人罗伯?C�斯门金为英文的《华西基督会刊》（11月号）报道保路同志会反对政府铁路国有、借款修路的理由时，明确指出铁路公司中的头面人物打着公利之旗行私利之目的：据熟悉中国内幕的专家认为，反对铁路协定还不完全在于出自保护国库，使不受外来掠夺；还在于那笔“浮财”不可能再落入他们自己的私囊中这事引起的失望所驱使。因而一致要求在四川境内的铁路即由四川承修，而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有意思的是，其他地方在铁路收归国有时，虽然也遭到商民抗议，但并没有闹成不可收拾的风潮，为什么独独在收回四川的铁路时，却闹得如此之大，以至于成为革命的导火索？主要原因看似是四川的商股获得的待遇太低，四川的1400万两股金中，有300万两亏空，清政府不认这账。这一个亏空是因川路公司经理参与墨西哥橡胶股票投机造成，政府当然有理由不认可，政府没有理由为公司管理层的投机失败埋单，无论在专制还是民主政府，我看都有道理。盛宣怀自己也说，政府的钱来自全国百姓，政府没有权力慷全国百姓之慨，来弥补四川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机损失。所以，这并不足以引爆革命，要知道，如果政府不收回铁路，亏空严重的川路公司要想把铁路修起来，可谓遥遥无期，商民投进铁路里的钱要想收回来并有赚头，也将是遥遥无期的事。现在，政府用国家股票的方式赎回，至少可以保住一些本钱吧，总比这样丢在水里连泡都不起一个强。其他省的商民最终能接受这个现实，未必四川的商民就不识时务？二细加分析会发现，四川的情况与其他省份募集商股的方式有所不同。当时中国商办铁路根据其资金来源,可以分为自由认购股份、利用华侨资金、强制集资、借外债四种类型。浙江、江苏和湖北三省的商办铁路公司主要是自由认购股份；粤闽两省主要利用华侨资金；四川则主要靠强制集资，其铁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实际上就是用民间集资的办法修路，而且是一种政府强行摊派式的集资，在粮税里强制征收，值百抽三。这样，凡纳粮租者都是股东，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股东，但川民因为股权的原因而与铁路利益攸关。换句话讲，在这次铁路国有化的过程中，清政府对其他省份基本上只需要把一些大股东、大商人、华侨恩威并用就可以搞定了，一些小股民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的话可说。这其实是相对容易的事，少数一些大股东也不敢轻易与朝廷作对。但是，人多嘴杂，要把所有的四川民众都说服并收回股权，就不那么容易了。少数大股东、大商绅的维权可以是一次桌前的谈判，而无数民众纠合起来的维权，就可能是一次维权运动，虽然两者都指向自己的实际利益，以向政府提出更高的要价，以争取更多的补偿金为目的。还要注意一点，由于清廷于1905年推行立宪政改，在姿态上多少有做点民主的样子，给予民众在政治上或经济上讨价还价的地方和余地，在地方设立了一个象征民主议政的咨议局。这个机关，虽然没有多少的权力（它一直在争权力），但对地方时局的影响相当大，因为主导咨议局的立宪派领袖都是当地有声望的商绅，是相当有话语权的，是地方自治的灵魂。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咨议局作为政府设立的机构，是合法的组织，不会像革命党的组织为非法组织，会被随时查封，在民众维权过程中，咨议局成了聚集民众，向政府叫板的大好平台。而此时的立宪派一方面是铁路利益的把持者，同时对清政府立宪的诚意深表怀疑，与民众一样，他们对清政府已经大为不满，对铁路国有这事，他们与民众的利益是一致的，立场是相同的，他们提出“四川川汉铁路关系本省权利存废，应由本省咨议局议决”，反对政府的强制收购行为，很快得到民众的支持，并成为民众维权运动的领袖，彼此一唱一和，推动维权运动向前发展。维权之所以变成运动，还与当时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分不开的。川汉铁路总公司成立之初，就提出了“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的目的，为了保证铁路的自主权，川汉铁路公司曾规定“专集华股，不附洋股”，股票背面特地注明“此股单照定章不得转售或抵押与非中国人，如不遵章此单即作废纸”。这是针对过去的教训提出的，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一度因为财政吃紧，通过向国外贷款为主的筹资方式兴建铁路，这样，铁路就容易被外国人控制，在用人、管理等诸多方面受制于人，一旦贷款到期不能还本付息，整个铁路会被外国人据为己有。这其实是用苛刻的贷款条件对中国利权进行多重剥夺，为国人所不满。现在，清廷宣布铁路国有也就罢了，竟然还拿筑路权作为抵押，向外国银行团借款，还要聘用外国总工程师，这就很容易给人将铁路主权卖给外国人的感觉，是重走过去清政府借款修铁路的旧辙，甘受列强的控制，与当初商办铁路公司自己集资建路的目的背道而驰。不能不说，1911年5月，清政府与四国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已经为自己争得了最大权益。首先是贷款的利率低，年利息仅为五厘；其次，合同明确规定，铁路建造与管理归中方全权所有，总工程师必须听命于中方督办大臣；再者，所用铁轨必须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如须购置外国材料和产品，须通过招标方式进行。但这仍然不免让人想起旧伤疤旧痛来，害怕重新被国外重利盘剥。所以，假如铁路被收归国有是可以忍受的，借外款一事，显然与当初的约定“背信弃义”，是孰不可忍的事，这很容易调动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认为“借外债是明明导外人干预财政也”。哪怕为着一点名面上的事，也不会轻易苟同，更何况中国长期受西方列强的欺侮，民族主义情绪已然积聚高涨，随时都可能爆发。在随后的保路运动中，发生过杀死了一些天主教传教士、焚烧天主教教堂的事，这显然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三1911年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派领导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提出“破约保路”口号，分路讲演宣传，并推举代表赴京请愿。此后保路同志会规定“无论股东非股东均可入会”，直接利益者与非直接利益者都可以参加，同志会人数一下子数倍增长，会员迅速发展到数十万。保路运动前期，保路同志会主要采取非暴力的维权方式，如集会、游行示威、写血书、演说、罢市、罢课等。立宪派的舆论号召也堂而皇之，谴责政府“夺款卖路”的同时，还一再抨击政府蔑视宪政，蔑视咨议局、资政院和私营公司法律。他们还制作了圣位牌，圣位牌上供奉着光绪的神位，写着一副联子，是光绪帝曾经的谕旨——“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像发传单一样发给每家每户。以此显示维权的正义性，并且控制在合法性的范围之内。面对川民群情激昂的维权，当时的四川护督王人文认为朝廷应顺应民意，收回成命，避免局面失控，这是善良的建议。但是清政府认为政策推行没有回旋余地，事关政府的权威，不容置疑。王人文再次向朝廷呈请，讲明局势之危险，仍然不被重视，双方对立加剧。王人文被申饬之后，赵尔丰取而代之，也以四川民气太盛，情势危急，恳求清政府顾全大局，准予暂归商办，以免激生意外，但还是被强硬压了回来。不但如此，面对大规模的维权运动，清廷下旨要求四川总督赵尔丰“切实弹压，毋任嚣张”。赵尔丰接旨后下令逮捕了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为主的十几名运动领袖，引发上千群众云集总督府抗议，赵尔丰竟下令对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进行开枪镇压，酿成著名的“成都血案”。“成都血案”是这场民众维权运动的转折点，如果说在此之前，民众的维权仅仅是出于私利，出于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只是一笔经济债，那么血案发生之后，就不只是“经济”二字可以承受，而是加上了血债，而中国人认为，血债是必须要血偿的。如果说此前民众还只是对政府抱有希望的非暴力维权运动，经历了血案之后，维权运动就变成了反清的政治运动。因为，维权本身的目标指向非常单纯，就是争自己的合法的经济利益，但政治运动就不一样了，它是有明确的政治目标的，有自己的打击对象，有政治斗争手段。具体一点讲，如果没有广大民众对专制制度的强烈仇恨，一个仅仅由铁路经营权益而引发的民间维权活动，绝不会迅速演变成为一个巨大的、具有颠覆政权意味的政治运动。事实就是这样，民众的简单维权变成了政治报复，本来就不满清政府的立宪派态度转变得更加明显，他们本来温和的态度因为利益关系、运动推动、民族情绪等而成为运动的指挥中心。尤其是血案为革命党人推行暴力革命提供了绝好机会，在非暴力解决的渠道被堵死之后，民众和立宪派纷纷倒向革命党，裹挟在以暴力的方式对抗政府的行为中，“同志会”发展成“同志军”。这一变化清晰地表明，一场始于维权的运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维权变成了起义，由经济行为变成了政治行为，由运动变成了革命。1911年11月27日，四川军政府成立，紧接着派兵包围督署衙门，擒获赵尔丰，并将其正法。事情闹到这个份上，不就是起义造反了嘛，清廷必须抽调军队入川平息风潮。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鄂军被紧急抽调入川，革命党趁湖北空虚，在武昌发动起义，封建帝制寿终正寝。因此，如果要给辛亥革命记功，掀起轰轰烈烈的维权运动的四川民众立了大功，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是的，此前革命党人曾发动过大小无数次起义，均告失败，就是因为缺少民众的响应，而有了民众的响应，革命很快蔓延开来，要不是四川民众的维权运动，且这场维权运动被政治力量利用（立宪派和革命党都在利用），推迟一年半载，武昌革命能不能爆发不好说，爆发之后能不能成功更不好说。四从最终结果来看，辛亥革命终结了清王朝，但从深层原因来说，清王朝的倒掉并非仅仅因为辛亥革命，而是中国社会在这个时代必须进行转型，清王朝的统治者没有很好地顺应这个时代的要求，顽固到底，最后爆发流血革命，给全社会都造成痛苦。虽然这场革命要显得平和许多，对前朝统治者宽大得多，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小得多，但革命仍然比和平的转型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中国的小皇帝溥仪颁发三道谕旨，宣布退位，结束了清王朝二百多年的统治。从社会转型来说，世界的大潮流是，君主帝制不断被民主政治所替代，但替代很少有君主自觉自愿交权的，往往需要外力压迫，甚至革命打击，而革命需要一个引爆点。辛亥革命这个引爆点，为什么是四川保路运动中国的民众维权而不是其他，就颇值得深思。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国进民退”并不必然地引爆辛亥革命，更何况，在当时对“国进民退”并非成完全一边倒的反对态势，并非人人皆不明白铁路乃国民经济之命脉，民间修建和管理确有不妥之处的道理。当然，其中也夹杂着本省无力修铁路，国有化对自己有利的考虑，比如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就支持铁路国有，希望国家出钱来修，好让地方得利。民众的维权也不绝对地引爆革命，民众感觉自己的权益受损起而维护，并非四川保路运动独有，即便拿铁路国有而言，两湖、广东也闹铁路维权风潮，为什么就没有演变成政治风险呢？这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待民众维权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对于民众的利益和权益，首先是保护，而不是与民争利，这是政府所应该站立的基本立场。即便是出于国计民生这样的公益性目的国有化，也始终要秉持这个原则，要尊重民意，体恤民情。正像前文所讲，清政府赎回路权的操作基本上是公平的，可谓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民众的利益。但是，清政府在处理民众维权的方式上显然有太多失误之处。虽然四川保路同志会与清政府在赎回条件上有分歧，双方完全可以坐在桌上谈判。政府的姿态可以高调一些，眼光放长远一些，注重大局一些，稍为让利于民，并坚决惩治那些贪污挪用者，相信会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毕竟政府是一个政治组织，而非一个经济组织，不能够像商人做生意一样与民众斤斤计较，一毛不拔。政府不仅要会算经济账，更要会算政治账。政府对民众除要有公平之理，还有帮助之义，苛刻地对待民众的政府最终都不会得到民众支持。不与民争利，宽厚爱民，才是政府的美德。清政府对底层民众的说服动员工作显然是不到位的。应该说，民间办铁路确实存有太多弊端，但鼓动风潮的主要是那些大股东，他们打着民族主义的爱国大旗，主要还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政府应该引导民众正确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与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千方百计地帮助贫困民众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工作做得细致而深入，才会赢得支持。当然，政府与民众坐在桌上谈判能不能谈得拢，也与政府的权威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有关。恰恰在这方面，清政府自被西方列强不断羞辱以来，慈禧与光绪这类权威逝世以后，特别是民众寄望于通过立宪来救亡图存，却又遭到清政府一再拖延，民众对清政府的信任已经降至谷底，自然也有理由对国有政策执怀疑态度，势必影响分歧双方之间的沟通。不过，坐下来谈判总还是最佳的选择，无论对民众还是政府，皆如此。从这次民众维权运动看，地方官员可以说是“靠前指挥”者，对于局势的把握更真实也更准确，当王人文、赵尔丰都说四川民气甚固，建议不可强硬压制时，甚至不惜顶撞中央，他们对治下的一方民众还是有一定感情的，也懂得事态发展的后果。清政府却为了维护政策的权威或中央政府的权威对此不屑一顾，既显示了中央政府缺少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弹性，也表明中央政府丧失了对群众心理、社会心态的感知能力，已经脱离民众太远，无法做到深入细致地排查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地把民众的不满情绪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更为要命的是，政府对民众的维权采取了粗暴的压制行为，不仅出动军警，而且残酷镇压，制造血案。这就是说，清政府完全缺少危机处理的手段，不懂得什么叫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的原则，对民众的和平维权竟使用警力和强制措施，还制造了血案，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进一步激化矛盾，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直至无法收拾。1911年9月25日，革命党人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等人夺取四川荣县宣布独立；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由此，辛亥革命的序幕缓缓拉开，而大清王朝的落幕则缓缓闭上。补述一点。中华民国成立后，民国政府仍然坚持铁路国有政策不变，袁世凯也要收回川汉铁路，不同的是，政府答应承担铁路公司以往的一切费用，分期支付，本息总额高达2900余万元，将铁路完全收归国有，这就是袁世凯的高明之处。一条谣言摧毁一个政权致命的谣言谣言无处不有，大小不一，作用不等，但在末世、乱世谣言会特别多，作用特别大。这反证，谣言特别多而作用特别大的时代，或许正是末世、乱世的征兆。所谓一叶知秋，从谣言这个小小的切口，我们可以洞见一个时代、社会的世态人心，基本面貌和发展趋势。以谣言观晚清，大致如此，那是一个谣言纷飞的时代，也正是末世、乱世之将至，随便掰着指头就能数出几起因谣言而引发的大事。1�采生配药：1870年夏，一条“采生配药”的传言在天津广为流传，说是外国传教士跑到中国来是以传教为名，以建育婴堂做慈善为幌子，实是绑架杀死中国孩童作为药材之用。谣言说得有鼻子有眼睛，搞得人心惶惶。天津知县找来法国驻华领事质问，双方争执中发生冲突，法国领事拔枪打死知县的仆人，激愤的民众则将法国领事及其随从打死，事态进一步扩大，10名修女、2名牧师被害，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被焚毁，3个俄国商人在冲突中丧生。直隶总督曾国藩奉旨调查，所谓“采生配药”纯属无稽之谈，在列强压力之下，中国不得不道歉、赔款、处死带头闹事的人，避免一触即发的战火。这就是近代史有名的因谣言引起的“天津教案”。2�挖眼炼银：1891年，一则谣言传遍长江流域——西方传教士来中国名为传教，实际上专门挖中国人的眼睛来炼取白银，以赚取“眼球经济”。这则同样无从考证其发源，荒诞不经的谣言，不仅目不识丁的底层民众相信并口口相传，越说越像，越像越神，连一些饱读诗书的“文化人”也相信确有其事。谣言像一个伟大的指挥家，指挥着长江流域的民众采取近乎一致的反抗行动，扬州、芜湖、无锡、九江、宜昌等多个地方的民众纷纷对当地国外教堂进行了一番打砸抢烧，传教士因此毙命，教堂财物因此遭哄抢。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对此“群众运动”莫可奈何，归结为愚民们不辨是非，盲目轻信所致。3�西政西法：义和团闹事，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出走西安，再次丧权辱国。或是迫于内外压力，或是自觉唯新政可自强，慈禧太后决定自上而下搞新政。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有一个谣言不胫而走，说是大清政府搞新政并不是为了自强，而是得了列强的旨意，要实行彻底洋化中国的西政西法。被洋化的中国还是老祖宗交到我们手里的中国吗？所以，必须反对这种洋化中国的西政西法。在一些地方，民众反新政很激烈，“指学堂为洋教，指电线为洋人所设，指统税为洋税”；政府要搞人口调查，就传言政府要以此来“抽丁当兵”和“按人勒税”，一些地方的民众在激愤之下，掀起一股打学堂、砍电线杆、毁税局的风潮。类似的谣言还有很多，比如1909~1910年间，江苏等地流传着官府调查户口时查人的生辰八字，是要把人的灵魂抽出来卖给洋人等。在此，特别拿辛亥革命前夕，疯传于武汉的“捕杀剪辫者”的谣言，这条谣言说得轻点，引起了社会混乱，说得重点，直接扣动了辛亥革命那支枪的扳机，摧垮了200多年的大清政权，威力真是太大了。在武昌起义之前，湖北的两个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已经在湖北新军中发展起数千会员，为起义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就在这时，四川保路运动蓬勃发展，清廷为扑灭四川暴乱，派大臣端方率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革命党人决定趁机在武昌发动起义。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于10月6日发动起义。但革命党人的活动被湖北当局察觉，处处提防，再加上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未能赶到武汉，起义延期。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赶来，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等，起义秘密泄露。湖广总督瑞瀓下令搜捕革命机关，关闭城门，取消士兵请假制度，一时间局势显得十分严峻。10月9日下午，革命党决定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革命党人一齐举事。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起义计划落空。打响首义第一枪的程正瀛此时，谋划起义的领导人伤的伤，逃的逃，走的走，隐的隐，起义力量基本上成了群龙无首，镇压革命的阴云正一步步压过来。没有人来发号施令，革命党人人自危，却又不知何去何从。相信湖北当局一定以如临大敌的阵势来应对局面，一定会严加防范，何况还赢得了充分的时间，应该说是有能力有机会将起义消灭在萌芽状态，迅速恢复社会秩序，湖广总督瑞瀓就是一个猪脑袋，也不会胆敢掉以轻心。然而，对湖北当局和起义者双方都十分重要的一个东西，即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等东西被官方收走了，里面清楚地记录革命党人的姓名，其中部分又是湖北新军中的官兵。据统计，两个革命团体在新军中发展的会员加起来有5000人左右，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而上了名单的革命党人有200多人。这个花名册落到湖北当局的手里，且不说两个革命团体的主要领导人已被湖北当局掌握，新军中某些革命党人也被当局掌握。这等于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的底细曝了光，企图搞驼鸟政策，是不可能了。即便没有上名册的亲革命派军人也不敢说自己的身份是隐蔽，即便身份暂时没有暴露，也会将自己视同已经暴露，因为名册已被搜去，同志已被捕，顺藤摸瓜地查到自己是很容易的。再有一点不能不提的是，彭楚藩、刘复基与杨洪胜三人被逮捕，当局对三人进行了严刑逼供，然后在当夜就将三人处决了。这实际上给了新军中的革命党以双重的危机感。一方面，花名册已被当局搜去，在册的革命党人已被当局掌握，一方面，谁也不知道三烈士有没有在严刑拷打中供出除花名册之外更多的革命党人。革命党人与湖北当局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当局在暗处，而革命党人暴露在明处，恐慌以及对当局的种种猜测自不能免。此外，炸弹走火而引发抓捕也就罢了，紧接着10月9日晚还准备发动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这不是罪上加罪吗？被抓到了岂还有生还之理？所以，在危险之时，人往往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多信一点仿佛多买一份“保险”，这样，哪怕是谣言，也很容易被轻信。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一条“清政府正在捉拿革命党人”的谣言，在新军中流传开来，经过层层的添油加醋，谣言越来越像是真的一样，连市面上都在流传着。没有人知道真假，但没有人愿意相信这是假的。因为，从道理、法律上讲，谋反是十恶不赦的死罪，何况有同志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此前，革命党人虽然起义计划落空，但起义的种种罪状是推脱不掉的，比如起义用的宣言、告示、旗帜、印信和革命党人名册，这些都已被巡捕搜去，他们焉有不递交给湖北当局的？这些罪状在官方手里，一旦被抓捕就只有死路一条，而且，总督瑞瀓已经下令关闭四城，不准请假，搜捕革命机关，这正说明当局在采取有力措施。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或是对革命党有同情倾向的人都害怕被抓起来，死亡的威胁和恐惧笼罩着军营，已到“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去”的时候了。这条谣言还有一个版本，叫“清政府正在捉拿没有辫子的革命党人”，大约是被处决的彭、刘、杨三位革命党人都剪掉辫子的缘故。尤其是10月10日早上，三十标排长张廷辅被捕（他家是武昌机关，嫌疑自然很大），而他也是剪了辫子的人，这更让人相信当局确实是在“捉拿没有辫子的革命党人”。而军中有不少士兵，在年初的剪辫风潮中剪掉了脑袋后那条“猪尾巴”，这时候的恐惧心理很容易想象。其实，不管是有辫没辫，既然名册已在当局手里，被捕同志也已被严刑逼供，机关被捣毁，没有哪个与革命有瓜葛的人会放心睡大觉，第二天起来照吃照喝，完全没事儿样。生死命运都已不在自己的手里掌握，这个时候救命求生才是人之本能。而谣言越传越广，版本越来越多，比如连这样可笑的传言都流传：本地学校里的没有辫子的人，为安全起见，都装上了一条假辫子。谣言搅得满城风雨，不仅令革命党人惶惶不可终日，市民议论纷纷，就连当地的媒体也已经注意到，并警告当局要迅速平息谣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汉口中西报》在“本省纪闻”中呼吁：“此时必要之计，应在息谣言以镇人心，免致满城仓皇，根本摇动，否则谣言盛而人心乱，人心乱而大局危矣。”然而，当局似乎并没有对此引起重视，或者，当局正拿谣言来与革命党打心理战呢。如果说清政府或湖北当局决心要清算革命党，开展大规模的报复行动，真的像谣言所说的，对照着花名册按图索骥，将包括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一一捉拿问罪，那是相当容易的事。有名册在手，证据在手，革命党无可辩驳；城门紧闭，戒备森严，革命党束手就擒。那种杀了三人，又接连抓人的景象似乎已经在给新军中的人发出杀向一切革命者的信号。这实际上将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置于了“陈胜吴广式困境”之中，即不起义是死，起义也是死，但起义说不准还能有一丝生的希望，既然如此，那还不如起义。更何况，这场起义还不像陈胜吴广的起义，是最后被逼无奈的选择，手里无枪无弹，这场起义，本来就是革命党人早就有预谋的事，枪弹仍然握在自己手里，现在事已至此，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危急之时，那些被隔离开来的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为了求生路，于是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当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革命由此星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在短短的时间内，大清政权竟被这条谣言击垮了。为什么说“清政府正在捉拿革命党人”是一条谣言，而非事实呢？因为，从种种迹象来分析，我们都看不出清政府或是湖北当局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清算屠杀运动。首先，湖北新军中参加或是同情革命党的人非常多，有数千人之众，要是这些军人都被兴师问罪，必将在整个新军中引起巨大震动，对这种拆台子的事，影响面、打击面太大的事，当局是不能不十分谨慎的，即便真的要清算，也要秋后再算，慢慢地算，不可能一下子就贸然出手，瑞瀓没有迅即出手，不是没有道理。其次，从一些细节可以看出，瑞瀓极有可能想低调处理此事，不想搞大规模清洗：他没有按照花名册大规模搜捕革命党，而是集中捣毁革命社团的窝点；也没有留下刘复基等三人作顺藤摸瓜和对质之用，而是匆忙地杀掉，杀掉三人与留下三人，对革命党来说威胁是不太一样的，从口供对质的需要讲，留着的威胁要大过不留的威胁；这也符合地方官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理，要是在自己的治下掀起政治风暴，影响政局，这对自己的政治生命必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处理得好，固然名利双收，处理得不好，乌纱帽掉了是小事，脑袋掉了才是大事。再者，就在10月10日这天，瑞瀓电奏朝廷，报喜不报忧地表功，说是湖北已经波澜不惊地捉拿了32个“革匪”，此案虽然还没有完全破获，但他已心有成竹。这话的意思是说他瑞瀓很快就会不动声色地平息一场祸乱，请大清皇上放心，他瑞瀓治理的地方太平无事，皇上不要认为我瑞瀓庸碌无能。看到这样的表功报告，北京方面自然很高兴，不过，也就高兴了几小时罢了，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就打响了，这一枪枪法真准，直击大清政权的心脏，哪怕妙手神医在世，也已经没有活命的可能。而这致命的一击，谣言简直就像是那个扣动扳机的手指。谣言是一种反权力武器谣言的传播有放大和变形的效应，这个过程，其实美国心理学家早就用实验印证过：“先向一个被试者演示一个幻灯片，内容是一辆老式的无轨电车，电车上画有一幅风景画；然后，让该被试者向一个没有看过幻灯片的被试者尽可能逼真地描述风景画，然后再让后面这个被试者向另一个人描述，这样一直传下去。结果，最后那个人把一个原来很逼真的描述变成了：‘这幅画上有一辆有轨电车，它身边有两个男人正在争论。其中一个是黑人。就这些。’”因为，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参与到对谣言的“加工处理”之中，起着添油加醋的作用，使传言在口耳相传中不断被放大和走形，偏离最初的原样。因此，谣言某种意义上确实是个贬义之词，散布谣言者是无知的，可疑的，没有根据的，反常的。但是通过考察以上列举的谣言及其传播可以看出，谣言产生的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比如“采生配药”、“挖眼炼银”、“西政西法”，含有张之洞所说的盲目轻信的原因，为什么是盲目轻信所致呢？就是因为无知、盲目排外的中国人不能理解西方以及西方文明，所以说，谣言止于智者，就是这个道理。然而人们之所以无知，又往往与清廷钳制思想言论，实行愚民政策有关，既是如此，当局必然对民众实行十分有限的信息公开，导致信息传播渠道不畅，无知加渠道堵塞，谣言就像漫出大堤的水四处流动，无孔不入。当如水的谣言越来越高涨，就形成谣言之灾，成为巨大的社会破坏力，反过来冲击钳制民众的这个制度大坝，力量强大之时，甚至可以将制度大坝冲垮。通过考察上面列举的谣言，我们还会发现，一些影响大、传播广的谣言，不只是无知愚昧那么简单，它往往是有很坚实的社会基础，或是契合了某种社会要求的。比如“采生配药”、“挖眼炼银”、“西政西法”这样的谣言，很荒唐，但它之所以被广泛流传，是因为确实有一些洋人、传教士凭借领事裁判权，骄横已久，包庇华人教徒，把教士、教徒搞得像优等人，民间滋长了一股反洋人、反洋教的心理，只要是适合于用来反洋人、反洋教的，不管是真是假，是谣言还是事实，都会被民众相信，被利用，哪怕是以假当真。谣言被信以为真，而当局的辟谣鲜有人相信，这说明当局的公信力已濒临破产。这是因为，民间对洋人、洋教的反抗经常得不到政府的呼应，其权威已严重下降，信任度急骤下滑。事实正是这样，此时的清政府对洋人基本上言听计从，对传教士的霸道行为一味姑息，洋人、洋教的权力越来越大，晚清虽然还维系着皇权统治，但公信力岌岌可危。当一个政权的公信力岌岌可危之时，同时意味着由这个政权维系的社会秩序也在一点点被打破，社会开始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晚清时期，这种无序表现为社会转型，重大变迁，列强侵略，政治衰弱，矛盾突出，社会动荡，纲纪败坏，人们普遍处于一种焦虑、躁动不安的心理状态，对现实不满，对未来恐惧，奇谈怪论层出不穷，这正是谣言滋生的绝好温床，这下十分吻合美国谣言控制学说的代表人物罗伯特?纳普，对战争中流行的谣言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谣言是社会失序的一个结果。谣言既是社会失序的结果，同时谣言也会成为重构社会秩序的推手。这样，谣言从一个结果变成一个原因，即谣言是社会无序的结果，可谣言会导致更大的无序，并以更大的无序来重构有序。当局对于谣言的处理就显得十分重要，处理得当，会为当局的公信力加分，而稍有不慎，则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直接摧毁旧政权，建立一个新政权来重构新的秩序，这样，谣言又将减少。在这个过程中，谣言变成了一种反权力“话语”，它是反权力者有意或无意地用一种似是而非的话语来反对官方的话语，官方支持的，它就反对；官方反对的，它就支持；官方没有说没有做的，它说官方既说又做，这就是制造谣言。这样的谣言因为获得很多人的信任而变成一种反权力力量，而这正是革命造反者最需要的。比如我们知道，革命党在反清的过程中往往不惜制造、传播谣言来反政府，革命党办的报纸为了“制造利于革命之电报新闻”，甚至公然变成造谣机器。革命党人办的《苏报》可称“造谣先锋”，时不时造满清的谣。曾担任该报主编的章士钊在后来写的《疏“皇帝魂”》一文中承认：《苏报》曾伪造电讯和“上谕”，“要之当时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既然“无所不用其极”，那么，“京陷帝崩”有之，“袁世凯已被侠士刺死”有之……更离谱的是，《民立报》曾在1911年11月21日的报道中说：有人看见张勋手持人心，在豆腐店买豆腐，以油煎人心，下酒甚乐。北洋军阀虽然面目可憎，但还不至于可憎到明目张胆地以吃人心下酒的离谱地步，如此大胆地造谣传谣实属惊人，已经有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了。对这种造谣传谣的事，革命党人不认为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而认为是“英雄处事，目的贵坚，手段贵活，目的贵一，手段贵多，有一百目的，不妨有百手段，又不妨百变其手段”。他们把造谣和传谣当成一种反权力的手段，当成革命的“美谈”。客观来说，这些谣言有利于煽动民众起来反清，但这毕竟是用一种不文明的手段来反对不文明，是以弄虚作假来达成自己的目的，透露出严重的急功近利心态，反映出革命党缺乏深入民众做思想启蒙的耐心，希望用一次革命来成就政治理想，这就已经决定了革命的手段是“不妨百变”的，但社会最坚实的专制土壤并没有得到改变，这些手段或可收一时之功，终究会贻害无穷，事实证明，由于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革命胜利的果实终究守不住，后来被袁世凯拿走，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即便这样，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谣言确实是一种反权力——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谣言直接对掌握、裁决信息的当局发出挑战，用一种非真实的话语要求当局开口说话，用一种强有力的传播来挑战当局的话语公信力和权力合法性，这样就构成对权力的某种制衡，即你不能想沉默就沉默，想发话就发话，信息也需要进行公平的竞争，你在信息的竞争中失败，也会成为输者。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处处可见，当当局对某一事件（如地震、传染病）讳莫如深，谣言反而纷起，它逼使政府回应事件，公布真相，某种程度上是要打破当局对信息的垄断，否则，民众就只有沉默无声了。拿辛亥革命中“清政府正在捉拿没有辫子的革命党人”来说，如果当局像《汉口中西报》所说的那样，站出来表明态度，说是只抓捕惩罚起义领导者，其他人既往不咎，应该可以息谣言以镇人心，而不是闷声不响，跟革命党玩谣言攻心战，谣言或许不会产生，即便产生，也不会致满城仓皇，根本摇动。正是当局隐瞒了信息，小小的谣言的功用才被放大到足以推翻政权的地步。但是，在一个专制社会，专制政府怎么可能做得到保障民众的思想言论自由，怎么可能畅通信息传播渠道呢？那样一来的话，岂不是要将“皇帝的新装”大白于天下？自己那一套巩固政权，愚弄民众的把戏就玩不下去了，它必然会处处阻扼谣言的生产和传播，要求民众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这又因为民众的无知和信息渠道不畅而无法做到。这样，在专制之下，谣言永远无可消除，谣言作为一种反权力的武器永远存在，并在适当的时候发挥其巨大威力来。如何尽最大可能消除谣言，铲除谣言滋生的土壤，不让谣言变成巨大的社会破坏力？光靠“谣言止于智者”是不够的，因为智者总是社会的少数，大多数人不能准确地靠自己的智慧来辨析真相，唯有靠民主与科学才能止息谣言，因为民主对症专制，科学对症愚昧。专制制造愚昧的事实告诉我们，唯有实行民主，权力得到约束，思想言论自由，信息渠道畅通，社会透明公开，才可能让科学和知识普及民众，而被科学和知识普及的民众才会更加坚定地追求和保护民主。这样，谣言无处藏身，也就走出了谣言如毒瘤一般长在社会身上的怪圈。“清朝灭亡，就是因为取消了科举制度”废止科举无异于废封建开阡陌1905年9月2日，如往常一样平静，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清廷发出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突然寿终正寝。对于废止科举，其实也没有如此“突然”，而是历经地方大臣的劝奏，各级考试都不得用八股文程式，一律改用策论，到递减进士及第名额，以至立停科举考试的渐变过程，绝非一日之功。早在1901年3月，两广总督陶模就率先提出“废科目以兴学校”的主张。此后，不断有大臣上奏言废止事。最后，在1905年9月，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将军、督抚会衔上奏，要求立即停开科举，他们说：“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清政府响应要求，发出上述谕令，从1906年开始废止科举制。诏令一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士人多么的悲天抢地，所谓“心若死灰，看见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毕竟是少数。这是因为，一方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于废止科举一事，除了官方大言废止之必要外，在知识界，也有过不少呼声。康有为就认为，“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提出变通科举、兴办新学、徐废科举的主张。严复则认为，中国不变法则亡国，而不废八股又不能变法。梁启超说得更清楚：“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可见，对于废止科举，多年来都有提及，读书人早有心理准备，只是哪一天宣传的问题。另一方面，清政府预料到突然废止，会让士人产生过激反应，为维稳需要，出台了一些过渡性措施。一个是“使取士仍归学堂之中，学堂不蹈科举之弊”，“除学堂实系毕业者届期奏请考试外，其余则专取已经毕业之简易科师范生，予以举人、进士出身”。为了照顾旧士子的情绪，采取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十年三科之内，各省优贡照旧举行。己酉科拔贡亦照旧办理，皆仍于旧学生员中考取”，而对于已经进入了新式学堂者，不准入试。再一个是过渡期实行奖励出身制。强调“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亦与科举无异”。新式学堂各级毕业生要参加相应的考试，及格者照样授予出身。对于留学归国者，也专设专门考试，授予出身，满足人们对功名的渴求。这些过渡性的安置措施让士人的反对意见减少很多。相反，对废止科举的赞美之声不少。上海维新派的《时报》发文，盛赞“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1906年2月12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的中国》，更是用夸赞的口吻说，“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经历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这种评价不能不说是较为中肯的，科举在中国的影响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或许，身在其中的当时之人，并不能明了这件事的历史意义何在，只是觉得科举废止是一件大事，大到什么程度，对国家社会前途有何影响，并不十分清楚。外国传教士林乐知对此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废止科举令下不久，他在《万国公报》发表评论说：“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而中国的学者，比如认为中国不变法则亡国，而不废八股又不能变法的严复，于1916年，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里感叹说，废止科举“乃吾国数千年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因此，当时的平静或微波并不能消解这一事件的历史作用和意义。科举的废止所产生的影响是深广的，对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都是摧毁性的影响，“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与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有多大的作用力，往往就会有多大的反作用力。我们说科举的废止对中国现代社会有如此大的作用和影响，那么一定是因为科举制度对中国传统社会有巨大的作用和影响。什么作用和影响呢？梁启超曾经从四个方面对科举的历史作用做过公正评价。一、科举使帝制政权充满活力，能够不断地从社会精英中吸取统治人才；二、促进社会中官民阶层的流动，使社会充满活力；三、使儒家思想与价值或意识形态制度化一体化；四、使个人有出路，社会稳定。这四条，无一条不是极为重要的作用。反过来讲，废止科举就是从四个方面对帝制政权施以反作用力。一是科举本是帝制政权的选官制度，这个制度废止了，这个政权将社会精英排拒在外，人才无法进入统治体制内，因此失去活力。二是科举是阶层流动的调节器，确保人才的流动和社会的公平，这个调节器停摆了，社会结构固化，成死水一潭，活力无从谈起。三是科举将儒家知识作为考试内容，巩固了儒家意识形态的绝对地位，从而巩固政权。四是科举为社会各个阶层预设了成功之路，一旦这条成功之路被斩断了，人们没了出头之路，混乱就来了。当一个政权失去了活力，社会死水一潭，权力世袭，阶层板结，意识形态崩塌，中下层阶级看不到希望和出路，民众对这个政权失去信任和忠诚，正是这个政权危机到来之时，用纪连海的拉风之嘴来说，“清朝灭亡，就是因为取消了科举制度”。事实上，清政府废止科举考试之后四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现在回头来看，两者绝对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细加分析，甚至可以这样断言，废止科举直接导致辛亥革命。下面我再详细论述。废止科举摧毁了清王朝的政权基础维持一个政权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秩序，政权通过种种制度、手段来规范人的行为，而绝大多数民众服从服膺这些制度、手段，这个社会就是有序的，政权就是稳固的。相反，涉及国家政权稳定方面的基本制度难以令人信服，将会导致秩序混乱，严重的将是灾难性的。可是，什么样的制度可以维持可靠的秩序？那一定是相对公平开放的制度，如果一个涉及所有人切身利益的制度并不公平，要么这个制度本身难以维系，要么人们不情愿接受这个制度，要么会引发利益矛盾而导致社会混乱。因此，哪怕是在赌场那样令人疯狂的地方，也是遵从了“愿赌服输”这样一种公平的游戏规则，更何况国家政府制度。很显然，科举制度绝不只是一个考试制度，它首先是中国帝制政权十分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有学者认为，这是现代世界最合理的政教制度。确实如此，自上而下，科举为帝制政权选拔了优秀人才，巩固了政权的根基；自下而上，科举让各个阶层的精英分子充分参与到政治治理中来，让人获得晋升渠道的同时，也让人成为这个政权的依附者。其次，科举制度是相对公平开放的，所谓“好学者则庶民之子为公卿，不好学者则公卿之子为庶民”，不论身份地位、贫穷富贵，只要努力，都有进身的机会。而且，科举取士没有年龄限制，只要你愿意，到老都可以参加科考，到老都还有咸鱼翻身的机会和可能，这就让所有人都在这一制度面前平等起来。故而连胡适这些很前卫的学者、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也认为：“这种制度（科举）确实十分客观、十分公正，学子们若失意考场，也极少埋怨考试制度不公……它是一个公正的制度，即使是最贫贱家庭的男儿也能够通过正常的竞争程序而爬升到帝国最荣耀、最有权力的职位上。经过这种制度的长期训练，中国人心中已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政府应掌握在最能胜任管治工作的人的手中；政府官员并非天生就属于某一特殊阶级，而应通过某种向所有志愿参加考试的人敞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来选任。”如此，科举制度将政教合一，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政治秩序设计，它像皇权社会的枢纽，调动起一切社会力量来为这个政权服务，而个人的功名利禄，全部捆绑在这个国家机器身上，效忠于它——受人一饭，听人使唤嘛。这样，它就让一个政权因为这个制度而像肌体一样具有较强的新陈代谢之功能，保持相对的健康。再有，这一制度同时漂亮地完成了一次文化秩序设计，即经过这一制度的设计，将儒家经典、儒家知识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等于将有利于统治的儒家思想灌输给应试者，儒家思想所主导的价值规范被士人认同接受，并经过他们的传导成为高度统一的价值规范。只要士人想获得功名地位，就要慢慢地经过儒家经典的熏陶，将儒家价值规范作为立身行事的标准，并以他们的行为来影响社会民众，让这一套价值规范为各个阶层认同和普及，实现了儒家文化的制度化。故“科举……岂徒篆刻雕虫而已哉，固将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悌忠信，而建万世之长策。……国家所以藉重古道者，以六经载道，所以重科举也。后世所以重科举，以维持六经，能传帝王之道也”。科举制度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实现了有力的社会整合，尤其是这个制度历经千年，塑造了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心理，士大夫忠于皇权，每个人忠于儒家价值，循规蹈矩，社会井然有序，十分适合于专制统治，所以，历经千年也不废弃，被帝王玩弄于股掌。废止科举无疑摧毁了清王朝的政权基础，使政治和文化同时失序。政治上的失序表现为，政府失去了笼络人才的极佳手段，而士子也不再围绕科举谋出路，政治与教育分离，政府与民众离析，士子由趋附政权变而叛离政权，危及旧有的统治秩序。文化上的失序表现为，读书人不再忠于儒家那一整套的价值规范，激进者甚至公然向儒家的“三纲五常”挑战，与原来所信仰的东西背道而驰。这样，科举制度的“武功”全废掉了，整个国家社会就像散了架的风筝下坠。余英时先生说：儒学对传统中国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文化秩序，上至朝廷的礼仪、典章，国家的组织与法律，社会礼俗，下至族规、家法、个人的行为规范，无不被儒家建制化了。显然，起到“建制化”最大作用的，无非科举尔。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失序必然体现在社会失序上，体现在一部分人或大部分人被抛离出原来的秩序，极力通过和平的或是暴力的方式，建立起全新的秩序，来保障适当稳定的生活秩序。毕竟，人不可能总是在失序的状态下生活，那将是一种互相伤害、彼此折磨的过程。因此，重建一种代替科举制度来重建秩序，整合社会，让各个阶层有机会进入政权体系内的制度，在官僚社会，在晚清时代是什么？现在看来，无非新式教育和组党入党。接受新式学堂教育，只能说学到了某种技能，具备了某些知识，并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入朝做官，造反起义和组党入党就不同了，如果搞成功，可以直接干预政事，直通政治枢纽中心，当官自不在话下。所以，火眼金睛的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以前入朝为官的快捷方式是参加科举；现在科举没有了，党就变成了科举的代替品了。入党做官，或组党做官，就成了有志青年的正途。于是，搞政治，你就得组党，入党，毁党，造党，分党，合党……一言以蔽之，万变不离其党，才是入朝为官的不二法门。由万变不离科举，到万变不离其党，这就是一个全新的秩序的建立，而且也还算相对公平，党与党之间竞争，轮流做庄，也就等于各党党员因此可以轮流为官，彼此都靠竞争上位，彼此都能接受，社会也就相对稳固了。这样，就催生了各式各样的党派，党派的作用，完全具备科举的某些作用，比如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吸引社会精英，使政权和社会充满活力，为个人提供出路，维持社会稳定等。而晚清无非两个大党派，一个是立宪派，一个是革命党（同盟会），党派党派，立宪派虽然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政党，但确实是以党派为依托，以君主立宪为政治目的，以和平请愿为手段，来为自己入朝做官争资本。革命党也是以党派为依托，也是为自己入朝做官争资本，但是其目的和方式与立宪派不同，他们以民主共和为政治目的，以革命暴力为手段，为了达其目的，不惜以暴力的方式将旧政权推倒重来。从入朝做官靠科举，到入朝做官靠其党，全新的制度秩序必然导致全新的政权性质和形态，那就是现代民主政治，因为政党竞争的政治是现代政治的范畴，这说明废止科举摧毁了清王朝的政权基础，帝制王朝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基本结构和土壤。但是，帝制政权仍然会死死挣扎，哪怕是自觉地进行妥协性的政治改良，以最大限度地维系权力的自主性，可是，当其对权力让渡令民众不满时，辛亥革命的引线已经点燃。从这个角度说，科举废止，社会秩序失衡，直接导致辛亥革命爆发，用一种新秩序代替旧秩序，虽然从时间上看，两者相隔了五六年。废止科举为辛亥革命创造了社会条件科举将国家与社会整合为一体，其纽带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士大夫，他们一身兼二任，在朝廷辅助君王统治天下，是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在乡野则领导民间社会向心朝廷，是为“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们捏合政府与民间，政治与社会，庙堂与江湖，朝廷与乡野，表现出极强的社会整合力。而造就这些身兼二任的士大夫的就是科举。另外，帝王为了统治之需要，将儒家价值观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而士大夫是儒家价值观的忠诚信仰者，他们利用自己一身兼二任的角色，利用他们道德表率作用和身体力行的努力，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价值观变成宗法社会的价值观，甚至变成每个人的价值观，在思想观念、价值体系上完成了政治与社会的有机统一，而造就居中联系的士大夫的也是科举。科举废止，士大夫与国家、政治的制度化联系被切断，被排除在体制之外，失去了中间黏合者的作用。精英对国家政治认同感的疏离，影响整个社会对国家政治认同感的变化，因此废止科举，等于撕裂国家与民间、政治与社会、庙堂与江湖、朝廷与乡野紧紧相连的关系，这样，民间社会作为一个对立面出现在国家政治面前，并且力量越来越强大，专制政权的危机由此而来，这就是辛亥革命爆发，会获得如此多的社会力量支持的缘故。这正如学者萧功秦所言：一方面，变革旧制（废止科举）而导致传统的社会整合方式的丧失；另一方面，新的社会整合方式（例如学堂教育体制）又无法单凭体制改变而及时形成，由此产生严重的社会脱序和社会整合危机。事实正是如此。科举制度不光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培养了忠诚的支持者，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精英被吸纳进官僚体系之后，民间社会的力量就被弱化掉了，在政府与民间的力量对比中，政府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可是，废止科举之后，政府失去了吸纳文武精英最有效的通道，士子（天下英雄）游荡民间，社会力量骤增，民间突然变得强大起来，强大到足可以与政府分庭抗礼，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官不如绅”格局。可以讲，科举的废止，将政府本来可以拉拢过来的人才，变成了自己强有力的对立面、革命者，废止科举，清政府为自己造就了掘墓人。我们看到，科举考试让读书人知书达理，温柔敦厚，一个个争做顺民和官僚，正所谓鲁迅先生所说的两种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废止科举以后，民众的文化心理开始慢慢发生变化，不再依朝廷马首是瞻，也不再完全忠诚于儒家价值，那就是存有贰心了。某些英雄好汉如孙中山、黄兴等激进分子，干脆扯起反政府的旗帜号令天下，最后居然还真的干成了一票，不能不说科举废止，就如同放弃了对英雄好汉的控制。其实，很多士子并非天然长着反骨，而是仕进无门之时，不免彷徨、怨愤、绝望，从一个政权的绝对支持者变成一个抱怨者、反动者，就像现在很多大学生花了很多钱读出来却找不到一份糊口的工作，难免会彷徨、怨愤、绝望一样，会对政府不满，会有过激行为。废除科举尤甚，这条渡过成功彼岸的几乎是唯一的独木桥被拆掉了，社会流动被阻塞，社会的怨气仿佛缺少了出口，转而冲向政府，政府无力解决，只能弹压回去，当这些怨恨的情绪堆积在社会里面，彼此传染，越积越浓，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心理。表面上看，新式学堂给读书人一条新出路，其实并没有那么美好，与科举比较起来，新式学堂的诱惑不及科举，科举是考中就有官做，新式学堂并不能打包票可以做官；新式学堂按时毕业，毕业了就进入社会谋生路，前景并没有那么明确，可能还需要“二次奋斗”，科举可以“活到老，学到老，考到老”，永远不会毕业，永远给你下一次机会，永远给人一个盼头在那里。两相对比，无疑加重了读书人的挫败感，增加了对政府对社会的怨恨情绪。从社会心理学来讲，因政府或社会给人造成挫败感和失望感，会加深人们对政府、对社会的怨恨，很容易走向反政府反社会之路。试看参加革命党的人，有多少不是因为科举废止，人生挫败，转而对政府心生怨恨，走向革命之路呢？怨恨的社会心理一旦形成，就像空气中布满了易燃易爆物，只需要一点火星就能引燃引爆。科举废止后，社会积怨，人心离散，只要英雄登高一呼，就会应者云集，这就是辛亥革命不费太大的工夫就将二百多年清统治推翻的原因之一——社会条件已经充分具备。废止科举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思想科举的好处是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但也造成了思想上的僵化。为了仕途上的前程，为了准备科举考试，读书人十年寒窗，皓首穷经于经史子集，基本上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耗费青年有为的生命就是为了“揣摩腔调”。学习内容上的隔绝状态和学习本身的隔绝状态，其实就是思想上的隔绝状态。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充分地说明这种隔绝状态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剑桥中国晚清史》里讲，1865年江南制造局建成后，它的译局翻译的出版物销路很有限。据有人估计，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译局卖出约13万部译著。中国公众对读物的冷淡态度和明治时代日本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日本，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自1866年出版后几乎立即卖掉了25万册。从这一数据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科举确实扼杀了读书人的活力和生气，士子们参加科考，只需要熟诵经典，倒背如流，按格式去答写就可以了，所谓的知识和创新被限定在十分有限的范围里。在这种长期的封闭式训练之下，中国知识分子循规蹈矩，僵化教条，陈腐保守，缺乏创新，一言以蔽之，读书科考把人给读傻考傻了，读成了一个个不适应时代潮流的老古董。只要科举不废止，他们的利益被帝制政权高度捆绑，士子们就始终不会有兴趣了解儒家经典以外的书籍和世界，因为，阅读这些无补于他的考试，还可能影响其前程功名，他们不接受西方文明，思想滞后顽固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显示出科举制度的两面性来，一面，它是极具开放性的，对所有社会阶层敞开；一面，它又是极其封闭的，将读书人局限在方寸之间。两个矛盾的面都有利于政权的巩固，但不利于民族思想解放和与国际接轨。由此看，人们讲科举是愚民的手段，不无道理，它用封闭单一的信息而让人愚昧。要言废止，谈何容易，梁启超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兴学校。废科举，立新学，读书人由封闭走向开放，思想由单一走向多元，开始关心世界，吸收现代文明成果，更换旧脑筋，学习新思想，重新审视国家民族与世界，难怪梁启超先生说，现代观念的出现，最关键者就是科举制度灭亡。可是现代观念一旦形成，科举制度所维系的旧制度还能被接受吗？确实，废止科举，将读书人赶进新式学堂，他们在那里固然还要学习一些儒家经典，但更多地学习各种现代科学知识与技术，接受迥异于儒家思想的启蒙思想，民主自由，无疑让他们受到了现代知识与思维方式的训练，并萌生出改造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强烈愿望，当这种愿望变得极为强烈时，很容易就走向极端的暴力之路。正如前面讲到的，科举奠定了帝制政府的文化秩序，使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社会价值高度一体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读书人都训练成君王的奴才，在思想和行为上绝对地效忠皇权，并变成定型化的思想行为模式。科举废止后，读书人接受了西方平等、自由、“德先生”、“赛先生”。从忠诚信仰传统儒家观念与价值而至怀疑和反对，这就使儒家观念与价值边缘化，使儒家意识形态灌输失去制度化依托，进而使帝制政权失去政治意识形态支撑，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思想。可以讲，废止科举，开启现代教育，也就开启了现代政治。因为，中国读书人进入新式学堂，尤其是游学海外，对西方认识不断深入，他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西方国家强大，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技艺精湛、工商发达，关键在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消除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壁垒，能够“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从而产生了在中国建立新的政治形态的想法和要求，这种想法要求因民族危机加重而显得格外急迫，以至于等不得清政府慢条斯理地搞立宪，就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强力推行新的共和政治。细读历史我们还会发现，1905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废止科举，二是同盟会成立。两件大事看似孤立，但我仍然看到了它们内在的某些联系。考虑到真正废止科举之前已有废止的动议和过渡性的措施，因此，科举还没有废止之时，一些地方大员比如张之洞就鼓励“游学”，已经看到科举进身无路的读书人纷纷出国留学。据统计，到1907年，中国光是到日本的各类留学生的总数就达七千余人。这些青年才俊一旦走出国门之后，受到西方思潮的洗礼，对腐朽的中国政治极其失望，就想把西方的政治模式搬到中国来，以救亡图存。但并不是你想搬来，清政府就同意搬来的，就是清政府想搬来，也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需要来搬，而不是按你的意志来搬，革命青年就只好用革命的方式搬来。为了革命，这些留学生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成立了同盟会，宣传革命思想，组织武装起义，直至辛亥革命。可见，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留学生与海外移民输入的革命。如果没有废止科举，这场革命的成功不知道要推迟多少年。废止科举为辛亥革命催生了人才科举制度并不只是一种教育制度，同时是选官制度，它使政治和政府最大限度地向各个阶层开放和流动，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让天下人才为我所有所用。虽然清政府为正式全面废止科举考试，做了一些相应的过渡性安置措施，但对于众多的旧士子们来说，这显然只是一种安慰，已不太具实质性意义。过去的开放和流动的格局因科举废止而被打破，政府用人缺失标准，只好重新采取“上指定下”的用人方法，必然会导致“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很多士子进身无门，徒增社会不公感。对于那些进入新式学堂的学子而言，新式学堂吸纳能力远远没能满足实际所需。正如时人指出的，“各省学堂经费匮乏，无米何炊，力不能支，提学纷纷请款，而官力民力罗掘俱穷”，办学经费如此拮据，可以想见能有多大的成效，又有多少人因此失学而无书可读。这就让大量既不能入新式学堂，又不能考科举的旧文人一下子成为左右不靠的浮萍，变成所谓的“游民阶级”，而且这样的人员绝不在少数，当时就有人指出：“科举初停，学堂未广，各省举贡人数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中年以上不能再入学堂，保送优拔人数定额无多……不免穷途之叹。”“游民阶级”因科举废止而失去了原来实现自身价值的场所，又没有得到较好的安置，一下子穷途末路，呈游荡状态，很容易走向冒险之途，变成一股反政府、危及社会稳定的力量。当年，江苏举人刘师培会试落第，“飞腾无术儒冠误”，也属于“心若死灰，看见眼前一切，均属空虚”的一类，开始在国内搞反清活动，随后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就是这些“游民阶级”中的典型一员。另外一些并非“游民阶级”的新式文人被从旧官僚体系剥离出来后，进入新式学堂学习，变成了新的知识分子，他们不能再寄望科举为出路，时代为他们设置的出路大抵可以分为三条，一条是留洋海外，一条是从军做职业军人，一条是从商，以此为他们人生价值的依托，否则并没有太多的出路，除非自己有关系可以跻身政府，毕竟，那个时候自由职业者还是很少的。大致的三条出路，无一不是从不同的方面在为辛亥革命准备人才。游学海外的学生，要么成为立宪先锋，如蔡锷；要么成为革命党的领袖，如黄兴，后来不少人成为民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政治家。可见，废止科举中断了文人的仕进之路，中国少了一些旧官僚的同时，也为新的共和民主政治准备了一批现代政治家、军事家。废止科举后，从军是做官最简捷的道路，尤其是新军吸引了众多的读书人，但他们不同于传统士大夫，既不能一身兼二任，黏合社会，也因为思想解放而无法与清王朝完全同心同德，他们既为现政府服务，却又不满于现政府，他们稍为被革命党策动，就会支持或同情革命，更何况他们中不少人本身就是革命党，辛亥革命之所以摧枯拉朽式地席卷全国，迅速成功，就是因为他们的反叛，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是他们从内部瓦解了清政府，他们为革命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些从商的，依托商业资本支持革命，据此在新政权中谋取一官半职。此时，随着清政府鼓励民间资本发展，商人已从“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底层慢慢地爬升起来，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一些地方的商人组成商会，拥有自己的武装，连清政府都要惧怕他们三分。这些都是他们“从商做官”的资本，我们回看民国初年政坛上的活跃分子，除了新式文人、职业政治家、职业军人外，商人也占一定比重，原因即在此。当然，能够游学海外，能够从军、从商的毕竟凤毛麟角，更多的知识分子从新式学堂毕业之后就没有了着落，何故？晚清毕竟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工商业并不发达，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据统计，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有6万多所新式学堂，学生数将近200万，国家一时消化不了那么多的学生。而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很多从传统乡村走出来，已经很难再走回去，因为，他们不像他们的父辈，即便在乡村生活也可以做入朝为官的大梦，凭借科举考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们回到家乡，无非是教教书，但家乡已缺乏了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场所。他们只好涌入都市，变成无法就业、前途凄茫的“新游民阶级”，成为又一股危及社会稳定的力量，并在辛亥革命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三类人才是完全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新式人才，他们或者对旧政权怨恨而决绝，成势不两立之态，或者与旧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有明显的疏离感，或者见风使舵，随时投机政治，在新旧之间晃荡。总之，不是旧政权的可靠忠臣，却可能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可靠人才。最后说句总结的话。有人把中国的科举制度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国外也学习这种文官考试制度，来弥补政党政治之不足。相对于物质文明领域的四大发明而言，科举制度作为制度文明的存废影响之大显而易见，制度文明的存废说得严重点，搞得好，会带来长期的文明繁荣，社会的稳定；搞得不好呢，会引起动乱，带来暴力革命，读史者不能不察。为了重建社会秩序，民国建立之后，受孙中山的倡导，建立了考试院，这就类似于复制科举考试，当然，内含外延已有所变化。现在，一些人轻言废止高考，是过于轻率的、不负责任的言论，除非我们的社会可以创造更多的出路，否则至少公平是很难保证的。现在，除了高考，还有一个“国考”——国家公务员考试，这大约也是一种科举考试的借鉴，是专为政府选拔人才之用，从“国考”的热度和残酷竞争来看，与科考确实有些相似之处。国民思想启蒙助催中华民国诞生今天，“公民”、“公民意识”、“公民思想”、“公民社会”这样的字眼井喷般呈现在我们眼前，成了时髦词汇。有舆论将2008年称为中国“公民社会元年”，似乎喻示中国正在向公民社会迈出第一步。很多人在频繁的公民思想启蒙之中，明白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培养公民思想，培养合格的公民，才能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时光倒推到晚清民国，那个时候，类似的时髦词是“国民”、“国民意识”、“国民思想”、“建立民国”、“国民思想启蒙”等，成为一时之社会思潮，震动人们的耳膜，刺激人们的脑子。而历史再往前，则类似的流行词汇是臣民、子民、庶民、草民、黎民、顺民、刁民、贱民……词汇的演变也是一部历史的演变，词汇的流行是某种思潮的流行，相对而言，带有政治色彩的词汇流行往往是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推广，而且，革命必须要舆论先行，词汇是漂浮的外表，就像深水是鱼，而水泡是外象。从这个角度探究国民思想启蒙，与辛亥革命发生、中华民国创立的内在联系，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从臣民思想到国民思想的一次启蒙传统中国大多数时间实行君主专制，家天下的政治形态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翻译过来是说，天下的土地是君主的，天下的人民也是君主的，简而言之，“朕即国家”。帝王统治万民，就像牧羊人赶着自己的羊群一样，故有“牧民”一说。人民既然像羊群一样，不能也无须做自己的主人，只能任主人驱使宰割。这决定了臣民有这样一些特性：一、权利淡薄，只知道有忠君的义务，而没有关于法定权利的自觉；二、崇尚尊卑，习惯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身份地位权势辈分高出自己半分，就要矮人半截；三、甘于服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位卑者、无权者只有服从的命；四、卑屈愚昧，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之术下，臣民愚昧而自卑，自卑而越发愚昧。臣民思想深及骨髓，帝王永远神圣正确，自己永远卑微弱小，仰食于君主，最大的希望是碰上个爱民如子的明君和秉公执法的青天，这是臣民能够想到的最好的善治了，其他的实在不敢有所妄想。至于自己可以当家做主，主宰国家命运，那是谋反，是打死都不敢想的事。何况，皇帝是天之子，代表天来统御万民，是真理与权威的绝对化身，臣民除了听“天”由命，别无选择。除非皇帝逆天而行，臣民起来反抗并推翻他，这叫替天行道，是为义军，否则，理由是不充分的。极端专制培养出来的人，说得好听点是顺民，说得不好听是奴才，是君主的工具与刍狗，被利用和驱使的对象。可是在奴才看来，缴纳租税是理所当然的，而要求权利好处是可耻的，主子有残暴或贤明的区别，而奴才永远是听话的奴才。这种思想流传千古，四季常青。但是到了晚清，这一坚固的思想观念开始松动，一种全新的身份意识萌芽——国民思想，并呈现取代臣民思想之势，进而影响时代进程。最早给“国民”以现代定义的是梁启超。1899年，他在《清议报》上发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对“国家”与“国民”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国家者，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也。古者国之起原，必自家族。一族之长者，若其勇者，统率其族以与他族相角，久之而化家为国。其权无限，奴畜群族，鞭笞叱咤。一家失势，他家代之，以暴易暴，无有已时，是之谓国家”。故“国难云者，一家之私祸也；国耻云者，一家之私辱也”。“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这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从梁启超对国家和国民的定义可以清晰地看出，“国家”是以国为一家私产，“国民”是以国为人民公产，“国家”之下，人民被鞭笞奴役，其兴亡耻辱与人民无关；“国民”之下，人民是国家主人，其兴亡耻辱与每个人休戚相关。现在看梁启超的这番论述，很平常，但在19世纪末的中国，这样的宏论无疑是惊世骇俗，勇敢地挑战了既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彻底地颠覆了人们对自我身份的固有认识，即国家可以不是一家一姓的，自己也可以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为人民而立的，国家与人民是一体的，为了管好自己的国家，每个人都要享参政权利，尽监督执政者的义务。1902年2月，梁启超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创刊号发表《新民说》系列文章，系统地论述了培养国民思想的重要性及其原则：一、国民要有国家思想，“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二、国民要明确权利和义务，懂得“天赋人权”，人生来就享有各种权利，权利思想之强弱，就是国民意识之强弱，并且，享受权利必尽义务，“人人有应得之权利，即人人而有应尽之义务”。三、国民要自由，但“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故真自由者必能服从于法律之下”。四、国民要懂得如何服从，“不可服从强权，而不可不服从公理”，“不可服从少数之专制，而不可不服从多数之议决”。梁启超在《新民说》里还一针见血地辨析了国家与政府的关系：“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相越。故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也’一语，至今以为大逆不道，欧美五尺童子闻之莫不唾骂焉。……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在此，梁启超不仅推翻了承续千年“朕即国家”的政治理念，对执政府的合法性进行了重新界定，不再承认“朕即国家”，如果政府不获得“正式成立”，即可视为“国家之蟊贼”，明确指出国家不等同于朝廷，爱国不等于爱朝廷，批评政府就是为了爱国。这些大胆而前卫的观点，就像一枚枚炮弹，在榆木似的臣民脑袋里炸开了花，也在清王朝的统治堡垒里炸开了花，不能不让人重新审视国民与国家、国家与政府、政府与国民等关系。在从臣民向国民的思想启蒙中，梁启超立了首功。对国民思想进行启蒙的除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还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也可谓用力颇深。邹容在他那本被誉为“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的《革命军》里，将国民与奴隶相比较，来强调树立国民之重要。他说，“奴隶者，与国民相对待而不耻于人类之贱称也。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虽然革命党与梁启超政论敌对，但在对国民思想认识和对国民进行启蒙上，其实是一回事，共同发力。革命党在自己创办的报纸上同样大声疾呼：“今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君乎？曰可。民主国总统，不得谓之君，招之来则来，挥之去则去，是无所谓君也。又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民乎，曰不可。民也者，纳其财以为国养，输其力以为国防，一国无民则一国为丘墟，天下无民则天下为丘墟。古国者民之国，天下之国即为天下之民之国。以一国之民而治一国之事，则事无不治；以一国之民而享一国之权，则权无越限。”在革命党看来，“无权利者，非国民也”；“无责任者，非国民也”；“无自由之精神者，非国民也”；“不平等者，非国民也”。即使用现在较为苛刻的眼光来看，梁启超和革命党对国民思想的论述都是相当深刻而精彩的，遑论对于一百年前的民众，饱受千年臣民思想的熏陶，这样一种石破天惊的思想轰鸣在他们的耳膜之上，是何等的振聋发聩！我猜想会大有一种彻底被震惊的可能。尽管立宪派与革命党在到底是用暴力革命还是用和平改革手段，来推动中国的政治转型有很大的分歧，在对国民程度及政体选择关系上有分歧，在培养什么样的国民思想上也有分歧，但双方关于国民思想重要性的认识，以及致力于国民思想的启蒙方面，高度一致，并无根本的区别，都将培养国民思想视为第一急务。国民思想启蒙助催民国创立为什么立宪派和革命党如此重视国民思想启蒙，下那么大的力气来唤醒国民意识？这里面有必然的历史逻辑。晚清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变局，民族危机空前积聚，各个精英群体尝试寻找多种救亡的答案，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心理的层层递进探索后认识到，中国不仅在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方面落后于西方，即便在身体、智力、道德和精神等方面中国人也不如西方人，有太多的劣根（当然，人性是一样的，劣根是制度的产物）。一个好的技术和制度，如果没有相匹配的人去做，也会功亏一篑，“新其政不新其民，新其法不新其学”是不行的。相反，“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鲁迅《呐喊》自序）所以，培养国民思想，尤其是国民的国家认同、政治权利意识是为急务，以使中国人具有相应的知识水平、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操练西方引进的先进事物。诚然，对于立宪派或是革命党来说，启蒙国民思想，还有更为直接的目的，那就是，无论立宪派想要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还是革命党人要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这两种政体都不再是君主专制，前者是虚君共和，后者是民主共和，都是打破家天下的政治形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而建立现代国家就需要培养现代国民。通俗点讲，叫做制造舆论声势，凡做什么事，都要舆论先行。什么是现代国家呢？那就是林肯所概括的，“民有，民治，民享”，即国家由人民所有、由人民治理、为人民服务。其具体的含义是：一、国家是所有国民的集合体，国家为国民所有，国民是国家的主人。二、治理国家的权力由国民掌握，通过直接或授权的方式来管理国家。三、国家最基本的职能，是对外保持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对内保障国民权利的完整。现代国家完全颠覆了帝制国家的权力关系。帝制国家，权力在帝王手里，现代国家权力在国民手里，帝制国家的权力为帝王服务，保障帝王的权益优先，现代国家权力为国民服务，保障国民的权益优先。这样一种权力关系将国民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的定义和调整，让国民生而平等、独立自由、当家做主成为可能。而要建立这样的现代国家、现代政治形态，尤其是在一个世界上君主专制时间最长，臣民做得最纯正的国家，谈何容易！必须从启蒙国民思想、改造臣民开始，进行一次彻底的身份意识、权利意识的张扬，把奴隶变成人，把工具变成人，因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是靠一帮奴才建成的”，必须是具有清醒国民意识的国民才能建成。立宪派或是革命党中较早接受和见识西方政治优越性的精英分子认识到，“国家之盛衰强弱，必视国民之力以为衡”，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是因为“国中有国民而无臣民，有主人而无奴隶”。中国要变成富强之国，必须走这条路，这也符合社会进化论的道理。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在晚清之际，无论立宪派还是革命党，纷纷利用创办报纸、组织社团、举办学校等方式，进行国民意识启蒙。这些启蒙努力，不能说让国民思想深入每一个人心，也不能说国民能全面深刻地理解并践行了，但至少唤醒了部分人民的权利意识，让人明白一个基本的政治常识，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和政府是为了人民的权利和幸福而存在的，为了保证国家为人民服务，必须将国家的权力从帝王的手里夺过来，控制在自己手里。别小看这点常识的普及，当人们用这点常识去衡量现实，发现自己身处满清的帝制统治之下，无法获得一个国民应有的权利地位之时，对满清的离心力可想而知。所以，我们看到，日俄战争之后，对立宪的呼声如此之高，国民意识呈井喷之势，政治参与要求日甚一日，无不跟国民意识觉醒有关。当满清打算立宪，却又迟迟没有实质行动时，民众很快就由对满清的支持转而变成厌恶，转向同情革命，支持用暴力的方式来实现他们做国民的权利，盖因觉醒的国民再也不愿意做奴隶。现在，有人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和清王朝，像是一起偶然事件，因为武昌起义本身就带有很强的偶然性。不然，为什么满清王朝如此轻易就倾覆了，原因是复杂的，比如清政府财政枯竭，军权被袁世凯架空，孤儿寡母无能驾驭时局等，但人民经国民思想启蒙，渴望新的政治形态、新的政治身份、新的政治权利、新的社会地位，这样社会的心理更是革命者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满清被迅速摧垮的重要原因。据此，我不认为清王朝腐朽到了极点，也不是烂到根子里去了，才会民心失散，不完全如此，换在以往朝代，晚清统治持续他个数十年我看不在话下，因为，晚清末年并非历史上腐朽衰落到可以排得上号的朝代，也不是国民饥寒交迫到活不下去了。当然，持续的前提是，臣民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没有丝毫的改变。但是晚清很不幸，它面对一个传统政治秩序被否定，民主宪政席卷而来，国民意识被唤醒的时代，君主专制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和否定，社会需要推翻它，重建一个符合现代政治要求、赢得充分合法性的政权，这是满清无力给予的，其速败已经注定。我记得唐德刚先生说过，大清帝国的倒掉是“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话很精准，虽然立宪派和革命党各推各的，但至少在启蒙国民思想上可以说方向和方法有一致性，只要大家用力的方向一致，方法得当，力量足够，墙倒掉并不意外。公民思想是国民思想的“隔代遗传”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当时的外交总长伍廷芳向世界宣称：“今天中国人正在努力的就是要使中国成为人民的国家。”这达到革命党人进行国民思想启蒙的目的，也符合立宪派的创造“新民”的理想，可谓皆大欢喜。然而，史实告诉我们，中华民国建立了，共和制度也实行了，但国民思想所应有的内含，比如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并没有随之而来。相反，在民主共和实验中，丑恶之事频频发生，比如专制复辟，暗杀成风，践踏司法等。这又让原先鼓吹国民思想的知识精英进行反思，是民主共和不好搞，还是如梁启超所担心的国民程度不够？梁启超在《新民说》里曾经讲得很清楚，“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现在徒具虚名地有了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但骨子里的东西并无太多改变，即民德、民智、民力都还不够火候，国民仍然缺乏公德、私德、国家、权利和义务诸思想，共和国家建设在这样的国民之上，如大厦建在沙堆之上，垮塌是迟早的事。其实，辛亥革命的胜利来得太突然，共和国来得太容易，掩盖了国民思想启蒙不够的事实，也掩盖了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制度的顽固性，国民在事实上还不能完全摆脱臣民思想的羁縻，其中，启蒙者对国民思想认识的局限性也是原因之一。比如梁启超就认为，“国家为重，而人民为轻。苟人民之利益与国家之利益相冲突时，只能牺牲人民之利益以殉国家，而不能牺牲国家利益以殉人民”。这等于颠倒了国民与国家的主次关系，连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都不及。这也说明，在当时，国民思想启蒙何等任重道远。这样，继续进行国民思想的启蒙，尤其是对国民劣根性及其根源进行彻底揭露、鞭挞和改造，成了知识精英的共识，在这方面，以鲁迅做得最为出色，在他看来，“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这样的反思可谓眼光独到。1912年1月1日,上海界欢送孙中山赴南京就职。而在我看来，所谓改造国民性，不如说是改造臣民性更为准确，改造造成臣民的制度。一个人一旦真正从臣民变成国民，他是具有现代意识、符合现代国家要求的，只有臣民，或是半臣民半国民状态的人，才需要好好地改造。臣民的劣根性是什么呢？不过是我前面讲到的臣民的一些特性，以及由这些特性引申出来的种种“劣迹”，这确是需要用韧战的姿态去改造的，做百倍的努力得一分的收获，也是大的进步。但最主要的是从根源，即从造成臣民的制度上去拔除毒源，否则，国民性的改造总是收效甚微，这一百年来，我们敢说成绩斐然吗？我不觉得。当共和被袁世凯摧毁，袁世凯死后旋即进入军阀争霸时代，很多知识精英幡然醒悟，这是国民思想启蒙还远没有完成的结果之一，启蒙尚未成功，同志们仍需努力。这同样被孙中山看到了，他说，“革命成功以后，成立民国，采用共和制度，此时大家的思想，对于何以要成立民国，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现在，真是心悦诚服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有感于国民程度太低，孙中山写了一本民主生活的普及读本《会议通则》（《民权初步》），教民众怎么样开会集会，国民思想从ABC学起。正因为国民程度跟不上时代要求，国民思想再启蒙变得必要，新文化运动应该说就是要补上这一课，并有大的升华。可惜的是，这一课没有补完，中国社会又发生了混乱。直到近些年，一些知识分子才又“旧话重提”，再来一场新文化运动或文艺复兴。只是，现在，国民被公民所代替，国民意识被公民意识代替，不过，称谓不同，实是一回事，因为在民国时期，“国民”是被宪法规定的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而现在，“公民”是宪法规定的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者，我们现在大谈的公民思想，与清末民国谈国民思想并无本质区别，语义和用意也大抵相同。从历史到现实，从国民思想到公民思想，一百年的轮回，我们仿佛又回到了起点，国民思想启蒙在我们这里“隔代遗传”为公民思想启蒙。原因只在，我们的社会仍然深积着臣民社会的痕迹，臣民思想、臣民劣根性仍然没有被清除干净，我们的身上或多或少遗留着臣民思想的烙印，我们仍然在为建立民主和法治的国家、为培育具备现代政治人格的国民（公民）而努力，去完成一次历史的接力赛，将落后在西方背后的那一大截尽可能赶上。实事求是地讲，器物的拿来是容易的，资金的引进是容易的，制度是容易模仿的，但思想意识的转变非一朝一夕，搞不好还会进一步退两步，公民思想启蒙亦是如此，绝不会一蹴而就。在一个臣民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度，公民思想的发展必然要经历非常艰难和曲折的道路。然而，我们又不能不说，从臣民思想批判，到国民思想萌生，再到公民思想的鼓与呼，已经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大幕开启了，一个国家民族摆脱专制的束缚，大胆地追求民主政治，虽历千辛万苦，曲折艰难，但开启的大幕不会合上，走在路上的人们不会回头，他们必然要做自己的主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成立“革命公司”，发行“革命股票”如果我问读者诸君，这世界上做什么样的投资，开什么样的公司最赚钱，答案会有各式各样，有的人会说开银行最赚钱，有的人会说投资能源，开石油公司最赚钱，有的会说搞卫星弄高科技最赚钱……但是我要告诉诸君，还有一种比这些更赚钱的，那就是投资革命，开革命公司，一旦革命成功，把整个国家都赚到手里，那还了得，岂是一两家实业公司的财富可以比拟？当然，风险与收益往往成正比，开革命公司收益固然大，风险也最大，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因此，“投资有风险，入市须谨慎”。这世界上真有投资革命的人？真有人开革命公司的？还真有，那就是赫赫有名的孙中山先生，他首创“革命公司”，发行“革命股票”，在“海外上市”圈钱，筹到钱用于国内革命，结果这革命公司还真的做大了，夺了清政权，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本人也收益颇丰，做了民国大总统。革命就像做买卖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革命是需要流血牺牲的。换句话说，革命是所有政治变革、政权更迭中成本最大的，革命意味着流血牺牲，有什么比付出生命成本更大？而这些成本最终都可以换算成金钱：革命需要有枪有炮，得用很多钱去买；要让人去打仗卖命，就要有军饷管饭吃，有功者还要给奖赏；革命者家有老小，也不能不管不顾，需要抚恤烈士家属，让人死心塌地地革命……这些都需要真金白银，没有钱革命几乎无从谈起，这在古话叫做“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有了钱就能把皇帝拉下马。孙中山搞革命究竟需要多少钱无从统计，我们看到，单是同盟会发布的《军政府宣言》中就有“恤典”一节，其中规定：凡交战受伤，以至残废不能任职者，其退伍后，照本人现饷现俸，赏给终身；凡在军身故者，无论将校兵士，均查明本人之父母妻子女，每月给赡养费，父母妻养至终身，子女养至20岁。可见，光是优抚革命伤残、烈士及其家属，真正执行起来恐怕都得要很多的钱。孙中山并不是一个天生的造反胚子，早些年，他曾是一个热血青年，很想为清政府做点什么，为此，他给李鸿章写信，提出自己对改良政治的看法，想以此获得李鸿章的赏识，谋个一官半职什么的，至少给句“四有青年”之类的表扬吧。谁知道李鸿章哪里把这个叫孙文的无名小子放在眼里，信递出后如石沉大海。既然此路不通，孙文就打算另走一条革命之路，而且下决心走通，哪怕是屡屡碰壁他也执著不弃。现在我们假想，如果李鸿章器重了孙中山，推荐他做个一官半职，中国历史上还会有一个叫“国父”或“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吗？所以啊，无论哪个时代，高官对于青年人满腔热情的政治改革意见切莫冷漠以对，谁能预料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会变成孙中山呢？这是题外话，还是言归正传，话说这孙中山开革命公司的事。孙中山老早就知道，有钱才能搞革命，没有钱革命就变成一句空话，孙中山出身农家子弟，自己并无多少钱财，怎么才能搞到更多的钱呢？我们现在知道，搞（圈）钱的好方式，就是搞一个空壳公司，然后包装上市，发行股票，一夜之间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圈来源源不断的钱，你看现在那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哪个不是借上市把自己的身价涨他个几十倍几百倍的，哪一个不是一夜暴富的。这种手法，孙中山老早就明白了（革命成功后，也是他最早提出在上海建证券交易所的），只不过，他成立的不是合法的实业公司，而是清政府眼里非法的革命公司，发行的股票自然不会在国内被那么广泛地购买，而是在海外华侨中被认购。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第一个革命公司“兴中会”，接着公司开到香港等地。香港中兴会总会的“公司章程”规定，每个入会会员必须缴纳“底银”5元，“股银”10元。“底银”是会费，而“股银”为股票，发股票是“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孙中山向入股者许诺，一旦革命成功，建立中华民国，“十可报百，万可图亿”。为了鼓励大家买他的股票，孙中山还为自己做广告:“此于公私皆有裨益，各有咸具爱国之诚，当踊跃从事，比之（向清政府）捐顶子买瓴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也就是说，你们去买大清的垃圾股，哪里比得上买我的潜力股划算，我现在给大家创造一个发财的机会，快出手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虽然那个时候，孙中山的“革命公司”能不能经营成功还是个没影的事儿，但在孙中山的漂亮广告之下，还是集到了13000元港币的款项，挖到了第一桶金。很多华侨并不是有钱之人，这次孙中山筹到的钱并不算多，还不够起义之用，于是孙中山就想劝日本人也来投资他的“革命公司”。1895年，孙中山两次拜访日本驻香港领事馆中川恒次郎领事，想要日本人投点钱，实在不行，支援点枪支也可，好让他的“革命公司”做成第一笔生意——发动广州起义。但是，日本政治投资客何其聪明，他们认为孙中山“统领的才干、经历和人望等皆很不够，而且各派间的联络也不畅通，因此即使举事的步骤和手段已经定下，其举事能否成功，尚有怀疑”，对于孙文说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更是觉得不过是空中楼阁，拒绝入股。孙中山出师不利，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但孙中山发行革命股票的劲头更大了。190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经人推荐加入了带有洪门组织致公堂，被封为“洪棍”，一下子变成秘密会党里大哥级的人物。虽然洪门是一个会聚三教九流的杂牌公司，但孙中山觉得有资可图，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甘愿去“打理”这家公司，他如法炮制，很快就将致公堂变成自己的“革命公司”，后来在致公堂专门设立一个卖“革命股票”的筹饷局，所筹集的钱用于革命开支。1905年春，孙中山与湖北留学生在布鲁塞尔合影。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在日本印制了面值中国币1000元的债券，仅售250元。承诺革命大功告成之后还本利千元，由起事之日始，限五年内还清。孙中山希望通过出售这批债券集资200万元，并在印度把这批债券卖掉，有史料记载，债券当时只卖到135号，成绩并不是很好。后来他又去了新加坡，希望能“觅大利之一道”，但是当时的新加坡华侨和富商对他的革命公司并无兴趣，股票的发行自然也就不会好。同年，日本人犬冢信太郎出钱资助同盟会印刷发行《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其实也类似于股票了，因为《义饷凭单》背面印着的“要则”是这样写着的：（1）（同盟会）本部为接济各地义军军需起见，特发行此义饷凭单，分百元、伍拾元、拾元、伍元四种。（2）新政府成立后，持有此凭单者，可向新政府银行照数取换国币。（3）新政府成立后，持有此凭单者，在本国内无论何处，均可通用。（4）本凭单不得由所有者转让他人。（5）本凭单发行时，盖有三印为据，如未盖印及印迹不符者，作为废纸。这次依靠日本人帮忙印制的革命股票，发行得如何不得而知。除了这种供别人自由购买的革命外，同盟会拟定的《军政府宣言》里还有强制入股的规定：革命军每到之地，百姓十人养一兵；一切官业、反抗军政府的满人官吏家产、反抗军政府的人民家产，一律充公；凡军队所至，得与境内人民有家产者借用现银；境内人民家产，过一万元上者，令捐十分之一，五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二，十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三，五十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四，百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五；每军的“因粮局”有权发行“军用票”，流通市面；军队所到之处，清政府发行的纸币，一律作废。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党数次起义即起即散，也就很难通过强制认购的方式筹到更多钱。1906年，孙中山在法属殖民地越南发行100元面值的“中华革命军银票”，注明“持券人可在中国革命政府成立一年后，向广东政府官库或其他海外代理机构兑取现银”，以法文印刷并加盖中文“中华革命军银票壹百元”的印章。这次“海外上市”不知道弄到多少钱，我估计，随着革命军数次起义失败的负面影响，应该不会筹到多少钱。1907年，迫于清政府的压力，日本政府同意把孙中山驱逐出境，不过，精明的日本政府并不想把事情做绝，他们还想利用革命党人来扩张日本势力，他们一打一拉，驱逐孙中山，同时赠给他5000日元的路费，日本富商铃木久五郎也赠给他一万日元。1909年5月，孙中山自新加坡去法国巴黎，说是“竭力运动一法国资本家，借款千万”。此前数年，孙中山与法国驻华人员即有机密往还，并曾派人陪同法国军官前往与法国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广西、贵州、四川三省，作实地考察。但因为法国政府内阁改组，借钱的事就黄了。有史家怀疑，孙中山欲前去借款的“资本家”，就是法国政府自己。至于人家入股得到孙中山什么样的条件允诺，史无记载，也就不得而知了。但这应该是孙中山引进外资较为成功的一次了，人家都来实地考察了，要不是有变故，就做成一个大单子了。1911年年初，为了替黄花岗起义筹措资金，孙中山亲率洪门筹饷局的人到欧美各地进行游说宣传，反应还不错，尤其是加拿大华侨中大部分是致公堂成员，入股和捐款特别积极，有的堂口将会所都典押了，共筹到款项6�4万加元。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年5月5日，在芝加哥同盟会分会集会上，大约受到华侨入股、捐款积极性高涨的鼓舞，孙中山干脆宣布成立“革命公司”，动员华侨购买“革命股票”，承诺在革命成功后，股金本息加倍偿还。同年6月15日，孙中山提议组建的美洲洪门筹饷局在旧金山成立，以革命军政府名义发行了面额为10美元、100美元、1000美元的债券，孙中山亲手制订的筹饷约章规定：捐数五美元以上者，均双倍给发中华民国金币票收执，十元者列名为优先国民，百元者记功一次，千元者记大功一次，待民国成立后论功行赏，数月内募集到140万余美元。“所收捐款多少，除经费外，一概存入银行，以备孙大哥有事随时调用，他事不得提支”。既是捐款，理应不必求回报，规定了未来的回报期许，跟买股票何异，所以这次筹款仍难逃发行革命股票之嫌。此后，孙中山又在古巴成立代理筹饷处，将股票发行范围拓展到南美。直到这一年的5月，孙中山才宣布成立“革命公司”，发行“革命股票”，其实，他成立的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就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公司”了，他亲自为股票做广告，会员也纷纷购买了“革命股票”，这些都是事实。孙中山此次公开成立“革命公司”，等于公开承认搞革命就像做买卖，是一种投资行为，我创办“革命公司”，发行“革命股票”，你们来投资，将来革命成功，将还本付息。在此，我们还能感受革命的所谓崇高性吗？在这里，革命其实庸俗得很，就是一种投资回报行为，只不过，出资者与革命者，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罢了。而且为了扩大资金来源，孙中山答应回报投资者，尤其是面对外国政府和外国政客时，不惜许以特权，真有点不顾一切的意味。所以，美国史学家韦慕庭在评价孙中山的融资行为时，给予毫不留情的批评：“从现时的观点来回顾过去的历史，人们会认为，孙博士对债权人的某些许诺似乎是鲁莽大胆的，甚至是丧失原则的。对于提供特权、地位和租界一事，也许孙中山毫无内疚不安之感。”革命就像做买卖，这与吴思先生所说的血酬定律有异曲同工之处。吴思先生认为，血酬就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不过，暴力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什么“十可报百，万可图亿”，给予优先国民，记大功，给中国国籍，都是孙中山允应的投资回报。孙中山领导的暴力革命不像某种生产，直接参与价值创造，但他的暴力革命之所以值得那么多人去入股投资，除了投资者个人利益的计算，革命成功，投资者都成了国家的大股东，必将获得投资的高额个人回报。更重要的是，正是其拼争的目标有价值：革命成功建立民主国家，必将是中国前所未有的伟大进步，于国家民族大有利焉，是中华儿女之所愿。然而，这样的投资毕竟是以消灭敌人、消灭生命的方式来增进自己的收益，貌似是一种经济计算，其实是最不经济的计算，因为，真正经济的计算，是在分工与合作、谈判与互利中实现双赢、多赢，从而增进自己的收益，从而整体上增进社会的收益。但类似革命暴力这样的投资，是给别人做减法，给自己做加法，说是豪取强夺又有何不可？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能够不开“革命公司”，不发“革命股票”，而是开“改革公司”，发行“改良股票”，才是最好的办法。两个“现代吕不韦”到底有多少人持有孙中山的“革命股票”，革命成功后的民国政府是否兑现过名目繁多的“革命股票”，很多人的情况不得而知了。但有两个人有必要提一提的，一个是孙中山的大哥孙眉，一个是被称为“革命圣人”的张静江。两人对于孙中山的“革命公司”投入巨甚，为国毁家纾难，堪称“现代吕不韦”，民国成立之后，孙眉未获一官半职，张静江风光十分，差别很大。孙眉是孙中山的大哥，17岁时（1871年）远赴檀香山谋生，不数载，成为檀香山华侨巨富，至1885年前后，他领有土地约6000英亩（约合2万华亩），雇工1000多人，养牧牛、马、猪、羊等牲畜数万头，积资数万元，无形中成了一方的领袖，大家都尊称他为“茂宜王”。孙中山走向革命道路，创办“革命公司”，作为大哥的孙眉注定与中国这场革命密不可分。事实上，他成了孙中山最为踏实的依靠，一生资助革命，独力供养老母及孙中山妻小，为孙中山解除后顾之忧。这里尤其要说说他对孙中山的“革命公司”的投资。1894年10月1日，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第一个反清革命公司兴中会，按规定，入会者例捐底银5元作为会费，孙眉不但交了会费，还慷慨地另捐股份200元，从那时开始了对革命股票的不断投资，具体投资情况，就在“倒孙运动”中，孙中山在巴黎吴稚晖所办的《新世纪报》为自己辩护时，可以看到孙眉投资情况：“当日图广州之革命（指1895年广州重阳之役）以资财赞助者，固无几人也。所得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资数千，檀香山出资数千，合共不过万余耳。而数年之经营，数省之联络，及于羊城失事时所发现之实迹，已非万余金所能者也，则人人皆知也。其余之财何自来乎？皆我兄及我出也。又庚子惠州起兵及他方经营接济，所费不下十余万元，所得助者只有香港李君（李纪堂）出二万余元，及一日本义侠出五千元，其余则我一人筹获而来也。自此吾一人之财力已尽，而缓急皆赖家兄之接济，所费资财多我兄弟二人任之，所得自国人及日本人之助者前后统共不过四五万元耳。若谓我以十余年之时间，而借革命而获取他人四五万元之资，则我前此以卖药行医每年所得不止万余元……若为图利计，我亦何乐于革命而致失我谋生之地位，去我固有之资财，折我兄已立之恒产耶？两年前家兄在檀已报穷破产，则以恒产作按，借贷到期无偿，为债主拍卖其业，今迁居香港，寄人篱下，以耕种为活，而近因租价未定，又将为地主所逐……”据统计，孙眉前后资助革命党起义之经费，共约70万美元，当然大多数是没有“票据”的。破产后，在1909年，孙眉又亲身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按照孙中山的“革命公司”的入股规定：千元者记大功一次，待民国成立后论功行赏。孙眉投了那么多钱进去，且亲自参加革命，论功行赏，他至少可以得个一官半职，但是，孙中山则认为要提倡举贤任能，虽为革命功勋卓著的孙眉，也不予任用。有人要推举孙眉为广东都督，孙中山说：“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陷于政治，一登舞台，人易欺其以方。粤督任重，才浅肆应，绝非所宜。若为事择人，则安置民军，办理实业，家兄当能为之。”就是不让孙眉涉足政界而得一官半职。1913年，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讨袁失败，逃亡日本。因怕遭袁世凯迫害，年已花甲的孙眉不得不再次远离故乡，移居澳门，两年后病逝，卒年61岁。这从一人侧面看出，孙中山是一个比较干净自洁的政治家，虽然不免被同仁怀疑贪污受贿，但试想如果他贪污受贿，钱又用到哪里了呢？他的家人非但没有沾他什么光，还赔光了家产，这或许正是孙中山的股票信用度高，有那么多人热情投资的原因吧。比起孙眉，张静江才是名副其实的“现代吕不韦”。此人极具传奇色彩，他本是商人的后代，擅长经商。1902年，张静江以驻法使馆商务参赞的身份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并在巴黎经商获得成功。商业上成功的张静江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一个商人，而是把自己的触角伸向政治，扮演更为复杂的角色。他同情和向往革命，积极地投资革命，由此参与到中国近现代政治进程中去，成为孙中山、蒋介石等人都十分器重的人物。很显然，张静江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有“政治头脑”的商人，他向往革命，更看好孙中山的“革命公司”，有心投资革命，直到机会降临。1905年8月，张静江与孙中山在赴法的轮船上相遇，张静江向孙中山抛出投资意向：“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国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商人就是商人，做生意没有那么多废话，多么直截了当。张静江与孙中山约定汇款的暗号：A、B、C、D、E，分别代表1、2、3、4、5万元。当时孙中山的革命公司并没有被太多人看好，两人萍水相逢，这个张静江就这么看好孙的公司前景，委实令孙中山有点狐疑。不过，两年后，当同盟会用度拮据之时，孙中山突然想起在轮船上碰到的那个口气极大的商人，抱着试一试的心理给张静江发了一封电报，写了一个“C”，当时很多人都不相信，“仅凭一个C字，能讨来三万法郎，岂非太阳从西边出？”(据说当时孙中山的生活费一天仅为一角五分。)但数日后真的收到三万法郎，孙中山大为惊奇，认为遇到了革命“奇人”。自此以后，每遇革命款项不济，孙中山便想到了张静江的汇款之约，而张每次均能按时如数将款寄到。甚至有一次由于款项不支，反清起义无法举行，张静江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经营的一个茶店卖掉以资起义，令孙中山感动不已，他曾言：“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为了感谢张静江的资助，孙中山曾让胡汉民回信以示谢意。张静江随即复信：“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由此即可看出张静江确有一颗博大的爱国之心外，他正以一个老练的商人的眼光，认准了对于这桩革命爱国投资是必胜必赢的选择。张静江的投资后来可谓大获全胜，成为民国政坛元老，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孙中山称他为中华第一奇人，毛泽东认为他是有“经济眼光的人”，陈果夫则称他为“党国理财”第一人，蒋介石更称他为“革命导师”。后人将张静江称为“现代吕不韦”，真是十分精准的概括。在商言商，当然可以创造商业奇迹，但是，商业永远不可能独立于政治之外，前面我们讲到孙眉在檀香山做成了“茂宜王”，但是，1904至1905年间，美国管辖下的夏威夷政府，颁布新的租地条例，对旧租地者孙眉所经营的农场造成重大损失，经营每况愈下，最后以破产收场。因此，我们固然主张在商言商，在政言政，政商不可搅为一体，但政商肯定会互相影响，不关心政治的商人，不是大商人，不以自己的商业力量来影响政治，改良政治，自己的商业帝国就有可能做不大做不长，甚至会被黑暗政治吞噬。张静江本是大清体制内的人，但他却通过投资革命，一下子从一个单纯的商人，进而参与到中国政治变革、社会转型中来，变成了时代的弄潮儿，以政闻名而非以商闻名，应该说张静江这样的商人是很值得研究的。辛亥革命：成也立宪派，败也立宪派四支政治力量的离合主导中国历史走向一直以来，辛亥革命的成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被视为最大的功臣。当然，革命党的功劳是怎么夸赞也不为过的。但是，革命党为什么能成功，尤其是为什么在起义九次之后，才在1911年10月10日由武昌首义成功？具体到历史的现场，我们才会发现，是因为这一次起义得到了立宪派几乎全国性的“襄赞革命”，才让革命成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立宪派的支持配合，辛亥革命不可能成功。然后，我们再来讲，为什么这场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攫取了？孙中山的抗争，包括二次革命为什么不能成功？具体到历史的现场，我们仍然会发现，是因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拒斥立宪派，把他们赶到了袁世凯一边，与革命党作对，最终让革命党处于孤立无援之地，痛失革命成果。我们必须认识到的一点是，在清末，存在这样几支政治力量，一支是清政府，当慈禧和光绪相继驾崩后，清廷已没有支撑危局的人，摄政王载沣并没有解除危机，在这个时候，只好请被自己下令革职归田的袁世凯重新出山。袁世凯想到自己此前差点就被清廷要了小命，怎么可能还为这个政府卖命？何况形势已是此一时彼一时，他打起了自己的算盘，他自成一派力量。因此，另一支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这是当时最强大的力量，既操纵清政府，又操纵枪杆子，加上袁世凯个人的政治操控能力，是凌驾于当时任何一种力量之上的政治力量。再有一支就是以梁启超为导师的立宪派，虽然梁启超不在国内活动，但国内的立宪派基本上以他的立宪思想为指导，以他马首是瞻，这也是一股不容小视的力量，甚至可以说，既有广泛的组织，又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的力量，既能通天，又能下地。这一股力量，我们从他们在立宪运动中的三次请愿和请愿之后的组党（宪友会）见出。再有一支力量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主要以同盟会的主要成员为领导，以新军为资本，是实力相对较弱的一支。其中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袁世凯是清末立宪运动的中坚人物，袁世凯在任地方大员的时候就搞了许多新政，其中包括地方自治，倡导国家搞立宪等。当他进入清政府决策层之后，在是否立宪问题上，尽管有人怀疑他另有私心，但袁确实是出力最大的推动者之一，因此，把袁世凯归入立宪派也未尝不可，他跟立宪派高层，比如张謇等人关系非同寻常。我们看看这四支主导中国走向的政治力量，就可以看出，虽然清政府力量不算强大，但是无论是从正统性、统治根基来讲，都绝不容忽视。可以说这样来形容，那就是，袁世凯是凶悍的老虎，立宪派是温厚的大象，清政府是即将瘦死的骆驼，革命派是一匹斜刺里杀出的黑马。就个人能力而言，由于宣统皇帝太小，不能主持政务。慈禧太后为了继续把持朝政，并没有把年富力强而又有能力的皇戚，像溥伟这样的选为接班人。而宣统皇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又是一个庸碌之辈，他掌权后的一系列行动，如加强中央集权，搞“皇族内阁”，都是逆民心而行，受到立宪派的强烈反对。孙中山是一个政治浪漫主义者，他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很少，革命成功之前，也没有在中国官场上任过一官半职，虽然有远大而美好的政治理想，以及理论论述，但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上，很难说有大的作为。他虽然亲自上过战场，但更多时候，他是以一个先行者，一个象征的身份出现在革命之中。梁启超不仅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他还是一个言论家，影响力非常强，尤其在立宪派中有很大的影响。梁启超为熊希龄内阁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并不逊于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就我个人之见，他的能力不在孙中山之下。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两件事情可以比较出来，那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由于自己的鲁莽告失败了，而梁启超和他的弟子蔡锷精密策划领导的“护国战争”胜利了，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袁世凯经受了充分的政治锻炼，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技术官员、政治家和野心家。无论小事的安排，大局的谋划，内外关系的处理，谋略手腕的运用，都胜另三股力量一筹。最为典型的，就是他软硬兼施，把清帝逼退位，改朝换代因此没有流血漂橹、杀尽前朝皇家贵族，袁世凯立了一大功。如果把以袁世凯为领袖的北洋实力派和以梁启超为导师的立宪派的力量排除在外，单让以载沣为首的清政府与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单挑，那么，革命派胜算几何？客观地讲，胜算的可能实在太小。就算革命派以“排满”的民族主义为革命的旗号，能够赢得汉人的支持，但说实话，经过两百多年的融合，满族对汉族的怀柔，并不像《革命军》里讲的那么恶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清朝垮台，坊间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杀害满人可窥一斑。相反，“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首先一条，革命得有资金支持，孙中山四处筹款之难足见手头紧张，而清政府财政再怎么捉襟见肘，也有能力应对革命派的小股造反起义力量。更何况，革命派跟中国广大的底层民众没有太多的联系，也没有进行广泛的发动，可谓势单力薄，单靠一些乌合之众式的会党难成大器。要是清政府不把北洋军交给袁世凯指挥，革命派胜算的可能性更小。当然，社会争斗是复杂的，革命也是复杂的，以袁世凯为领袖的北洋实力派、以梁启超为导师的立宪派不可能置身历史时局之外，他们必然在一场争斗之中扮演各自的角色，或者支持清政府，反对革命派，或者反对清政府，支持革命派，或者坐山观虎斗，或者坐收渔利，总之，他们的任何态度行为都可能导致争斗起变数，决定双方的胜负成败，以及中国历史的走向。事实上，抛开袁世凯暂且不论，在武昌起义前后，立宪派从反对革命，最后变成同情和支持革命，甚至直接与革命派合作，这样的变化，对革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正因为立宪派同情和支持革命，与革命派合作，才让清政府与革命派的对立发生了民心的向背和力量大小的转变。最后，革命派许诺袁世凯将来可以当民国总统，袁世凯这样一个有立宪身份色彩的力量“站”在革命派一边，革命成功已是理所当然。立宪派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我们知道，清政府决定预备立宪的过程中，清政府的决策不仅得力于立宪派的支持，而且是在立宪派的推动下进行的。在预备立宪之前，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就建议简派亲贵分赴各国考察政治，于是立宪之议大动。等到日俄战争结束，日本战胜俄国，国人更是认为，日本之所以能战胜俄国，就是因为日本实行宪政，而俄国是专制国，要求清廷立宪，报章上也纷纷议论立宪之必要，立宪派以此为千载难逢的推动机会。半信半疑的慈禧太后只好表示，“只要办妥，深宫初无成见”。在这个时候，立宪派大兴——以君主立宪政府为共同理想，采取一致行动，并为之而奋斗的政治集团。立宪派是些什么人呢？革命党人谭人凤对咨议局议员的批评正好指出立宪派的构成，“他们咨议局的人，不是翰林进士，就是举人秀才，在社会上潜势力非常的大”。事实确是如此，据台湾历史学家张朋园先生统计分析当时咨议局和资政院成员的背景发现，咨议局接近90%的人都有传统功名，10%的人接受过新式教育，且不乏日本留学生，其中大部分曾任政府职官，且家境都不错。而资政院的人身份地位家财更高更多，自不在话下。资政院是居庙堂的立宪派，以亲王奕劻、袁世凯为代表，咨议局是处江湖的立宪派，以梁启超、张謇为代表，上下一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他们的人，何止是潜势力非常大，显势力也非常大。总而言之，立宪派以官员士绅富商为核心，居庙堂的立宪派官员，影响力自不必多言。处江湖的立宪派则是民间社会的中坚，在民间社会是相当有身份和影响力的，能够号令乡间，他们甚至可以率民间力量与政府对抗，地方官员对他们都不能不敬畏之三分，地方官员每到一地方上任，都得拜会这些“地方神仙”，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当然，他们也是稳定基层社会的主导力量，政府在构建地方社会秩序和地方自治时有赖于他们，甚至常常就是依靠他们来维护。并且，与康有为那一拨主张宪政的老派官僚士绅相比，此时的立宪派既继承了老派的士大夫情怀，又有世界眼光，既能继承传统好的东西，又能学习西方的长处，包括宪政这一先进的生产关系，其社会地位、知识结构和思想意识决定了他们是当时的中国精英，是比较理想的一代人，完全有能力主导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走向。当然，立宪派内部也有矛盾和冲突，最为典型地表现在丁未政潮这件事情上。应该说，立宪派总体的政治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但一旦实施起来，就有可能触及一部分立宪派官员的利益，这就像载泽早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所说：“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最不利于官。”此话怎讲？就拿立宪的重要环节官制改革来说，就遇到了重重困难，原因就在于会损害一些官员的利益，而这些官员中就有不少是立宪派。官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是精简合并原来的政府部门，增设具有现代意义的行政机构，比如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资政院、行政裁判院、审计院等，努力使“立法、司法、行政各有责任，互不统属”。立即遭到上至醇亲王载沣，下至太监的反对，也遭到了立宪派瞿鸿禨的反对，矛头直指立宪派奕劻和袁世凯。瞿鸿禨是慈禧太后的亲信，曾经极力促成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也是促成最高统治者最终宣布预备立宪的功臣之一。瞿、袁两人对立宪没有分歧，但是，在争夺立宪领导权上，他们发生了分歧和争斗，瞿就与在地方颇有声望的岑春煊联合起来，攻击奕劻和袁世凯，立宪派划为两派，互相攻讦，这就是所谓的“丁未政潮”。事情弄到最后以瞿鸿禨和岑春煊被开缺而告终。立宪派的政争，牺牲最大的不是立宪派，而是清政府的统治资源，官僚立宪派的冲突分裂，消耗了改革的力量，也让处江湖之远的立宪派和民众对政府的改革大为失望，并由失望而产生不满，也阻滞了立宪派政治理想的实现。但是，即便立宪派处在这样的分裂之态，立宪派仍然是一支不可小窥的力量，能够影响政治走向。立宪派视革命党为“盗贼”与那些只能在地下活动的革命力量相比，立宪派这样一支政治力量肯定要强大和稳固得多。要是革命受到这一支力量的反对，基本上很难有所作为。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派的历次起义都没有得到这样一支力量的支持，尤其是当清廷有立宪之心和预备立宪之时，像张謇这样的立宪派领袖，甚至把立宪作为消弥革命的重要手段。1905年，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动身时，革命党人吴樾在火车站用“人肉炸弹”袭击考察团，炸伤三个考察大臣，出洋行程被迫推迟。对于此事，我们看看当时的舆论会发现，基本上对革命党人一片指责之声，而且上至政府下至民众，更加坚定了立宪的决心和信心。上海复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学校联合发出慰问电就是很好的证明，立宪派对革命的反对更不待言。立宪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张謇更是因为此事称革命党是“盗贼”，希望政府加紧立宪，以立宪来防止暴力革命发生。立宪派对革命派的反对，更集中地表现在两派的论战之上，尤其是梁启超与革命党的论战，重点在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上，梁启超认为，革命难免流血破坏，破坏后建设不易，因此，主张和平改革实现政体转变。革命党则认为中国的政治已经腐朽到了极点，必须用暴力彻底推倒重来，推翻满清政权，建立新的政体。双方的争论无所谓输赢，但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论争，促进了中国的民众更加深入地了解民主宪政的相关知识和理论，并更加深入地思考在中国如何建立民主宪政的问题。至少，人们知道，除了寄望于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还可以有一种自下而上的革命，以实现政治的转型，达成自强的目的，关键是看选择哪一种方式。立宪派与革命党势同水火，在这样的背景下，革命派不会有大的作为。如果不是因为立宪派对清政府的失望和反感，造成离心和背叛，革命何时成功真的还不好说，至少不会发生在1911年的10月。之所以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能成功，就是因为立宪派从与革命派的对立走向了与革命派的同情与合作。这不能不说与立宪派三次请愿失败和清政府将铁路国有化有关。虽然清政府在推行预备立宪的过程中，给人缺乏诚意的印象，但是，从颁行仿行宪政诏，以及改革官制，厘定法律，广兴教育，普设巡警，成立立宪编查馆、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尤其是颁布宪法大纲，确定召开国会期限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确实给国家带来一番新兴景象。倘使清政府坚持改革的方向，立宪派能够沉得住气，没有那么急躁，按照既定的时间表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清政府在收回铁路国有这一事上有所退让，双方都学会妥协，以立宪派上通天下通地的政治能量，主导立宪走势，假以时日，中国未尝不可以迈上宪政之国，而不是军阀割据，战乱频仍。梁启超甚至制定了这样一个政治策略：今天我们党和政府死战，还是第二位，与革命党（同盟会）死战，才是第一位的。有革命党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革命党。可见两派之势不两立。在如此水火不容的情形下，立宪派即便不站在清政府一边，而是给革命派使些绊子，革命派也受不了，会在这种争斗中透支力量，更不要指望推翻清政府。立宪派与革命党“亲密合作”立宪派本来是反对革命党搞革命的，认为革命会破坏立宪远动，即便在现在，仍然有不少学者指责孙中山的革命，因为他们而使中国失去了和平变革的机会，陷入长期混乱之中。但是，当立宪派的努力在清廷那里碰壁之后，失意的他们走向了极端，由支持清政府而变为敌视清政府，由反对革命党而同情革命党。尤其是立宪派“匍匐都门，积诚罄哀”的三次请愿失败（立宪派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其中的理由，就是说这样可以消除革命），便对清政府失去了信任和耐心，极端失意的立宪派喊出“消灭政府假立宪之威焰”，“破除假立宪之狡猾”，把一部分立宪派人士推向了同情革命，与革命合作的道路。第一、第二次请愿失败后，立宪派领袖梁启超气愤不已，他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一文中，历数政府之无德无能无信无行，称清政府为“恶政府”，这个政府竟然对于国民的吁请循而不改，对这个恶政府，他认为要“并力以图推翻”，“诚能并力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迎刃而解”。梁启超在跟革命党论战的时候，是反对革命的，认为革命破坏不易建设，而此时他竟主张“并力推翻”，这跟暴力革命何异？可见他对清政府失望至极，并很快自觉不自觉地站到革命党的立场上去了。当时的《时报》指出，请愿不遂，“革命党日得利用时机，相为鼓煽，谓民权之路不得立宪之终……不如及早自图，颠覆政府，别立新政府之为愈”。而梁启超更是大胆预测，“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也”。真是一言而命中，变成了事实。其实，早在激烈的党争之中，就已经让海内外立宪派对清政府的期望变成了失望，大骂“政界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有些立宪人士甚至“公决密谋革命”，或“秘密会议，将以各省独立要求宪政”，其离心之象已经表露无遗。为此，袁世凯、端方、程德全等纷纷上奏，希望清政府“俯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弭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这一方面显示了立宪派的人心已开始转向；另一方面，显示了革命压力已十分严峻。就在立宪派人心渐失的当口，发生了四川的保路运动，立宪派与清政府的矛盾由此公开化，立宪派更加倾向于与革命党合作。四川保路运动有这样一个背景，那就是，中国人把修铁路当成兴国的策略之一，而长期以来，中国的铁路主要控制在外国列强手中。对外国列强的仇恨也表现为排除外国的干涉，中国人自己修铁路的争气行为。修铁路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民间修筑，一种是国家修筑。由于四川总督锡良和湖广总督提出民间集资建设铁路的方案得到光绪皇帝赞同，并成为国策，民间商办铁路才大兴土木地搞起来，但是铁路商办以来，成绩并不理想，各地官绅都不能统筹全局，内斗频频，人才缺失，又由于监管不力，集资款经常被贪污挪用，乱象丛生，有的铁路款根本就集不到。所以，虽然全国已有十多家商办铁路公司，修了三年，才修了不到100里的铁路，在当时的情况下，商办弊端可见一斑。鉴于这种情况，张之洞不得不反思民间商办的可行性，转而主张国有官办，而且这是有先例的。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德国、日本都曾走过商办的道路，在失败之后，最终收归国有借款修建。并且，当时也还有一个正面例子，1898年和比利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修建的长达1209公里的卢汉铁路9年完工。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收归国有，借外债建设，签订了四国借款协议。现在看来，铁路具有很强的公益性交通设施，牵扯不同省份，投入甚巨，政府出面修筑并无不可，但需要保证其公益性最大化。另外，当时签订的四国借款协议也还算比较公平，甚至可以说还算优惠。但是，却被四川上上下下的民众指为卖国条约，主要原因是这一行为侵害了立宪派所代表的阶层的利益，立宪派必然要站出来反对，并且利用他们在地方的影响力，利用民众对列强（借款）的反感，挑动民族情绪，反政府情绪，结果，保路运动搞得如火如荼。保路运动终于让立宪派张謇与清廷公开绝裂，而此时，革命党在武昌偶然发动的起义，既借了保路运动的时机，也得到了立宪派的同情和支持。当武昌首义，革命党人请立宪派湖北咨议局汤化龙等人加入革命阵营中来，形成革命党与立宪派的亲密合作，其他省份纷纷效尤，得到立宪派支持，比如，浙江汤寿潜在革命党的拥戴下宣布独立，就任都督；湖南立宪派人首领谭延凯就任湖南都督，积极援助湖北的革命军；在张謇的推动下，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等。这样，革命如星火燎原，燃遍中国大地，最终埋葬了大清王朝。本来，面对种种冲突，清政府只要对社会有足够的权威和控制力，自然可以强行推行铁路国有。等到几年之后正面效果显现，民众自然会接受。而彼时的清政府由于接连发生重大政治失误和对外战争屡战屡败，其合法性已经非常脆弱，对社会的控制力全面衰竭。因此，虽然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却成了埋葬清政府的导火索。有趣的是，一年后，袁世凯做总统，派孙中山出任全国铁路督办，决定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并借外债修建，此时再也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骂袁世凯和孙中山为卖国贼，历史就是如此诡谲得令人感叹，总是此一时彼一时，选择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才容易成功，总是一条难变的规律。总的来说，在革命期间，立宪派与革命派合作得相当好。我们可以从立宪派领导人，如四川的蒲殿俊、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江苏的张謇与革命党人的合作窥出一斑。武昌起义第二天，明知道自己无力掌控时局的革命党人很聪明地邀请湖北咨议局的立宪派共商大事，汤化龙是湖北咨议局的议长，是立宪派的首领，他很快就接受了，并表示：“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成”。这样，革命党负责军政，立宪派主持民政，而这一模式成了其他省份的榜样。汤氏出任民政总长，表明了自己的决心，“成则共图勋名，败则生灵涂炭，我汉人从此扬眉吐气，在此一举；我汉人万劫不复，亦在此一举”。立宪派对革命推动的作用立即显现出来，比如，汤化龙做了民政总长之后，通电各省，呼吁响应革命；为军政府草拟组织规程，稳定时局；与驻汉口的各国领事馆交涉，获得列强的支持，这些都是革命党人不可能轻易完成的任务。即便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这样的革命党高层，也不可能跟全国的立宪派和地方民众有广泛的联系，能够调动起广泛的力量参与，革命党长期以来，主要依靠会党，这些力量总显得力难从心。张謇刚开始时是反对革命的，但是当革命已成大势，他又自觉地站到革命一边。由于他与袁世凯非同寻常的关系，在促使袁世凯与革命党的调和中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张謇被孙中山邀请入阁南京临时政府后，新生的政权财政捉襟见肘，是张謇利用自己的关系，向盐商借到了大笔钱，用自己的纱厂作保向国外银行借款，解政府燃眉之急。汤化龙和张謇的事例足以说明，单是革命党自身的力量起义，不要说很快被清政府扑灭，单是立宪派感觉不高兴，设一些障碍，革命恐怕也不能成功。基于此，说辛亥革命的成功依靠了立宪派，是两派合作的成效是不可否认的。这正像梁启超在辛亥革命次年10月在一次报界欢迎会上所说：“这两派用的手段虽然不同，但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从去年起义到现在，没有一件事不是两派同心协力办成的，就是最好的证明。”立宪派与革命党“闪电离婚”如果我们把在革命期间，比喻成立宪派与革命党的蜜月，那么，这个蜜月期并不长，很快两派就离婚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立宪派人士都与革命党离了，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汤化龙和张謇与革命党的分手看出立宪派与革命党的分道扬镳。两派的鸿沟也可见一斑。两派的分手主要是对权力的分配各怀不满。具体拿汤化龙来讲，在革命党看来，汤化龙贡献没有他们大，却高居大位，这显然令一部分革命党人不高兴，在局势稍为稳定，改组军政府之后，立宪派纷纷被革命党人换下来，分明是将立宪派边缘化，赶出利益分配的格局之中。更何况，两派本来主张不一，稍有矛盾就会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去讲话，加剧矛盾。比如汤化龙主持民政，就有革命党人不满，“政事部人选，革命党原无一人，遂激起一部分人之反感，谓其曾主张君宪，固与革命主义不兼容。疑继以毁，化龙因感不安”。一旦拿立场、主义说话，彼此的怀疑与矛盾就难免。这个时候，在革命队伍中受排挤的立宪派自然会有意见，当矛盾表面化公开化时，不离婚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汤化龙与革命党的合作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罢了。汤化龙与武昌革命党发生矛盾后，离开武昌去上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被任为法制局副总裁，辞而未就，后来虽然因为与黄兴关系不错而出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的秘书长，但仍因武昌那边的革命党人的指责而无法见容于南京政府，这时他只有投奔袁世凯了。与汤化龙不同的是，张謇本来就与袁世凯关系不错，在与革命党的合作中，有很多因政见不同的摩擦，觉得革命党不能容纳立宪派，处处排挤他们，在南京临时政府借款一事上有意见，张謇干脆拔脚走人，寄望于袁世凯，与革命党的结合不过三个月。立宪派与革命党合作的根本原因，是对清政府的失望与不满，两派联手，轻而易举推翻满清统治，而分手的根本原因，是政治理想的分歧，立宪派在乎政体不在乎国体，他们主张君主立宪，在承认皇权的合法性的前提下，扩大民众（绅士）的政治参与机会，希望通过和平改革的方式促进政治转型。革命派则主张用暴力的手段推翻清的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以此伸张民权。立宪派本来是不认同革命党的暴力方式的，而革命派也不认同立宪派保持君主的办法，是因为一致对清政府的不满才走到一起，当他们的共同不满的对象消失之后，彼此的分歧却并没有消失，并在争夺新政权的领导权上发生了矛盾，立宪派对革命党的政治理想则表现出冷漠和怀疑。袁世凯与革命党矛盾激化后，对于那些在革命党掌控的政府之中的立宪派来说，无疑面临着一次重新站队的问题。立宪派很自然地站在了袁这一边，两派重修旧怨，他们抵制和憎恶革命的情绪又开始暴露无遗。在革命党与袁世凯之间作出选择，对立宪派来说是很容易很自然的，某种意义上说，立宪派与袁世凯本来就是同一阵营，在立宪运动中，袁世凯本来就是在庙堂的立宪派首领，而立宪派与革命党本来就有前嫌，立宪派对袁世凯有一种本能的亲近，对革命党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当袁世凯与革命党成为对立的双方时，立宪派的立场已不言自明。从深层去讲，立宪派是旧制度与新形势结合的产物，是温和的改良主义，他们对旧政权有感情，也有怨气，他们在革命前要求立宪，他们在革命中服从了革命，有进步的一面，他们在革命之前照顾旧政权，采取折中的虚君权充民权的改革，他们在革命之后找袁世凯作为他们政治理想的继承人，又有保守的一面。当然，进步固然好，保守未必一定是坏事，立宪派的折中政治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或许更为合适，但是他们的折中之梦，满清也不能让他们做，这就非常的无奈了。由于他们这样一种矛盾的结合，使他们注定不是彻底的政治革命者，但他们毕竟是一支巨大的力量，他们倒向哪一边，哪一边就会赢得胜利；他们倒向革命党，革命就赢得胜利，他们倒向袁世凯，袁世凯就春风得意。事实上，他们倒向了袁世凯，袁世凯又一步步地抛弃革命党那一套。袁世凯当权后，立宪派把他们的政治理想都寄托在他的身上，立宪派的领袖梁启超放下与袁世凯的恩怨，把开明专制的希望寄托在袁的身上，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吾自信，项城（袁世凯）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以拨乱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趋于中立，由中立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立宪派对袁世凯的巴结之意、和衷共济之心显露无遗。等到袁世凯与国民党彻底闹僵了，国民党要发动二次革命，立宪派再也不跟国民党闹革命了，他们一下子恢复了最初那种抵制和憎恶革命的情绪，表示支持袁世凯对讨袁的国民党势力进行镇压。且不说，没有立宪派的支持，此时的国民党也斗不过袁世凯，更不要说还遭致立宪派的抵制和憎恶，二次革命的失败已成定数。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的头头脑脑流落海外，辛亥革命失败在所难免。我们无法为古人指点迷津晚清社会，中国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向何处去？当然是向现代化而去，在政治上，就要废专制、建民主，这是一个目标的一体两面。对于这个根本去向问题，立宪派与革命派的总目标是一致的，但在方法策略上却又有很大区别。立宪派主张通过改良的办法，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通过请愿和议会斗争的合法手段，迫使清政府对社会放权；革命派则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通过暴力斗争的革命手段，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实现权归民众。这就决定了两者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温和保守，后者激进前卫；前者受益于旧体制，又不满于旧体制，后者大体脱离旧体制，而向往新体制；前者与传统剪不断理还乱，后者与传统决绝反叛。有趣的是，当两者单独行事的时候，都困难重重，立宪派的立宪主张行而未果，革命派一再起义也没有成功，说明单靠自身力量还不足以改变现实政治。在大的目标相对一致的情况下，立宪派对手段方法的妥协，终于促成了两派的合作，结果很快就实现了目标的一体一面——推翻专制，建立民主。另外，当时的中国处在重大的民族危机之中，帝国主义处心积虑要在中国攫取更多利益，无论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都有一颗救亡图存的爱国之心，这也是他们能够走在一起的重要的“共同点”。也就是说，在民族危机面前，他们完全可以抛开政治派别的成见走到一起。但在如何建立民主这个问题上，两派显然又有很大的分歧，这就是革命成功之后，两派迅速分手的原因。这与立宪派的保守以及革命派过于激进是有关的，两者终于难以达成共识。再加上革命成功后，革命派本能地排斥立宪派，分道扬镳在所难免。但是并不能因此将革命派和立宪派视为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冲突。无论如何，两派都对中国现代化有贡献，我们绝不可过分抬高革命派而贬低立宪派，认为他们跟专制是同穿一条裤子的，那是对历史的不公。某种意义上说，因为“成也立宪派，败也立宪派”，所以尤其需要重视立宪派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作用，不能把他们说成投机革命这么简单。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假定社会是一个物体，而推动这个物体前进的同时有几个力，且各个力的大小不同，方向不同，这个物体究竟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向前走还是向后走，或者是原地不动，就说不清楚了。假如所有的力都朝向一个方向，这个物体就在众力的作用下飞速前进。不过，这只是理想状态，一个社会有多种社会力量，很难将所有的力量都调和到“劲往一处使”的绝对状态，各种社会力量的立场、价值、诉求不同，有些是矛盾对立的，很难指向同一方向。但是，社会总有其发展的相对理想状态，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发展之道，也即符合世界潮流和最基本的价值标准的生活样式。想达到这种理想状态，这就要调和各种社会力量，充分调动和使用各种资源，同共稳健地来推动，以减少彼此之间力量的内耗，需要一些大的社会力量彼此学会妥协和宽容。这样说的意思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革命派应该以更大的胸怀来包容立宪派，或者说，立宪派以更大的胸怀来融入正义事业，双方既然能妥协合作推翻专制，双方彼此妥协合作，也应该可以创造新的民主，只是，这已是我的事后诸葛，历史自有其发展的轨道，就像历史学者朱宗震先生所说：“永远不要为古人指点一条正确的道路，那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为什么说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对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史学界多有分歧，传统的观点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不是资产阶级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是什么革命呢？说法就比较多了，有说种族革命的，有说政治革命的，有说全民革命的，有说共和革命的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台湾学者张玉法先生的观点和大陆学者杨天石先生的观点。张玉法先生认为，辛亥革命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全民革命。它用“六大理由证明它是全民革命”，在此简述如下（《辛亥革命当然是全民革命》）：一、研究辛亥革命的性质究竟为何时，必须要对当时中国社会中资产阶级人口究竟有多少比例，辛亥革命是不是由资产阶级所发起，又有多少资产阶级参加了辛亥革命等问题，先要做正确的厘清。二、法国社会学家贝吉瑞认为，中国社会在辛亥革命当时，即使有资产阶级，人数也很有限，而且不具有同质性，没有形成一股阶级的力量。三、历史学家玛丽?赖特认为，中国在20世纪之初，经济的发展渐形重要，但并不能以此论断辛亥革命就是资本主义革命，辛亥革命中，即使有资产阶级参加，也只是“辅助性”的角色。四、从同盟会的革命目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来看，没有一项有利于资产阶级。五、一些史学家关于孙中山先生社会主义取向的革命家定位，也说明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时的中国社会或经济中，不具有重要的地位。六、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来自各个阶级，革命的许多领导者甚至还是出身贫寒之家，而且当时革命即或得到资本家的经费支持，但这也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杨天石先生认为，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由共和知识分子领导的共和革命，理由可以归结为这么几点（《辛亥革命与共和知识分子》）：一、当时这一阶级为数不多，经济力量薄弱，对政治的影响力极为有限。这样一支队伍怎么可能领导像辛亥革命这样具有广阔规模的全国性革命呢？二、在政治上，资产阶级一般反对革命，主张君主立宪，求稳怕乱，是立宪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三、这是我们习惯于简单以经济地位来划分政治派别，或者简单地以经济地位来说明政治态度的结果。四、那些学堂学生、留学生组成的共和知识分子不能被看做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在思想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判资本主义或反资本主义的内容，并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向往。五、孙中山的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有所不同，他想最大可能地发展国有和公有经济，同时，限制和节制私人资本主义。说实话，我很赞同两位学者的一些观点看法：一、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确实很微弱，不足以成为革命的主力。据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统计资料选辑》，从1872年到1911年间，中国资本（包括早期的官办、官督商办）设立的矿冶、机器、纺织、食品和其他工业、厂矿，共521家。在近40年的时间，才发展了500多家近代企业，这几百家企业有多少资产阶级呢？这对于一个人口庞大的国家来说，不足挂齿。实事求是地讲，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仍然是一个绝对的农业社会，绝对的农业大国。虽然历经洋务运动，清末新政，政府大力鼓励民间办企业，鼓励民间资本发展，亦即所谓的民族资本发展。但有数据显示，19世纪80年代中国国民总产值中，农业占到66�79%，“中国的农业虽然发生了细枝末节的变化，某些部分的规模或质量方面有了改变，但它的技术与组织，1911年与1870年相去不远（甚至进入20世纪30年代，它基本上仍保持不变）”。此外，农业耕作十分落后，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形成一大片的地产，然后雇用农业劳动力来耕种，形成所谓的资本式商业耕作和“农业资本家”。农业的投资回报也很低，在扣除沉重的赋税和其他费用后，所剩无几，只是商业或放债回收率10%~20%的一半。这样的低回报率不足以引起资本的兴趣，进而形成土地的集中，实现规模化经营。再有，当时的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极低，以及农村信用机构不足，也限制了土地规模化经营，从而把人口赶出去从事工商业。低效的农业耗费大量的劳动力，而产出很大一部分被农业生产者自己消耗掉。这样，无从为工业提供足够充分的工业原料。“因此，广泛工业化的直接可能或农业发展的直接可能，都被农业部门的无能紧紧地束缚住了。”这些来自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的论述表明，一个农业社会、一个农业大国，不可能产生大量的资产阶级，这已经从生产关系上被严格限制了。如果我们把历史再退回去一步，晚清立宪运动应该更能获得资产阶级的支持，因为资产阶级是求稳怕乱的。之所以有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立宪派参加进革命中来，乃是因为清政府在立宪运动中的离心离德行为，令立宪派失望了，转而同情和支持革命。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立宪派的身份来反观晚清之际，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状况，尤其是看他们对晚清政治的影响几何。很可惜，影响非常之小。据张朋园先生《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一书介绍，当时咨议局议员出身有五大特色：一是出身于旧科举制度下的绅士阶级；二是议员中不乏受过教育甚至留学日本者；三是其中颇多曾任政府职官者；四是多出身富有之家；五是大多数是43岁上下的中年人。从张先生的统计可以看出，其中绅士阶级占了89�13%，比例非常高。对资政院民选、钦选议员的出身背景的统计发现，仍以具有功名的绅士为多数，上层绅士占的比例高达57�1%。此所谓的“出身富有之家”就是资产阶级吗？不然，据统计资料显示，以5000元资产资格当选的议员，仅陕西得7人、山东得1人，贵州得1人。这里所说的富有之家，多数是有功名的绅士，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功名与财富结为一体，有功名大多有财富。我们说他们是有产阶级，却不好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士绅主导议会，成为当权派是历史之必然。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废除了，但士绅阶级一直是这个社会的主导阶层，据统计，当时全国士绅总数约为145万人，是社会的精英分子。这些士绅一旦不能进入职官序列，必然谋求别的出路，当议会这样的议政形式出现时，一向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士绅当仁不让地参与进来，而且他们眼界开阔，不少人接受过新式教育，以救国图存为己任，又有经济能力又有参政能力。加之士绅原先已有组织，更易于操纵选举，进入议会。通过以上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当时立宪派的主力是士绅阶级，资产阶级在议会中并没有占有较多席位，不足以影响政治走向，只能扮演“辅助性”角色。那么，立宪失败，革命紧接着兴起，如此短时之内，莫非资产阶级如同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一下就领导和主导起革命来了？这也太不靠谱了吧。那么辛亥革命成功之后，资产阶级是不是攻占了国会呢？没有。根据统计，民初参、众两院841个议员（被称为“八百罗汉”），多是一些半旧半新的转型政客，基本上被前清议员、官吏、教育界三类人员所盘踞。其中，37�27%的人是前清咨议局、资政院的议员出身，这些如前所说，绝大部分是士绅阶层。有政府经验的官吏占30�25%，居第二位。教育界占第三位，有人说这是政府里能容纳的官员数量有限，不能立即获得官职的，只好暂时栖身教育界的缘故。革命出身的在议会中占的席位有56人（11�29%）。虽然革命胜利了，也看不到资产阶级雄踞国会，主导政治的局面。单从此一点而言，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太过牵强。二、辛亥革命确实是一群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的，更具体一点讲，是一群“海归”领导的。由于清政府废止科举，终止了读书人的功名之路，一部分读书人被赶进新式学堂，或是走向留学之路，接受先进的政治思想，从原来对旧体制的依附关系变为与旧体制的对立关系，成为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的重要力量。而这些知识分子领导的到底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呢？或许他们自己都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革命有两大任务，一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是“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前者是民族革命的主要内容，后者是政治革命的主要内容，两者综合，辛亥革命就是一场民族革命加政治革命的革命，且两者可以互为因果。“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为了“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是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如果把这场革命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之下考量，即中国面临着社会转型、融入世界潮流、实现现代化而言，辛亥革命就是历史洪流中的一朵小浪花，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因此，我认为，辛亥革命不是什么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一场政治上的现代化革命，目的是救亡图存，是要推翻帝制王朝，建立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当我们把辛亥革命界定在这样一种位置上，才会发现，既符合大的历史轨迹，也符合小的历史细节。就大的历史轨迹而言，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面临着西方列强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侵略，不断丧失独立和主权，面临着一个不断学习西方，完成社会现代化的转型任务。可是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是一场巨大的民族危机，并将中国逼到了难以自强、自立、自存，甚至亡国灭种的境地。中国人在这场转型过程中，思考着如何救亡图存，并经历着由器物到经济，由经济到政治，再由政治到文化等全方位的救亡实验。因此，不管出不出现资产阶级，有没有资产阶级来领导，都必须进行实验，都会有一个群体站出来领导。辛亥革命就是一系列救亡图存的一部分，是救亡图存在政治上的努力。实际上，救亡图存在政治上的努力包括戊戌变法、清末立宪和辛亥革命，故而存在维新派、立宪派和革命党两大派系，他们目标虽有出入，一个是要建立君主立宪，一个是要建立共和政体，但总体而言，都是要建立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戊戌变法失败、清末立宪未竟而辛亥革命兴，只能说，满清成了阻碍这一进程的阻力，失望的民众选择了以暴力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目标。辛亥革命明明就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个环节——政治转型，却硬是被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莫非说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吻合这一转型？是不是辛亥革命被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才具有先进性？革命成功后是否真的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说辛亥革命被传统地认定为失败了，那么，是不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完成，还需要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样的话，才配得上社会转型？遍阅诸史，发现没有人给出回答。我们所能知道的是，一群不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领导了革命，并得到了立宪派的配合，完成了一次政权的更迭，并实验了一次民主共和。三、革命党的革命目标，与其说是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如说是不利于资产阶级。试看同盟会的革命目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前者是以排满为革命号召，与资产阶级何干？后者中的“创立民国”或可有益于资产阶级，但“平均地权”简直是要资产阶级的命。按孙中山的想法，革命之后，杜绝土地私有，节制资本，必使地主绝迹，必废私有营利之弊。是的，这样一来，地主虽然绝迹了，私有营利也被废除，估计资本家也绝迹了。所以，更能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梁启超认为这一政策相当不妥，他说，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分配不像西方那样贫富悬殊，相对平均，在这个时候，“策中国今日经济界之前途，当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只有引进外资和机器，薄租薄庸，才能让社会财富休养生息，日渐富裕。按照孙中山的土地政策，将土地收归国有，简直就是自成资本家了，而将租税的国民当成了劳动者，国家扮演好老板的角色，将利润都用于做国民的福利。这理想好是好，但哪里是资产阶级所渴望的自由竞争？这哪还有自由市场之存在？再说，单靠土地税如何支撑这么大一个国家的运转？孙中山的想法也太单纯幼稚了。国家税收必须靠丰富的税源，而发展企业才能最大限度开发税源，企业发展了，才会对土地有更大需求，推动地价上涨，扩大地税收入。企业发展了，才有资本家，才有资产阶级的壮大。革命党的搞法简直就是把资本家往死里搞，我们的一些学者却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很难解释得过去。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同盟会重要干部会议鄙人不惮猜度，有些学者之所以把辛亥革命界定为资产阶级革命，固然是从历史中找到了一些有利的事实为依据，然后证明辛亥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其实主要是走入了历史研究的误区，习惯了“以政治分析代替历史论证的学风”，以致形成一种“政史不分”的历史研究流弊。这种研究方式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以历史必由论来论断人类社会的复杂性。然而，西方同样是大师级的学者卡尔波普对历史必由论有充分的批判，认为社会没有必由之路，并认为必由之路会成为专制的来源，因为你认为人人都必走这条路，不走这条路就是错误的，不是一条路人，就要受到敌对。因此，所谓的必由之路是不存在的，都是强迫而来的，不强迫，就无所谓必由之路。确实，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居然还存在原始部落，也就是说，一国之中兼容了资本主义社会与原始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尊重而不是消灭原始部落人对原始社会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形成共生共存，和谐相处。有人喜欢给人划阶级、定成分，扣帽子，喜欢以人的出身、经济、地位来判断其阶级成分，进而判断其在社会或革命中的行为、立场和作用。可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人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人是复杂的，人都是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人，完全可以作出与其出身、成分、地位、阶级不相符的行为选择，这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而不是简单合并同类项。我们现在知道，领导辛亥革命的主要是“海归”知识分子，如果说他们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但他们中有几个是资产阶级？历史事实是既存的，关键是怎么看，理论可以用来分析历史，而且历史也可以有多种分析视角，也应该允许人们用不同的理论、视角，甚至态度来看待历史。如此，问题就出来了，用某个理论来分析辛亥革命，得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那么，换一种理论就不一定如此，譬如社会心理学家何佛尔说，富有者恐惧社会有激烈的变动，他们是不希望有革命的，因此辛亥革命就可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大资本家张謇在清末立宪运动中，就很厌恶革命，并主张以立宪来消除革命；“二次革命”时，众多的资产阶级站在了袁世凯这一边，支持袁世凯镇压国民党，也主要是反对革命暴力造成社会动乱，对他们利益的损害，这都是有力的证据。我之所以认为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我没有用历史必由论和阶级分析法，得出的结论自然不一样。我喜欢那种像唐德刚那样的讲故事式的历史叙述模式，在俏皮的话语中渗透人生的感悟和对现实的体察，而不是用一套理论图解历史。当然，这样的境界非一般人可及，我承认我可能也没有跳出“以政治分析代替历史论证”的窠臼。被用完就扔的秘密会党管他黑猫白猫，拥护革命就是好猫辛亥革命的社会动员极其有限，广大的社会民众动员得少，却利用现成的帮会、会党等反政府力量，“欲收发难速效”，于是我们看到，帮会、会党成了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的重要依靠力量，两广的三合会，两湖的三点会、洪江会，西北的哥老会，四川的袍哥，江浙的洪帮、青帮，国内外的洪门等，都是革命党人争取的对象，与革命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国外的洪门致公堂还不算是黑社会或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话，尤其是1904年，为了筹款和利用致公堂，孙中山加入致公堂，并受“洪棍”之职，对致公堂进行了体制和理念上的改造，为致公堂重订新章规程，使致公堂从以往的反清复明的原始帮会向具有现代民主思想的政治组织转变。1911年5月，孙中山决定将致公堂与同盟会合并起来，要求致公堂成员都加入同盟会，而同盟会成员也一律加入洪门致公堂，并提议组织洪门筹饷局，为国内武装起义筹集军饷。海外洪门纠合海外华侨，为革命捐钱捐物，尽力极厚。其他国内的帮会、会党，基本上都是黑社会，无论是哥老会、三合会、青帮、洪帮都是地地道道的黑社会。称其为会党、帮会在我看来都是雅号，是站在革命立场的褒扬，但本质上就是黑社会，当时的政府或民间，就是称他们为黑社会或秘密组织，为客观起见，在此统称为秘密会党。秘密会党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也是一种心理、文化现象，它是被疏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游民群体的一种生存方式、结构组织和心理态势。秘密会党是政府及主流社会视为不正常的，具有破坏性的，令一般民众惧怕的人群。在一般的社会认知中，秘密会党是贬义的，而革命党却是褒义的。秘密会党被拉到革命阵营中来，或者革命党人参加秘密会党，与秘密会党结拜誓盟，称兄道弟，有的成为秘密会党里的骨干或老大，两者互相渗透，难分彼此。比如武昌起义后上海都督陈其美是青帮老大，湖南都督焦达峰是哥老会的人。故有人称，“三合会化为革命党，哥老会也复为革命党，于是全国各省之诸会党，悉统一为革命党焉”。其实，早于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建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就与秘密会党结下不解之缘，最早的会员邓荫南、杨文纳等都是黑道中人。1895年孙中山和郑士良等人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其会员中有案可查的，秘密会党分子就占了三分之一。此后孙中山发动的数次起义，都有秘密会党的支持和参与，他们要么资助革命党，要么掩护革命党人，要么为革命党人提供住所，要么为革命党人收集侦探情报，要么亲自参加起义队伍……可以说是闹革命、搞起义的急先锋，与革命党人同呼吸共患难。再后来，四川保路运动爆发，首先举义的就是四川袍哥的人，而武昌起义，各地响应，秘密会党也一样发挥重要作用。陕西光复，秘密会党充当了光复西安的主力。革命党与秘密会党走到一起，是很自然的事。首先，两者在政府看来，都是秘密社团，非法组织，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革命党人和秘密会党成员都是与传统社会决裂或被主流社会摒弃的人，两者可谓惺惺相惜，更容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其次，两者都反清，都是反体制的力量，都需要互相帮扶。尤其是，用孙中山的话来说，当时“内地之人，共闻革命排满之言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也就是说，跟社会民众宣传革命之事，人们未必能够听得懂，以为革命就是谋反叛乱，是搞不得的事，与上流士大夫说革命，人家要么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要么对体制内的功名尚有一线指望，未必听你念革命经。只有那些长期与政府处于紧张关系的边缘群体秘密会党，“一闻而悦服”，更容易响应革命党的号召。庄政说：“国父创始国民革命，即以运动会党作为起点的，审度当时的环境，可以说除此之外，别无它途。”双方走到一起具有必然性。革命党与秘密会党的不同之处，可能在二：其一是革命党有一整套的革命纲领、政治理想，反清是为了建立民国，而秘密会党反清是为了“复明”，或者从中捞好处；其二，革命党相对要纪律严明，素质较高，而秘密会党虽也有严格的规矩，但纪律散漫，整体素质较低。秘密会党虽然有反政府的志向，但是他们掀不起多大的波浪，成不了多大的气候。一个是民众对秘密会党往往敬而远之，甚至普遍对之持恐惧、戒备心理，造不起声势；一个是秘密会党自身没有多少文化，没有先进的政治理想和理念来感召民众，自己也清醒地认识到，“专靠袍哥不能成大事”。他们很自然地亲近那些与自己有相同的反政府意趣，却又比他们有文化，有先进思想，懂世界格局，有声望的革命党来与他们结盟。正是看到秘密会党的反清志向可资利用，孙中山先生明确地表示对秘密会党要采取“应联络以厚势”的态度，黄兴也曾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执法好义，多可赞叹。”把联络发动黑社会当成重要策略。而秘密会党也有合作之心，于是成就了一曲“周瑜打黄盖”。是反清排满这个共同的目标把他们拉近，并结成盟友，一起出生入死干革命，而秘密会党确实是几乎“无役不从”。革命党可以动员一切政治力量来推翻清政府，包括秘密会党，只是我们不要忘了，革命党为了这个目标简直有点不顾一切、不择手段了。他们固然看到了秘密会党的可利用之处，却往往忽视了秘密会党的破坏之处，即秘密会党的种种劣迹、不法行为，以及民众对他们戒备、鄙夷的心理。由于与秘密会党走得太近，混为一体，从而影响了革命党对社会民众的动员，难以争取到最为坚实的社会力量。这就使革命党专注于利用会党而不直接发动群众，民主共和的政治理念难以深入民间，即便利用秘密会党取得了革命胜利，却仍然难以巩固民主政治成果。毫无疑问，秘密会党是有功于革命的，正因为如此，革命成功后，革命党人也就投桃报李，比如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曾带新政府祭拜明孝陵，显然是给洪门对革命的支持一个交代，青帮老大级人物李征还被授予少将军衔，而陈其美这样脚踏同盟会、秘密会党两条船的人，更是坐镇上海都督。事实上，秘密会党也以“革命元祖”自居，到处谋求“坐江山”，成为与革命党争功夺位的对手。长沙起义后，焦达峰做了都督，秘密会党的人踏破都督府的门槛，因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家天下了”，喽啰纷纷跑来谋一官半职，最差也要混口饭吃。以功自居的秘密会党也趁机任人唯亲，招兵买马，争夺地盘，将衙门变成自己的山堂、公口，公然在军政府公署门前挂起“大汉公”、“大陆公”、“光汉公”等公口招牌，扩大自己的势力，搞得乌烟瘴气。而一些民众见秘密会党得风得雨，纷纷参入秘密会党以图利，有些地方竟呈现“上自都督，下至微职，以及军队大小职官”，无一不是会党中人。一时间，秘密会党合法化了，秘密的变公开了，被打压的掌权了，咸鱼翻身了，但是，秘密会党并没有因合法化而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存之道，仍然将自己那一套发扬光大，该办赌场的还是办，该开妓院的照开，该走私贩毒还是照旧，甚至跟土匪勾结合伙做生意。这样，革命胜利后，革命党力图建民主法治，而秘密会党既与革命党争权夺利，又逆民主法治而行，这一对在革命中结下的难兄难弟，一下子成了冤家仇人。可以共患难，不能同享福革命党本来是想利用秘密会党以壮声势，达到革命目的，并没有真正把他们转化成革命组织，把秘密会党成员变成“革命同志”。当然，在革命的过程中恐怕也来不及做秘密会党的转变工作。江山一下子打下来了，两种并没有完全融合的力量在“坐江山”和新理想上出现了分歧和矛盾，秘密会党对于革命党不再是帮忙，而是添乱，于是，革命党需要重新对待秘密会党，将这个从前的抬庄者，现在的拆台者整顿一番。1912年1月29日，眼见秘密会党对新政权的添乱和拆台，孙中山这位曾经被秘密会党奉为“老大”的人，与秘密会党合作了那么多年的民国临时总统，在给江西马毓宝暨南昌各界的电文中说：“近闻省垣有呼群聚啸，扰乱地方之事，倘不严申禁令，殊与本总统建立共和国宗旨有违，即各界保民起义，初心亦当不愿有此。建设之事较诸破坏之事尤难，所有朋比异同，易于误会之举，尤宜痛行戒绝，民国前途实有赖焉。”孙中山的讲话代表了革命党人的普遍想法，就是不想让秘密会党这些要形象没形象，要纪律没纪律，要抱负没抱负的游民群体来争权夺利，破坏自己这个将来要靠争取民意而执政的政党形象。既然要从立场派系上与秘密会党划清界限，于是原先与秘密会党称兄道弟的革命党人，越来越疏远他们，存在着对自己形象的爱护，希望以良好的政治形象赢得更多的民意，不希望跟乌合之众一般的秘密会党相提并论。于是总统发话，革命党立即掀起了镇压秘密会党风潮。江西都督李烈钧对秘密会党的骄横非常不满，明确表示：“各会起源，虽因对待满清而设，兹既复我汉家疆土，还我汉人主权，备会目的已达，自应取消会名，各谋划生业，共进文明。”云南的蔡锷规定：“凡群众合立公口，开山堂，歃血定盟，结拜兄弟，图谋不轨者，从左之区别处断：首魁处死刑……”而广东、四川、浙江、上海、安徽等地也都对秘密会党活动通令禁止。与镇压相“配套”的舆论宣传也启动了，全国报纸无一例外地将造成民初混乱的矛头指向黑社会，报道各地镇压秘密会党，秘密会党头目被正法的辉煌成果，谴责秘密会党破坏社会，危害法纪，言辞中充满蔑视和敌意。茶余饭后坊间都在谈论秘密会党如何之闹事乱来，如何之可气可恨，必除之而后快。满以为打下江山就可以以功臣身份坐江山的秘密会党做梦也没有想到，对权力金钱美人豪宅香车的憧憬才刚刚开始，虎头铡刀就斩了下来，他们需要起而抗争。而在这场争权夺利之中，革命党明显处于优势，最起码在道义形象上占尽优势。毕竟，革命党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先进的政治理念，想要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政治，符合世界潮流和民众期望。而秘密会党的面目本来就不好，他们的落后性质决定了，他们可以为推翻一个专制旧制度作贡献，却很难为建立新的民主政治作贡献，相反，他们顽固的落后性、破坏性，决定了他们很难改其本性，还会阻碍这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换句话说，革命党在社会取向上与清政府处于对立对抗，却不一定与社会民众对立对抗，甚至其政治志向和社会取向正反映了一般民众的利益诉求。而秘密会党往往在社会取向上既背于政府当局，也违于一般民众的社会利益，两头不讨好。秘密会党更多的是以参加革命的方式作为其社会生存和利益获取的手段，并不是把高远的政治理想当做目的，两者在这一点上泾渭分明。恰恰这一点是秘密会党的软肋，是革命党人可以拿来大做文章的地方，他们名正言顺地提出要整顿打击秘密会党。真正深究起中国的秘密会党来历史悠久得很，桃园结义、梁山之盟并非清代才有，“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的思想早就深入底层社会的人心了。并不是说一个新政权建立起来了，黑社会就会绝迹了，何况秘密会党对这新政权的建立还有功，说取消就取消，说自谋生计就自谋生计，谈何容易！当然，秘密会党也不是吃素的，他们跟随革命党出生入死，现在正应该是分秤称金银的时候，却不让他们分享革命成果，还要连他们赖以生存的组织都加以取缔，对这种过河拆桥的事，他们肯定是不能容忍的。不能容忍怎么办？那就暴力解决，最后像王金发、朱汉涛这些秘密会党头目都在与革命党的争权夺利中成为牺牲品。不过，秘密会党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斗不过革命党，为了生存发展，有必要改变自己的生存策略。一些分散的秘密会党联合起来，成立政党性质的社团，按孙中山的说法是，“当改其立会之方针，将仇视鞑虏政府之心，化而为助我民国政府之力”。共进会的成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红帮、青帮和哥老会三个秘密会党合建共进会，用近代政党模式来改组秘密会党，试图使秘密会党转变为现代政党，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法组织，争得一席生存之地。按共进会会长应桂馨后来所讲，成立共进会并不是为了响应革命党的整顿，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多大的作用，而是“前清时共图革命，今国民党只顾自己做官，且反对青红帮，故设会保护他们，使有法律保护”。由此话可见出民初革命党与秘密会党的紧张关系。事实上，共进会成立之后，仍然私结党羽，秘密会党与国民党（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仍然矛盾重重，江浙的都督都对共进会进行查禁镇压，这埋下了共进会与国民党的仇恨。后来，应桂馨指使刺客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有很多研究者认为，宋教仁是被袁世凯主使刺杀的；也有研究者在大量的资料基础上按照事理进行推理和论证，袁世凯不是刺杀宋教仁的主谋。至于幕后主使究竟是谁，一时确实难下定论。但是，我们看到，应桂馨是“刺宋”案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人。也许应桂馨确实是受了某个主谋的使唤，但作为共进会的会长，共进会既然与国民党有那么大的矛盾，应桂馨对国民党的仇恨，并积极投身刺杀计划，也在可以理解之中，说不准就是针对国民党对秘密会党的报复行为也不是不可能。当然，因为共进会会长卷入宋教仁案，说明共进会虽然企图由秘密会党完成向现代政党转型，但干的仍然是杀人越货的事，说明其本质不变。人们不再对秘密会党转型抱有希望，随着袁世凯掌权，二次革命爆发，革命党的下台走人，秘密会党的转型也不了了之，在军阀混战期，甚至成为如鱼得水的公开力量。正视历史需要勇气秘密会党在民初如何居功乱为，社会评价再不好，受到的排挤打压如何之大，我们都不能不客观公正地看到，在革命过程中，他们确实是功臣，有钱的出过钱，有力的出过力，也奉献了鲜血生命，这都是有史可稽的，把这些一笔撇清，是对历史的不公。然而，正像从泥腿之处爬起，富裕之后都想洗清腿上的污泥；从落魂之处起家，当权之后又拼命神化自己一样，民国建立之后，秘密会党虽然争功争权，种种劣行既玷污革命党，也玷污共和国，是令人尴尬的。但我们仍然需要一分为二地、历史地看待秘密会党，是非功过，都必须纳入革命党的革命历史中去。但是，国民党似乎一直在回避或遮蔽这些历史，从孙中山开始就如此。1918年，北大校长蔡元培与张蔚西想编一本《国史前编》的书，拟从清朝的秘密会党活动开始，到南京临时政府取消之日为止，说白了就是打算写一本国民党的早期党史，或曰正史，之所以要从秘密会党写起，就因为国民党早期与秘密会党过从甚密，两者难分。两人上书孙中山以征求孙的意见，孙中山在复函中说：“以清世秘密诸会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令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秘密会党为共和革命出钱出力卖命，多少人舍家纾难，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最后得到一句“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的盖棺论定，并要打入“另册”。呜呼，虽然我对秘密会党没有半丝的好感，但无视历史，将别人的历史贡献一笔勾销，“用完就扔”，这也算是一种历史洁癖吧。或者仍是一种成王败寇的搞法，成王者不希望王者历史有见不得人的污秽，玷污了自己的光辉形象，权力在握之时就要尽量漂白自己从前的污点，扮出永远光荣、伟大、正确的样子。这一招，中国的哪朝哪代不是这样做的呢？一个政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正视自己的历史，尤其是自己不愿意正视的历史，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而能不能够正视之，又是判断其是否真正成熟的重要标志。应怀畏避革命之心对革命的理解关乎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对于发生在1911年的那场暴力反清行为，与以往历史上改朝换代时暴力反政府行为相同的是，叫做起义——武昌起义，但又与历朝历代更换时暴力反政府行为不相同的是，它叫革命——辛亥革命。这是很有意思的事，这同与不同，或许正说明了新与旧的断裂，以及新与旧的交融。或许，最初在孙中山的意识里，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领导的反政府行为与陈胜、吴广有多大的区别。他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在革命而不是造反、叛乱，这里有一个小插曲。那是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和陈少白等人被迫流亡日本，他们在神户一登岸，就读到当地报纸上写着“中国革命党领袖孙逸仙”抵达日本的消息。孙中山当即决定把自己的党称为“革命党”，把自己的反清活动称为“革命活动”。这里还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晚清时，法国大革命以及卢梭被不断地介绍到中国，中国人不但把卢梭装扮成缔造法国大革命的英雄，还把法国大革命的意义不断地扩大，上升为世界革命的发源地。把世界各地正在兴起的各种斗争或冲突纳入世界革命潮流，将革命作为社会进化的公理，强调革命的进步意义，树立革命的正义性。这就是邹容在《革命军》所说的：“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如此一来，这种革命话语既具有最大的排他性，又具有最大的涵盖性。最后，使整个社会笼罩在“革命”气氛之中。（颜德如《卢梭与晚清革命话语》）既然革命被赋予了正当性，起义、造反就不该再被视为不好的行为，起义、造反者的身份也不再是“叛党”、“逆贼”所概括，而是用革命党来称呼，有了合法甚至光荣的含义。也就是说，革命党的反政府行为本身也被赋予了新意义。既然所有的起义、造反行为都被称为革命，那么，又很难理解，为什么具体的暴力反清行为，比如武昌暴动，为什么叫武昌起义而不叫武昌革命？或许，每一次起义都是起义，但总合所有起义，就不是起义，而是革命了。那么，是不是说起义与革命有大不同？这就很像日本人冈本监辅在《万国史记》里对法国巴黎革命的描绘，在具体描写巴黎市民的暴动及整个革命经过时，把暴动者称为“叛党”、“暴徒”，并不使用“革命党”一词，对每一次暴动本身也不使用“革命”一词，但是，从总体上又对这场暴动给予积极的肯定，确认它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因此将h译为“法国革命”。这是一种复杂的历史评判心态，是一种具体而贬、总体而褒的定义。对于“革命”一词，中外都有相当久远的认识，在中国，“革命”一词，语出儒家经典《易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革命是顺乎天意、合乎人心的正义事业。这主要是从道义角度来说。在国外，亚里士多德认为：革命就是政体的变革。即由于治理不当引起内讧并诉之武力，演化为革命，革命使现行政体变革。他在《政治学》中说：较低的人们为求得平等而成为革命家，同等的人们为取得优势（不平等）也成为革命家。这主要是从政治的性质而言。很少有造反者会称自己的起义造反行为逆天意、违人心，否则何以号令天下民众为其卖命呢？必须要在道德上获得资源，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至于起义造反会否改变政体就不好说了。这里的政体当然是政治、政权的性质问题，按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划分标准，即看政体是照顾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还是只照顾一个人、少数人或平民群众的私利。前者为正宗政体，后者为变态政体。正宗政体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三种，变态政体分僭主制、寡头制和平民政体三种。从诸侯争霸到秦始皇一统中国，是政体的一次大变革，秦始皇六合诸侯，建立君主集权和郡县制，应该是一次革命。从晚清至民国，是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也是一次政体的大变革，因此孙中山的多次起义、造反，被称为革命可理解，但从秦始皇到晚清这两千多年，历次改朝换代的暴力反政府行为都只能划为起义、造反之列，而不算革命之列，因为政治、政权的性质一直没有变更。确实，有论者认为，在人们的概念里，革命寓意着“新”，人们在判断一系列事件是否真的构成一场革命时，主要是检验其新颖性的深度和广度，而主要不是看它的手段、势态之激烈。正如汉娜?阿伦特说：革命隐藏着“一个全新的故事，以前从不知道、没有讲过的故事，即将展示开来”。革命可以是政治革命、科技革命、思想革命、产业革命、教育革命以及文学革命等，总之是事物发展或社会前进的一种创新性进展。以此为据，孙中山领导的一系列起义，旨在打破了中国以往的政治循环体例，以执政权民授代替了（君权）神授，这是前无古人的新开创，称其为革命是有道理的。政治暴力往往会伴随着流血牺牲、社会动乱，中国历次改朝换代很少有不流血漂橹，杀人如麻的。江山都是“私人财产”，不论是夺取江山的人，还是为了保住江山的人，起义与镇压之间进行一次次殊死搏斗，基本上不存在桌面上温文尔雅的谈判。谁的拳头硬，谁就做老大，谁做了老大谁就成王，败者自然为寇，这是两千多年来政权更迭的基本逻辑。在这一逻辑的不断重演的过程中，人们如看戏一般看到城头变幻大王旗，可是在城脚下，却是兴亡皆苦的老百姓，为一次次的政治暴力付出沉痛的代价，不由得生出“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感慨。政治暴力造成的所有后果都由全社会买单，而最终的成果只被少数人所享受，所以，一些人在怀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些人则往事不堪回首。革命虽然被视为正义凛然，但在具体的暴力活动中，同样遵循着拳头决定成败的逻辑，充斥着暴力搏杀与军事斗争，同样会让整个社会为之付出惨痛的生命财产代价，同样会让人恐怕与害怕。这倒还在其次的，其社会心理的影响恐怕更甚，正像李泽厚所说的，长期武装革命和军事斗争的战争环境，创造了由军队推广到社会的一整套非常完备的组织体制、习惯法规和观念系统：政治上、组织上要求人们的绝对集权和全面服从（从公事到私情），最终集中和归宿于思想上绝对统一。这就难怪，像李泽厚、刘再复等学人不能不对革命是否必要或必然发出深深的疑问，以至于要“告别革命”。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关系到对辛亥革命的基本评价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我认为将是一本糊涂账。这里面有几个最基本的问题，即“假如”在史学中派上了用场，辛亥革命是否必要或必然？如何给辛亥革命下历史定论？辛亥革命及其领导人是否该获得那么高的褒奖？辛亥革命是否断送了中国传统社会通过改良获得新生的可能性？在我有限的视野里，就看到一些人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大全”，这些人既包括当时的革命参与者也有后来的学者。比如参加过辛亥革命、做过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的章士钊，在1961年的时候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许”。反对把辛亥革命当牛皮来吹。又比如学者袁伟时认为：与清末新政比，辛亥革命确实创新的东西不多，只是换了个招牌，由于革命把原有的军事政治统一的体制打破，又没有建立起新的民主共和式的统一，导致社会混乱和军阀混战。民国元年版《敬祝中华民国创造》纪念明信片是的，不能不正视的是，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和两千年帝制，但正像某些学者所说，辛亥革命只是终结了“家天下”，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民主共和政体，最后革命成果被袁世凯攫取，将中国带入军阀混战，社会动乱，不由不让人叹息“民国不如大清”，人们不禁要问——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积极推动作用到底有多大？这样说显然不是否定辛亥革命，事实上，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就起到了一个思想解放的作用，那就是打倒了皇帝，原来我们也可以照样生活，搞国会搞民主，让人明白，其实对于国家，每个国民都是有发言权的。这就颠覆了过去一整套的思想观念，促进了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不过，当“告别革命”这个问题没有厘清，仍然会影响对辛亥革命的评价，甚至有人认为，对中华民族来说，辛亥革命意味着它就是一场灾难，这是需要辨析的。首先，历史不能假设，因此无法设想辛亥革命是否必要，却是必然。这个必然我在《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是什么》一文里有清楚的论述，那就是，历史发展到八国联军侵华以后，中国人的自信心掉到了谷底，为了拯救中国人的自信心，急需在政治上有所改革，而且民众的心情十分急迫。在内外的力量推动下，清政府决定立宪，可是嘴上一直说“立宪”，行动一直“预备”，人们求和平改良而不可得，于是走向了暴力革命道路。因为，历史并非我们想不想、愿不愿意的问题，它是照自己的逻辑去发展后呈现给我们的事实。革命乃天赋人权这其实已经说明了辛亥革命所具有的革命正当性，即当一个政权不能满足人民最基本的需求时，人们有反抗甚至推翻这个政权，重建一个符合人民利益的政府的权利，这个权利可称为革命权，是天赋的人权。对于革命权，我们习惯的理解是一个政权穷奢极欲，不断地压榨民众，以至于民不聊生，官逼民反，民众必须揭竿而起，来反抗暴政对生命以及其他权利的侵犯行为的权利——拼也是死，不拼也是死，那还不如一拼，说不准非但不死还能为王。可辛亥革命并非这样一种范式，并非清政府的暴政到了民不聊生、民众身陷绝境的地步，相反，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发展经济满足民众的经济需要，通过预备立宪一步步地满足民众对政治改革的需求。这就正如历史学者吴思所说的，大多数人不是不拼命就活不成所以不得不拼命。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拼命是有把握活得成的，拼命才有生命危险，不拼命就没有生命危险。那么为什么还有人愿意选择拼命一战呢？为什么有人要“宁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呢？答案是，古今中外，驱使人们铤而走险的，常常不是利益，而是自尊心，是那股子气，那股子血性，是要求得到承认的意志。民众要与清政府拼命，就在于民众对立宪要求得不到政府的承认，在政治改革与政治革命的赛跑中，革命胜出。可见，当一个政权无视时代发展的潮流要求，无视民众政治变革的呼声，坚持一意孤行，民众也有革命权，以暴力方式来推翻现政府。因为，革命是民众表达反对、反抗的最后的，也可能是最有效的方式，它无须经由现行的法律的恩许，也不会获得恩许。人们之所以应被赋予革命权，在西方学者洛克看来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任何政府都可能腐化为暴政，为私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侵犯人民的利益。人们不能只好忍气吞声地接受侵犯、凌辱，人们“不但有摆脱暴政的权利，还享有防止暴政的权利”。这个道理很好理解，拿晚清政府来说，它的专制制度其实就是通过粗暴地打压其他民族，压榨底层民众，来获得私人或小集团的利益。直至搞预备立宪，仍然为自己的小集团利益着想，弄出一个皇室内阁，没有显示出真正推行立宪的诚意，对这样一种企图永远让民众处于专断权力的奴役之下的政权，“真正的纠正办法，就是用强力对付之”，这就是辛亥革命的合理性之所在。当专制独裁者对革命极为恐惧和进行恶毒攻击时，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却用热情欢迎的态度看待革命，他说：“反抗政府的精神有时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我希望它始终生气勃勃地保持下去。……我喜欢不时发生一次小小的叛乱。它好似大气中的暴风雨一样；但愿每隔20年发生一次这样的叛乱。因为革命可以防止腐化，是政府健康的良药，也可以使人民养成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如果统治者不偶尔被其国民的反抗精神所警告的话，一个国家就不可能保持其自由了。让他们拿起武器吧！在一两个世纪内丧失少数生命有什么关系呢？自由之树必须时时用爱国志士和暴君的血来浇灌，它是自由之树的天然肥料。”历史证明，美国立国两百多年，尚未发生大规模暴力革命和流血内乱。专制政府如晚清政府压制民众的政治权利，等于剥夺了民众监督政府、防止暴政的权利，最后，民众只好行使他们摆脱暴政的权利——革命。要用历史的眼光看革命毫无疑问，暴力革命确实会带来诸多负作用，正像李泽厚等学者已经指出的，最显然的就是流血和内乱。但是，如果为了防止流血和内乱，而维持暴政之下的和平，那样的和平将是什么样的和平呢？当然是在狼的凶狠残暴之下，羔羊不加抵抗地被咬断喉咙的和平。换句话讲，如果近代中国人既不能通过政治的改良获得想要的生活，也不进行暴力革命去争取，那就只能永远忍受清王朝的皇权专制，有苦也不说出来、说不出来，人们永远无法获得想要的自由以及他们想要的生活。大量历史事实证明，革命带来了民众想要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生活，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莫不如此，我们很少见到没有付出代价就得来民主的国家，相反，民主的建立往往经历流血和动乱，牺牲了大量的生命财产。假定把专制比如成毒瘤的话，要想除掉毒瘤，治愈身体，哪有不花成本、不下药、不动手术的？不要相信专制独裁者良心发现，将权力拱手让出给民众，天下太少这等好事！纵观人类史，从专制独裁到民主共和的转变，基本上都伴随着暴力革命的身影。不过，民主并非一蹴而就，专制根深蒂固，在与革命的较量中有一个拉锯反复的过程，有人统计，英国民主革命，自1640年爆发直至1688年光荣革命告成，其间48年就曾历经三次革命与复辟的较量。法国民主革命自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直至1875年，前后86年，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最终确立共和国体。西班牙民主革命自1810年爆发，也经过了革命力量与王室复辟势力的五次反复较量，时长64年之久，建立了君主立宪国家。葡萄牙于1820年爆发民主革命后，专制势力也曾发动三次复辟。荷兰民主革命则持续更久，自1561年革命发动到1609年西班牙承认荷兰独立，直至1648年欧洲在结束三十年战争后订立《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正式承认荷兰共和国，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历史竟长达88年之久。那么中国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后，民主政治的建立也是一波三折，至少在民国前期就经历了袁世凯复辟和张勋复辟。就是说，对于革命要用历史的眼光看，要用十年或数十年的时间来考量，甚至可能上百年的时间来考量，而不能拘泥于一时一地之成败。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它并没有让共和民主政治深深地扎根下来，反而让袁世凯差点复辟得逞，是不是连辛亥革命本身也要否定掉？认为革命是没有必要的，对辛亥革命以及领导人积极的作用视而不见？我看没有必要，也是不可能的。要不是因为辛亥革命在中国民众中再一次播撒下民主共和的思想，任何一个掌权人复辟都会相当容易，而绝不会蔡锷将军振臂一呼，反袁之声百应，连袁世凯这样“非袁莫属”的强势之人想复辟而不得，足以说明民众慢慢认可了民主政治。辛亥革命之后不是没有皇帝了吗？至少想做皇帝也得换一个名号，并且口头上要说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才行。当我们否定辛亥革命之时，似乎也在否定我们自己的反抗权，这是不可取的。这样说并不表明我对革命有偏好，相反，我是厌恶革命的，革命虽然是天赋人权，但是，假定不用革命而是用改良可以达到人们的政治目的，何乐而不为呢？就像你有吸烟的权利，吸烟可以解乏，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吸烟呢？一定要通过吸烟来解乏呢？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政治改良是政治上的自我求善，越改越善，越求越善，它是用和平的、协商的而不是暴力的方式来改变旧的政治体制，是社会各个阶层基于共同的政治理想和生活目标而进行的和平合作，是成本最小的社会推动力。晚清政府的立宪运动就是改良范畴，如果清政府顺应社会心理的吁求，在自身权威还足够的情况下审时度势，力行推进，中国民主政治未尝不可以用非暴力的方式迎来，因为就当时而言，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就差清政府的决心了，中国人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总是让人欷歔不已。革命的边界及畏避革命既然社会推进除了革命还有改良这一良法，就要说一说革命的必要性问题，或者说革命的边界问题。革命的边界，一方面是可以革命，一方面是不必革命。可以革命是我前面讲到的，暴政侵犯民众的生命以及其他权利之时，甚至走投无路了，不妨革命。不必革命可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改良之路行得通，也就没有革命用武之地；一种情况是改良之路行不通，革命也未必行得通，一切皆因变革的条件完全不具备或不成熟，那么也不必革命，需要酝酿改革的力量，寻找改革的最佳时机。回顾晚清社会，虽然我反对国情论，主张让国民在民主中学会民主，不能以国民素质低为借口抵制民主。但是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无论是通过改良还是革命，想要一下子建立完全西化的民主政治还是有难度的，无视这个客观情况，就是不尊重历史事实。因此，晚清立宪做不成的事，辛亥革命也未必做得成，而革命造成了社会的动乱和后来军阀的混战却是实实在在的。这正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N�佩弗对这场革命的评价：“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思，不是这个外国佬有多么高明的眼光，当时身处历史浪尖的革命者本身也对革命有过清醒的反思。经历了辛亥革命失败、“二次革命”的失败教训，当时不少国民党人都对革命有了另一种思考甚至表示绝不轻言革命。这在袁世凯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之际表现最为明显。袁签订这样的卖国条约，分明给孙中山的国民党以反袁绝好的机会，孙中山表示要假借外力反袁。而国民党一些元老，像冯自由、林森等，以及黄兴、陈炯明、柏文蔚、李烈钧等纷纷联名发出通电，“国人既惩兴等癸丑之非(按：指1913年所谓“二次革命”的错误)，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绝不轻言国事。今虽不能妄以何种信誓宣言于人，而国政是否必由革命始获更新，亦愿追随国人瞻其效果。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人之所共谅”。认为“惟革命之有无，非可求之革命自身，而当卜之政象良恶”。他们认为，当此之时，国人未必赞成搞革命反袁，革命家也要顺应国人的要求而动，要不要革命要“卜之政象良恶”，不能为了一己（党）之私利发动革命，置人民认同、生命财产于不顾，而应对革命怀有畏避之心。一批职业革命者如此反思革命，不可谓不深刻，不可不警醒今人。时代发展到今天，对于革命的边界问题我们更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因为，革命虽然是天赋人权，但一旦被赋予太多的神圣性，“造反有理”成了主流的话语，排挤掉改良的话语，仿佛改良是保守落后的，革命才是进步的，这会让社会的发展总是依赖于革命而非改良，让社会总是在大起大落中前进，在重创中重建。甚至投机分子把革命由手段变为目的，以革命的名义行权力斗争、专制统治之实，让这种你下去、我上来的殊死搏斗的野蛮政治逻辑源远流长，生生不息。这些才是真正的可怕之处。这让中国社会慢慢地培育成喜欢讲革命而不喜欢讲改良的土壤，每一个中国人都被暴力革命的逻辑所控制，会让我们永远清洗不掉邪恶的毒素，永远换不来健康的政治文明。如果我们放眼中国更长远的历史会发现，中国历史上多次改革总以失败收场，而革命总能成为主要推动力，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悲哀。因此，像李泽厚与刘再复先生在《告别革命》说，“我们的告别，并非否定以往屡次革命的理由和它所起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否定‘革命神圣’的观念，否定革命乃是‘历史必然’的观念。我们认为，历史总是提供革命与改革两种选择的可能性，不是一种可能性。而中国一百年来，从辛亥革命开始总是选择暴力革命的办法，并把它视为唯一合理的办法”。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个民主政治覆盖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时代，民众的民主意识越来越深入，应该可以通过政治的合法性和正义性构建来避免革命，使社会的进步依靠社会对话与合作、妥协与宽容，从而让利益分配更趋合理的基础之上，实现所有社会成员的互利共生，这就需要中国更改暴力革命的逻辑，杜绝排他性的革命话语，这是政治改良得以稳步前行的第一步。辛亥革命第一枪缘何在武汉打响武汉地处中国中部，有九省通衢之称，这里水陆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商业发达，控扼天堑，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颇为西方列强看中，早早被辟为通商口岸。然而，同盟会最初似乎并没有视这里为兵家必争之地，他们发动的数次起义都是在南方，每次又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同盟会设中部总部机关，机关设在上海而非武汉。因此，武汉实是革命党容易忽视的一个地方，毕竟这是一个内陆城市，似乎不应得风气之先，然而，作为楚国之地的武汉，秉承楚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精神，突然鸣响惊人的第一枪，出乎世人之意外。那么，为什么武汉会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为什么会一炮而功成？换句话说，中国一段漫长历史为什么在这里终结，又在这里开启一个崭新的纪元？深究起来，并不奇怪。张之洞种下洋务之豆，得革命之瓜谈到辛亥革命首义发于武汉，成于武汉，很自然让人想起张之洞的学生张春霆的总结：“辛亥革命曷为成功于武昌乎？论者以武昌地处上游，控扼九省，地据形胜，故一举而全国响应，斯固然矣。”但张春霆则更看重这样一些原因：武汉“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养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都远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张之洞）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诚哉斯言，谈到武汉为何成为首义之城，确实绕不过张之洞这个人，张被称为“武汉城市之父”，又被称为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此言不虚。1889年，张之洞被调任湖广总督，他立即以武汉为中心，在湖广大地推行他的洋务新政，在主政湖北16年间，他不遗余力地兴实业、修铁路、办教育、练新军，做一些外人看来完全超出他能力的大事，完成了武汉城市早期现代化。他先后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设立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还创办了造纸厂、制革厂、毡呢厂、官砖厂等，他实行开明的工商业政策，对民营工商业加以奖励扶助，创设商务局、商学会、劝业场，开通电话、电报。尤其是汉阳铁厂，为当时亚洲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湖北枪炮厂是装备先进的军工企业，所生产的“汉阳造”步枪饮誉全国；他主持修筑的京汉铁路，为当时全国最长的铁路干线；在他“游学”鼓励政策下，湖北留日学生人数为全国各省之最。在张之洞的努力下，武汉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由一个古市镇转变为近代大都会，武汉城市综合实力得到迅猛提升，经济总量超广州、越天津，武汉城市地位和经济发展水平雄踞全国第二，“驾乎津门，直追沪上”，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称誉汉口为“东方芝加哥”。张之洞作为满清重臣，他的一切洋务努力皆是为了振兴国家，挽大清王朝于既倒，且兢兢业业，守己奉公，确实做出一番伟业。然而，令张之洞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所有努力看起来是一种正面的努力，兴实业也罢，办教育也罢，练新军也罢，制枪炮也罢，遣留学也罢，都是为了国家自强，保大清统治万世年不变，但是得到的却是负面的结果，越发加速大清王朝的灭亡。用孙中山的话来说，是张之洞的实业自强努力为辛亥革命提供了物质、人才和思想等基础。我们单拿办教育和倡“游学”来说吧。张之洞在湖北创办了算学学堂、矿务学堂、自强学堂、湖北武备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等，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一时之间，武汉学堂林立，文教昌盛，成为全国重要的新式教育中心和国人瞩目之区。学堂一兴，学生一多，思想一活，游学一归，顿时令武汉成为一个新潮思想活跃的重镇，张之洞“栽培”出来的拔尖人才，却真真实实地变成了“叛徒”，比如说黄兴就是在张之洞创办的武昌两湖书院的学生，而后被张之洞选赴日本留学，回国后成了“造反头头”之一。这不就是为辛亥革命提供了人才和思想基础嘛。确实，张之洞以上所有的努力，无不是在为革命创造条件，无形之中做了或是培养大清王朝的掘墓人。所以，武昌城打响的首义枪声，宣告了清王朝和封建帝制的终结，清朝遗老严厉指责早已入土的张之洞，“追原祸始，张文襄优容新进，设厂制造，徒资逆用，以演成今日之惨剧”。这倒是说了句大实话。事实上，张之洞所到之处，比如广州、武昌、南京等地，都大力推行洋务运动，这三个地方又几乎都成了革命思想的发源地和革命活动的策源地，其中尤以在武汉干得最为漂亮，结果武汉成了首义之区。这于张之洞来说，真是太富于戏剧性和讽刺意味了。最牛的地方军打响第一枪，勇敢抗击中央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革命的成败需要在战场上见分晓，谁在战场上取胜，谁就能夺得政权，武力才是硬道理，幻想不依靠武力做后盾，动动嘴巴就将革命搞成功，在专制时代是不现实的。辛亥革命能在武汉打响第一枪，而且革命成功，冲锋陷阵的湖北新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在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曾发动过多次起义，没有一次成功，要么起义之前事情就败露了，要么起义刚爆发就被扑灭了，要么持续了一段时间无疾而终了。究其原因，就是孙中山用于革命的武力，大多是一些秘密会社、黑社会组织等草台班子，既缺乏专业的军事指挥，又缺乏专业的军事训练，加之军火要么紧缺，要么太烂，真是要人没人要枪没枪要钱没钱，不要说与大清的中央军交锋，在地方军的反击下，就溃不成军了。然而，湖北新军绝对不是一支草台班子，他虽然是张之洞训练出来的一支地方军，却是当时南方各省最好的军队，就全国而言，是当时唯一可与袁世凯的北洋新建陆军媲美的部队。在辛亥革命前，湖北新军有一镇和一混成协（旅），即第8镇和第21混成协（旅），第8镇有士兵10502人，军官702人，第21混成协（旅）有士兵4612人，军官288人，全军官兵合计16104人，算得上是一支劲旅了。这是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之后，花了数年心血建立起来的。湖北新军不同于袁世凯的北洋军。北洋军更像一支中央军，供卫京师，饷源靠清政府支持，所以袁世凯有钱编练出北洋六镇。而湖北新军主要靠地方财力维持，饷源有限，张之洞将绿营与勇营等旧式军队加以裁减，多出来的军饷用以编练新军，终于“款不增而兵可练，人数虽少，较有实际”。人数虽然少一点，湖北新军同样是一支用西法编练的新式军队，采用新式的洋枪洋炮洋装备洋技术，当时，有些外国军事观察家认为，湖北新军的洋操队的编队操演和武器运用“可与最好的德国军队相比”，它的士兵的体格训练“远较法国军队为优”，它的工程兵“与美国陆军工程兵的训练相似”，这当然是夸大其词。不过，湖北新军在全国会操中获得过大奖这是不能否认的。尤其是湖北新军整体文化素质较高，更是不争的事实。湖北在招募新兵时，起初规定“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之人……始准收录”，后来因为这个标准执行起来确实有困难，才降格以求。即便这样，湖北新军的整体素质仍是当时比较高的，当事人的回忆可以给我们提供佐证。陈孝劳在回忆湖北新军招收新兵的情况时说：“自1903年废了科举以后，一般读书的分子只得另谋各人的出路。于是有出洋留学的，有到省城住学校的，而多数子弟则投入新军。我是1905年在黄陂应募入伍的。那次募兵结果，96人中就有12个廪生，24个秀才。马队第十一标是这样，陆军第8镇和陆军第21混成协所属步、马、炮、工、轻五种部队，都有不少的读书分子入伍。”（《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68页）。其实，随着清政府废止科举，截断了年轻人的仕途之路，只好另谋出路，途径无非有三，一是进入新式学堂，二是留洋，三是加入新军，前二者并非人人可实现，因此，稍有知识，而家境贫困者，多数加入新军，科举的废止造成一股“秀才当兵”的热潮。应该说，在科举时代，考功名是读书人最大的人生理想，那也是读书人的正道，而投笔从戎是末等的选择，甚至这些人本来就瞧不起当兵这一行当，他们虽然跻身行伍，内心里对清政府是怀有不满情绪的。也正因为新军由这些稍有文化的人组成，较以前的“没有文化的军队”，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同情革命。当革命党人在这些失意的“秀才兵”里进行革命宣传，很快就将这些“国家长城”给动摇了。拿湖北新军为例，当时武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以社会之名，积极在新军中发展对象，在武昌首义前，文学社发展的人数已达3000多人，共进会发展了2000多人，这已经是一组十分可观的人数，而受革命影响的新军士兵自不在话下。武昌首义之所以能够一呼百应，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而新军里的将领，又主要是国内各式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以及官费派遣出国的留学生充任，很多都是日本振武学校毕业的，他们见过世面，思想活跃，尤其是留洋学生，深受革命思想影响，他们见到国外如此强盛，而中国如此积弱积贫，备受刺激，立志革命，就由清政府送出去打算培养成栋梁之才，变成想要推翻清政府去建设新中国的反革命人才。在湖北新军和其他各省的新军里，都不乏这样一些有志革命的军官。再有一点，湖北新军不同于北洋军，北洋军经过袁世凯的权术治军之后，只知有宫保，不知有朝廷，严重“私有化”，一个严重私有化的军队，只能听从长官的，而不会听从别人的，自然地，北洋军只听袁世凯，不会听从革命党的宣传，这是一个密封式的水桶，革命党很难渗透进去。而湖北新军并非如此，训练新军，只是张之洞洋务新政的一个方面，并不像袁世凯将训练新军当成“主业”，张之洞对军队的控制十分有限，尤其是他调到中央后，基本上失去了对湖北新军的控制。这样一支“私有化”程度极低的军队，其堡垒很容易被内部所攻破。所以湖北新军容易同情和支持革命也在情理之中了。湖北新军这样一支在当时足可以抗衡中央军的地方部队，不少已经被“革命思想武装”起来，岂是草台班子可以比拟？因之在北洋军没有大军压境之前，武昌起义的部队能够打几场胜仗自在情理之中，而就是这几场看似不起眼的胜仗，既显示了起义部队的实力，也给了全国人民以夺取革命胜利的信心。在这里不能不特别提一提辛亥革命中被抓出来当都督的黎元洪。别看黎元洪很旧派，其实不然，黎元洪是新式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的，又曾三次考察日本，是一个新式军人，完全具备接受新思想、同情革命的思想基础。他得到张之洞的欣赏，在短短的十年内，从一个下级军官擢升到第21混成协协统，官居二品，握有军权。及革命来临，反正为一个革命功臣，并不十分意外。而且正是他的反正，很快让湖北新军军心稳定，有秩序投入战斗，因为黎元洪素爱士兵，很得官兵爱戴，这是湖北新军首义之后，革命能走得更远的重要原因。武昌首义提升了武汉城市政治地位武汉并非近现代才声名在外，明末清初，汉口就与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镇”。我们现在可以从“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诗句里依稀窥出当年的繁华景象。在小农经济时代，武汉就已经是一个著名的商贸中心了。1861年3月汉口开埠，武汉城市近代化闸门开启，西方列强陆续来汉通商通航，输出资本和技术，武汉城市迅速崛起，尤其是张之洞在主政湖北16年间，不遗余力地建工厂、开学堂、修铁路、练新军、促商贸，加速推进以工业化为核心的武汉城市现代化进程。1912年元月，法国杂志刊登首义都督黎元洪照片。武汉虽然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但那也仅只于经济，在政治上，武汉地位并不显著，与一个经济总量全国第二的位次十分不协调。如果说还有一点政治地位的话，武汉是两湖首府，总督府，也有外国领馆和外国租界，然而很长一段时间，武汉的政治地位仅只于此，没有得到更大的提升，政治影响力及两省而不足以影响全国。武昌首义之后，这一格局被改写。当然，这里的所谓城市政治地位，一是指一个城市的行政级别，二是指一个城市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揆诸武汉这座城市的历史，恐怕没有哪一件事比得上辛亥革命，如此巨大地提升了武汉的政治地位。因为，武汉在辛亥革命中扮演着首义的角色，之后，武汉的政治地位迅速腾升，行政级别得到空前提升，一个政治重镇由此奠定。武昌首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成为革命的发源地，一下子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也吸引了像黄兴、居正等一大批有政治声望的人聚集武汉，参加战斗，武汉变成一个巨大的历史舞台，不同的重要角色在此轮番演出。在这里，革命党人与立宪派联手合作，号召全国响应起义，各省纷纷独立，全国大部分省份光复；革命军与北洋军在此交战，袁世凯在武汉试探议和，列强在此调停斡旋，武汉成为革命的中心，武汉的一举一动都牵动全国人民的心。辛亥革命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革命，它不仅推翻了清王朝两百多年的统治，也结束两千多年的帝制，辛亥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给武汉以全新的历史定义，大大提升了武汉的政治威望、影响力和竞争力。但是武汉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辛亥革命在武昌首义，临时政府却建在南京，也算是武汉时运之不济。武昌起义后，11月中旬，上海都督陈其美邀请各省都督派代表到上海“组织全国会议团”，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并打算筹建临时中央政府，这大有趁机搞革命果子的意味，因此，武汉方面很反感，坚决要求在武汉设立临时中央政府，上海方面改变计划，指出“政府设鄂，议会设沪”，武汉方面仍然不同意，要求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迁往武汉，联合会也只能听命迁往武汉，此举可见武汉以“起义首功”的身份，在当时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较大的政治影响力。但是，随着战局变化，武汉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开始是汉口丢失，接着汉阳失守，武昌眼看危在旦夕，因为，以北洋军的火力，攻下尚无强有力援助的武昌，是相当容易的事。这个时候，人们想到的不是何时再回收汉口汉阳，而是能不能守得住武昌。对此当时内部争议，黄兴就主张放弃武昌，张振武等人坚决要死守，黄兴只好离开武昌，而在危急之时，黎元洪竟独自逃跑，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代表躲在租界里提心吊胆。正当武昌岌岌可危之时，忽然传来南京光复的消息，代表们立即决定“临时政府设于南京”。武汉方面虽有挽救之努力，奈何方方面面都缺乏支持，革命的重心已由武汉东移。因此，武汉之所以痛失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的原因，主要不在武昌岌岌可危，因为，12月4日南京光复之前的一天，在英国公使的斡旋下，武汉地区已经全面停战，双方进入“议和”阶段，完全有建“府”的机会。武汉之所以痛失建都之机，最为主要的原因，是武昌起义虽然是同盟会下的小派系共进会和文学社发起，表面上与同盟会一脉相承，但湖北的主要党人，不大赞成同盟会的主张，革命更具独立性。正因如此，虽然黄兴和居正等同盟会重要领导人后来参与了武昌首义，但与共进会、文学社领导人矛盾较深。黎元洪虽然身居都督，却并不是革命党的人，无法获得同盟会的深信。如果设临时中央政府于武汉，势必被黎元洪和湖北党人所控制，对同盟会不利。因此，同盟会领导人从内心反对在武汉设临时中央政府，他们最衷情于在上海设临时中央政府，如果上海不能，在南京也可以，至少可以摆脱武汉方面的控制。革命下的权力争夺暗中较劲，武汉虽有首义之功，仍然败下阵来。但从前前后后的事件来看，“武汉声音”从来没有如此有分量过。武汉在这场革命中积累的政治资本可谓是“终身受用”，直接影响到武汉此后的政治地位的提升。那就是1954年，武汉被撤销直辖市以前，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中，武汉是直辖身份（准直辖）。尤其是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自广州迁至武汉，4月18日，武汉市政府成立，武昌市与汉口市(含汉阳县城）合并作为首都，成为武汉特别市，武汉的政治地位达到鼎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