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共和?夭折（第1 / 1页）

�辛亥百年第三部分共和?夭折�两方胜负之所判，实只财政丰啬之攸关——大清王朝与南京临时政府都覆灭于财政崩溃一、大清王朝的覆灭与财政崩溃清王朝覆灭原因太多，其中清政府财政的崩溃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同样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攫取的原因太多，其中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崩溃是极其重要的原因。甚至可以夸大一点说，大清王朝与南京临时政府都倒台于财政崩溃的危机之中。基本的常识告诉我们，财政是国家政治的重要基石。没有充足的财政支持，就难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必然危及国家政治的安全。在和平年代，财政为国家机器的方方面面运转提供物质保障，在战乱年代，则主要体现为国家机器的最主要部分——军队的运转提供物质保证。清王朝无力应对辛亥革命，以至于要退位求全，极其重要的原因是财政窘迫，到了无力支付军饷的地步，覆灭已不可避免。同样地，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之所以搞不过袁世凯，也是因为财政太空虚。总之一句话，政治玩的就是钱，没有钱，肯定玩不成，玩不好。何以见得如此，不妨细细道来。武昌起义爆发后，迅速席卷全国，18个省纷纷宣布独立，已然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清政府惊恐万状，想要镇压革命，保住大清江山。既想镇压革命，必须调动大量的军队，因此需要大量的饷械，官兵不可能个个都免费地为清政府出生入死，而且打仗绝不同于平时的国家机器维护，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为了取得胜利，尤其是取得关键性战役的胜利，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也就是说需要拿银子往里砸。没有人可以计算出清政府扑灭革命烈火需要多少银子，但是我们能够知道，镇压活动才刚刚开始，清政府就显出捉襟见肘了。当时清政府度支部尚存银两100余万两，而皇室积累的财富多过六七千万两，可见国家之穷而权贵之富。据《溥伟日记》记载，辛亥革命时，冯国璋攻破汉阳，载泽请隆裕太后发饷三月，隆裕答：“现在内帑已竭，前次所发之三万现金，是皇帝内库的，我真没有。”连军饷都发不起，这仗还怎么打得下去、打得赢？不光是前线的北洋将士要饷要械，扬言“言战必先筹饷”，要皇亲国戚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来助战。那些暂未独立的省，也纷纷向中央政府要钱要部队，多的动不动就上百万两，少的也有个十万二十万的，囊中羞涩的清政府如何应付得过来，只能老实承认“势难兼顾”。这在财政紧张之际，大清政府后院又起一火——金融恐慌。本来，革命动乱会造成时局不稳，直接影响金融稳定，民众会因人心惶惶而急急向银行挤兑，为了保值，又会将钞票换成硬通货银两。为了稳定金融局势，清政府应该立即加紧向银行投放现银，担当兑汇任务，“维市面而安人心”。可是在这个时候，清政府囊中羞涩，因此就要把手伸向银行提钱、要钱，而且数目往往不小，这就让银根告紧，本已风雨飘摇的金融局势更加动荡不安，这样，清政府投入那点安慰性的现银之于全国性的金融恐慌如同杯水车薪，不仅无济于事，还让其财政危险雪上加霜，连最后一点精血都几乎耗尽。还有一个勒着清政府财政脖子的绳套在一步步收紧——偿付赔款和外债。据统计，甲午战争前后，清政府共向外国借款七次，计34000万两，另外有大量的赔款需要逐年偿还。在面临革命烽火四起的危机之时，清政府与债权国商量，能不能暂缓赔偿，没有得到列强同意。无奈之下，清政府想出一个歪招，让处在金融中心的上海道“在沪关洋药税厘项下设法筹措”赔款的钱。上海道回复说现在银根奇绌，无钱可提，一提就会倒闭，语气十分严峻为难。这一招弄不到钱也就罢了，还引起了上海金融业的恐慌，商界纷纷反抗，这一歪招只能胎死腹中。人祸偏逢天灾，辛亥年国内许多地方发生灾荒，可谓“灾民遍野”，为了稳定社会情绪，政府又不得不拿出一些钱来赈灾济民，收笼人心，虽然钱不多，但就这一点点小钱，还被一些地方官挪用作军饷，更加激起底层民众的不满。从10月10日爆发武昌起义，到12月底，才区区两个月不到，清政府国库濒临崩溃了，用度支部的话说是，“现在时局危迫，库款告罄……倘不速筹款，则哗溃即在目前”。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清政府解决财政危机的第一法宝就是再借外债，“非大借外债分配各省，不足以救危急”。可是，这个时候，精明的列强一方面在观察革命形势的发展，一方面也看到清政府的权威已成强弩之末，他们在寻找在中国的合意的合作者，这个人就是被称为“非袁莫属”的袁世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之星。因此，列强对于清政府的借款“概行拒绝”。在清政府的再借外债的所有努力中，只获得了法国金融资本家勾堆男爵的支持，借了两次款，共计24000万法郎。即使如此，这些精明的资本家虽然同意借款，但考虑到局势并未完全有利于清政府，迟迟不肯交款。清政府解决财政危机的另一手段是发行爱国公债和开捐筹款，只是这个时候，人心飘摇，辛亥革命本身就具有排满的意义，有几个人还那么爱满人之“国”呢？发行爱国公债只能成为泡影。爱国公债不能吸引国人的兴趣，说明国人对清政府已失望深重。开捐筹款也注定难有成效，更何况这与“仿行宪政”是相违背的事，既要立宪，就是要改政体，又搞什么捐官的事情，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所以也不会有人“投资”。逼到这一步，只有滥发货币，这无异于饮鸩止渴，预示着末世的到来。其实，清政府的财政崩溃到什么程度，只需要一个事例就可以说明，那就是1911年12月底，清政府决意将贮藏于沈阳故宫和热河行宫的御用瓷器等拿出来拍卖，“变价充饷，以救目前之急”。照说，这些都是祖宗的遗物，是绝不能随意动用的，以示对先人的尊重，就像穷人家不被逼到绝境绝不会把家里祖传的某个宝贝拿出去典当或拍卖一样。清政府拍卖御用瓷器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清政府财政已走到穷途末路，辛亥革命只是压在这只走到穷途末路的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应该说，晚清政府的腐败程度并没有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晚清一些贪官在历史上还排不上号呢！虽然国家穷皇室富，但腐败并不是晚清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晚清财政危机是一个缓慢形成的过程，是一次次政治危机掏空了清政府的财政，最后这根“顶梁柱”倒了，大清江山也就倒塌了。其中有几次大的政治危机是不能不说的，一次是太平天国，虽然最后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了，但付出的财政代价是沉重的。在1853年11月，咸丰帝的一次上谕中说，“军兴三载，征调频仍……比年内外拔军需不下四千余万两”，而当时清政府的年收入也不过三四千万两而已。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不说是“荡产”，也可以说是“倾家”了。第二次大的政治危机是甲午战争。这场历时近一年的战争不仅将洋务运动的心血付之一炬，耗掉清政府6000万两白银，还不包括因战败的对日赔款。这是清政府勒紧数年裤腰带才能积攒的收入总和，虽然能通过不断借外债勉强应付，但财政败相已显。第三次大的政治危机当属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后果是清政府与西方十一个国家签订《辛丑条约》，赔款总额高达4�5亿两白银，还不算高达5亿多的利息。这个时候，清政府的财政已如大厦将倾，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可就在这个时候，居然发生轰轰烈烈，燃遍全国的革命，这不是生生地要大清王朝的命吗？在财政危机剥皮肉一样一层层剥去，最后只剩下骨头的时候，仍然得不到丝毫的补充，原因是有一个十分要命的东西，就是对内对外，清政府都缺少财政自主权。对外，晚清政府历次战败，关税自主权被列强一步步控制，因之财政收支受到列强的影响，清政府财政的大项来源，如关税等被拿来作为赔款和借债的抵押，受制于列强，晚清政府财政的自我平衡能力大为减弱。对内，自太平天国战乱以降，地方政府日益做强，拥兵自重，自霸一方。地方势力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必然不愿意拿自己的钱奉中央所用。非但不如此，地方督抚还想方设法揩清政府的油，借着时局混乱，随便开口向清政府要饷要械，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甚至发行地方债务。面对清政府近乎跪求的呼喊，“求各省分筹接济，稍救眉急”，各省应者寥寥。如此情境，就是革命党人不发难，清政府也大有难以为继之叹了吧。二、南京临时政府的覆灭与财政崩溃现在再来说说南京临时政府的完结与其财政危机的关系，真可以说与大清王朝如出一辙。要不是因为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窘，孙中山也不至于让位于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变成南京正式政府，他这个临时大总统变成正式大总统有什么不可以？革命党用血肉换来的政权也不至于老老实实地拱手让给袁世凯，也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革命党与袁世凯的争权夺利，新仇旧怨，历史恐怕得改变。战争需要财力支持，从财政支持来讲，清政府与革命党对弈，虽然清政府的政府危机十分严重，但我们也要看到，革命党其实也是财力有限，要不是这场革命得到各省立宪派的支持，我相信革命党人早就坚持不下去了，更不要说推翻满清统治，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清政府大厦虽倾，但单靠革命党来推是很难推得倒的，要是革命党很有钱，也不用孙中山在国外到处化缘，化缘得点钱也往往杯水车薪。革命党跟清政府玩“持久战”那就更不靠谱。俗话说，“墙倒众人推”，清政府的倒台就是众人推的结果，不单革命党推，立宪派也推，最后，连清政府倚重的袁世凯也推，这么多力量加在一起，大清王朝不倒都难。清政府覆灭后，照说政权就顺利地落到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手中，但问题就在这里，清政府的倒台是众人推的结果，不是孙中山一派推倒的，所以在“分赃”的时候，你革命党人就不能独吞胜利的果实，事实是，你也不敢独吞，还要看立宪派和袁世凯的北洋派的脸色，这样，胜利果实就由推倒墙的“众人”来分，而且还很难说按照谁出的力多来分，而是按谁的力多来分。而袁世凯的力谁也不敢说少，而且他的力（军事实力）明显占上风，这个事情对于革命党来说就很不好，是他们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要想跟袁世凯玩，就得有钱。没有钱，不要说北伐，就是新生的革命政权能不能保得住都是个问题。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白手起家的政府，几乎没有从清政府那继承任何政治遗产，那些革命家也个个都是“穷光蛋”。辛亥革命后，各省在沪代表议决临时政府设在南京。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选黄兴为副元帅。黄兴这个副元帅要到南京去就职，不能两手空空，连个办公费都没有，无奈之下，黄兴通过张謇向上海三井洋行借款30万元，作为到南京后的军政费用。而孙中山从海外归国，革命党人最关心的是他能带回多少钱，结果孙中山说他没有带一分钱回来，而是带回了革命思想，令不少革命党人大失所望。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后来回忆说：“有一次，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来，说军饷奇缺，要求拨给二十万元。孙先生批示拨给二十万。但等我拿着批条到财政部时，库中仅存十洋。”在沪代表们知道张謇既有钱又有弄钱的关系，还懂得理财，就推举张謇任财政部长，张力辞不就。张謇为什么放着大好的位置不坐？就因为这个位置不仅不是一个肥缺，而且还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位置。这实因张謇对于政治和时局有着太为清晰的认识。张謇在《对于南京新政府财政意见书》里指出，欲使各国承认临时政府，必先使临时政府有巩固的权力，政府权力巩固的象征有二，一是统一的军队，二是充裕的财政，而军队能否统一，全在财力的强弱。按他的预算，临时政府一年的军费需要5000万两、中央行政及外交经费至少需要3000万两，加上其他支出，一年的财政支出需要2亿两；而岁入甚少，海关税3000万两，两淮盐税仅1000万两，除此无其他进项，外省除江苏、浙江、广东稍有盈余补贴中央财政外，其他各省尚且不能自足，中央财政每年最少赤字8000万两。张謇提出了两条补救建议：“一、各省代表均集南京，请将以上约集项目，及每年所短八千万两，宣告各代表，询问自明年起，每省能担任若干万两，务必确实答复。二、孙中山先生久在外洋，信誉素著……能否于新政府成立后，担任募集外债一万万两或至少五千万两以上。”为了巩固新政权，南京临时政府尽力去“开源”，开源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对外举债，可是孙中山跑断了腿向英美等国银行借款就是借不到，这个时候，列强并不看好孙中山及以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认为孙中山并不是他们在中国最理想的利益代理者、合作者。英国甚至主张从经济上遏制南京临时政府，使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回到谈判桌上，避免因战争而损害英国的在华利益。英国不仅自己不向临时政府贷款，还阻止其他列强向临时政府贷款。孙中山、黄兴曾决定以汉冶萍铁矿为抵押向日商借款500万元，对外则称该矿集股3000万，中日各半合营，由公司转借500万给临时政府。此事泄露，舆论大哗，遭到各方反对，尤其是英国直接出面阻止日本，认为“上述借款之一部分，无疑将提供革命军作为军费使用，希望贵国政府加以制止。英国政府将继续尽最大努力制止本国财团向官、革双方之任何一方提供借款，确信贵国政府亦应采取同样措施”。这次借款之事最终没有搞成，反而让实业部长张謇大为反感，辞去实业部长。孙、黄又想到向日本求援，日本乘机向孙中山提出租借满蒙，通过双方的电报往来可见，大致的交换条件是，“日本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洲之密约”。借不到外债有内部支援也行啊。可是南京临时政府连内部支持也很难弄到。光复后的各省地方政权林立，有的省有数个都督，也有的省有十来个军政府，各自为政，并不完全听命中央政府。政权的不统一意味着财权的不统一，所以中央政府入不敷出，像张謇所说，要求每省能担任若干万两，各省政府就没有觉得有理由要承担中央政府的财政。南京临时政府还想了一些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如发行军需公债、发行军用钞票、设立银行、整顿金融秩序及没收敌产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压力，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在此不能不提一下军需公债，这是南京临时政府寄望最厚的筹款办法，其重要意义正如南京临时政府在颁布公债章程时所强调的，“两方胜负之所判，实只财政丰啬之攸关”，“不世之奇勋，争手腕不争喉舌，最终之胜利，在铁血尤在金钱”。因此，临时政府要求国民“同矢匈奴未灭之心，共扬卜式输财之谊”，希望国民购买公债，共赴时艰。为了确保军需公债达到目的，临时政府要求“联十四省财赋之区，毋分畛域”，既要各省都督承领债票，同时限制各省自办公债，以其财政之统一，同时派人到日本、南洋去游说，劝募公债。然而，公债发行并未取得如意效果，军需公债定额1亿元，只获得730多万元（一说463万元），杯水车薪，并没有让临时政府财政转危为安。但是不能不说，军需公债发行所筹到的款项，对处在风雨飘摇中的临时政府仍起了稳固时局的重要作用，试想没有这些款项，临时政府恐怕连三个月都难以为继。南京临时政府一方面筹不到钱，财政十分困难，一方面包括军费在内的支出却十分浩繁，尤其军费是一个大问题。当时，革命动员起来的大量军队此时有三种选择：一种是趁势而为进行北伐，“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统一全中国，建立全国范围的民国政府；一种选择是北伐时机尚未成熟，又有条件和能力养着这些军队，以图他日；一种是没有财力养这些军队，只好裁减和遣散一些军队。任何一种选择都跟政府的财力有关，第一种选择是在财力雄厚的前提下可以叫板袁世凯；第二种选择是财力尚可的情况下可以维持现状；第三种选择是财力微弱，只好坐困穷城，眼睁睁看着想办的事办不成。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莅鄂访问期间与黎元洪等湖北政要合影。很不幸，南京临时政府就面临第三种选择，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即便要遣散这些军队也要花钱，不给钱的话，索饷者踏破你的门槛，这还是小事，发生严重的军队哗变则有可能断送来之不易的共和政体，这是不能不让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层谨慎考虑，左右权衡的。毫无疑问，倘若革命党人稍为有更多一点财力的话，他们断不会屈就现实。事实上，为了能够保住现状或是能够北伐，他们是想了办法的。其中孙中山租借满洲以求获得日本资金上的支持，就是为了筹得北伐的钱。谁知道日本军方认为，“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理应享有一切权益，而无须以金钱收买”。南京临时政府北伐的最后一点希望变成了泡影，不能不接受和谈，向袁世凯妥协，并将政权移交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仅存三个多月就夭折了。这就是日本山田纯三郎在回忆时说的，“孙先生方面，既无打倒袁世凯的武器，又无资金”，“不得不含泪同意南北妥协，最终让位于袁世凯”。用俗话来讲，这叫做一分钱急死英雄汉，没有钱很难办得成事，更不要说办政治。南京临时政府未能解决财政困难更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得不到外国的支持，在当时，民族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整个晚清经济并不提振的情势下，要想一下子获得大笔的资金，借外债无疑是最好的办法。甚至可以这样说，在南北都在暗自使劲的关口，谁借得到外债，谁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胜券在握。然而，在那个民族主义情绪激昂的时代，借外债往往会遭致民众的反对。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都难免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打算向列强借外债，就遭到民众的普遍反对。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海关和盐税被控制在列强手中，临时政府无法控制海关收入，财政来源十分有限。就在南京临时政府洽借外债期间，袁世凯受清廷之命成立的“临时共和政府”也在积极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谈判。而且为了显示袁世凯政府的正统和“大度”，他所借外债把南京临时政府的需求一并包括在内，这当然也可能是用此阻止南京临时政府再向外国借债的手腕。由于四国银行团的支持，袁世凯政府于1912年3月9日获银110万。5月7日，继获银300万两。6月12日，再获银300万两，6月18日，又获银300万两，加总起来，就超过千万了。“两方胜负之所判，实只财政丰啬之攸关”，既然孙中山财政如此之啬，而袁世凯财政如此之丰，双方只在财政上就早已决出胜负了。三、如何正确看待政府的财政之丰啬财政之于国家政权之重要性可以从晚清的覆灭与其财政危机、南京临时政府之覆灭与其财政危机看得十分清楚，无须多言。无论是挽狂澜于既倒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政权，还是对于一个嗷嗷待哺的新生政权，财政都是下锅的“米”，再厉害的政治家，没有财力，也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更何况在一治力量对峙当中，确实是“两方胜负之所判，实只财政丰啬之攸关”。但是，是不是为了应对危机，让财政丰裕，就可以随便搞钱，或是政府财政越多越好？这又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仍然以大清王朝和南京临时政府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财政危机当前，政府自然要努力化解这个危机，但化解危机不是抢钱，不是把钱搞得到手就行了，还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事实上，晚清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都在解决财政危机过程中犯下一些错误，财政危机越发的危险，变成更多、更大的危机，走入危机循环中不能自拔。比如晚清政府因财政危机而大肆向银行提现造成挤兑风波，滥发纸币，造成金融危机，实是十分危险的一着，如果说财政危机是绞刑，那么金融危机很可能就是斩首，加速大清王朝的覆灭。比如南京临时政府不首先在政权上实现十多个独立省份的统一，却指望在财权上能实现统一，希望各省“不分内外，于岁入项下，速即统筹拨解，以应急需”，这无异于缘木求鱼。另外，革命党人发起革命始终缺乏中国底层民众的支持，原因是他们始终没有落实具体的土地制度，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孙中山颇能赢得农民支持的所谓“平均地权”主张，连革命党内部都不统一，很多革命党人不接受。南京临时政府忽视“三农问题”，而中国当时仍然是农业经济为主的农业大国，脱离了广大底层民众的支持，甚至与临时政府离心离德，财政问题必然会成为大问题。国家财政太穷不好，尤其是在政治危机来临之时。是不是国家财政太富就好呢？也未必。我读过陈志武先生的一篇文章，《美国往事：穷政府加公债催生民主法治》，认为政府太富并不有利于民主政治与法治的推行。穷政府加公债，更能催生民主法治。陈先生的主要意思是，政府的权力和民间的权利是整个法治博弈的两方。民主政治就是为了规范政府权力，使其不至于轻易侵犯民间权利。如果政府太有钱，民间的企业或个人在跟政府博弈的时候会处于非常劣势的地位。相比之下，如果政府没有国有资产，没有过剩的收入，政府就得从老百姓手里要钱，在那种状态下，老百姓才更有伸张自己权利的可能。其实这一道理也可以在晚清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中看得出来。因为这两个政府都是穷政府，也算是弱势政府，所以就相对比较民主，或者至少要显得“民主”。比如清政府想让上海道从上海的洋税药厘里去筹措现金来当做战争赔偿款，遭到上海商会、钱业的反对，清政府竟不再坚持。如果清政府强势，不只是外国政府可能会借其款项，所谓“屡遭人民的强烈反对”，“人民决不承认”这种事也会被弹压下去，不会落得个“不得不作罢”的可怜相。同样地，如果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富政府、强势政府，不讲法制，就不会闹出什么轮船招商局贷款风波。1912年12月，财政窘迫的南京临时政府决定为了“筹措军饷，拟将招商局抵押一千万两”，遭到了招商局大多数董事的抵制，南京临时政府以军界施加压力。股东们则致函董事会，说“窃思共和政策首重自由，招商局为完全商股，并无官股，既为商业，系商人自享之利益。即欲急公奉上，亦须由商人出于至诚。政府断无干预攘夺之利”。这一招就叫以其人之身，还治其人之道。南京临时政府号称共和，那凡事都得按共和去做，怎么能如此专断？南京临时政府也不好真正用武力来解决，但如果南京临时政府是个强势的、专制的政府，动用武力以求解自己的危局又有何不可，难不成还怕几个商人反了不成？这就是成志武先生所言，穷政府更能催生民主法治。北京兵变与南京兵变民国初年曾经发生过两次有名的兵变：北京兵变和南京兵变。为什么会发生兵变，兵变背后是什么？回望历史，细加分析，让人喟然长叹。1912年2月29日晚，驻守北京的北洋军曹锟第三镇军队哗变，士兵打砸抢烧，数千家商民受害。次日，兵变波及西城，并蔓延于通州、天津、保定一带。史称“北京兵变”。1912年4月11日，驻扎南京的赣军和一部分桂军发生兵变，乱兵在南京太平桥、白门桥一带大肆抢劫，影响十分恶劣。这就是南京兵变。先说北京兵变。2月29日晚，北京正在举行庆祝中华民国成立和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的专使团的提灯游行。孙中山辞让民国临时总统给袁世凯，提了三个让贤条件，其中之一是要求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新总统必须亲自到南京就任，目的就是把袁世凯调离北洋军长期盘踞的北方。袁拒绝南下，南方革命党派蔡元培为团长带队到北京去迎请袁世凯南下，于是就有提灯游行的节目。游行开始不久，城东北方突然传来轰隆炮声，游行的人们以为是礼炮，正心怀喜庆之时，突然大街上拥出许多士兵，叫嚷着：“宫保（袁世凯）要走了，我们没人管了！抢哇！”疯狂地抢劫金号、当铺、银店、布庄……人们这时才发现发生了兵变，顿时乱成一团，枪声与哭声相杂，火光与灯影相映，欢歌笑语变成了鬼哭狼嗥。兵变发生后，袁世凯紧急命令步军统领江朝宗、毅军统领姜桂题，要求他们管好自己的军队，守卫好自己的防区，不得擅离防区去打变兵，他说把自己防区守好了，不让变兵进来，北京城就不会大乱。袁世凯本来就不想南下，兵变无疑是一个拒绝的好理由：“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走，一切变端立见。”意思是，只有他坐镇北京，北方才不会大乱。兵变的当天晚上，蔡元培被吓得惊慌失措，连鞋子都来不及穿，急忙逃到六国饭店去避难。经历此劫，又听袁世凯一番话，越发觉得袁世凯于北方局势稳定之重要。3月2日，他致电南京参议院说：“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多兵入京。设使再有此等事变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馀尽可迁就，以定大局。”奉劝南京方面迁就袁世凯的要求。蔡的提议当然不会受欢迎，但南方除了同意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对于北京兵变，学界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袁世凯一手策划的，一种认为袁世凯对此根本不知道。在此，我无意于考证袁世凯是不是幕后策划人，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袁世凯不想也不会南下，北洋官兵不想也不会被革命党控制。如果袁世凯到南京做总统，等于虎落平阳，放弃自己的权力地盘，投入革命党的包围之中，老奸巨滑的袁世凯怎么可能自投罗网？就算没有兵变的理由，袁世凯也可以找出另一个理由来；就算袁世凯不找任何理由，坚持不去南京就任，南方又拿他怎么办？北伐吗？当然可以，但结果可想而知，我们不妨看看兵变前后的南方军队是个什么样子。清皇帝下诏退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迎来和平建国时期。鸟尽弓藏，那些没有革命对象、没有仗打了的士兵一下子就显得多余起来，整理军队，裁撤多余部队，成为革命后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南方尤为突出。袁世凯很精明，派革命党的领袖黄兴留守南京，处理这个棘手问题，既可以利用黄兴的资历威信来裁撤军队，又可以让黄兴远离北京权力中心，一举两得。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驻扎在南京城内及附近地区的各路军队名目繁多且互不统属，如浙军、沪军、光复军、铁血军等，数量在20万以上。这样一个庞大的数目，一日不解散，一日就需数目不小的开支，包括吃饭、发饷、日常补给等，哪一项都需要钱。当时，孙中山从国外回来，大家以为他会筹到不少钱，但孙中山回来后说他没有带回来钱，而是带回了革命的理想。理想固然是好东西，但实现理想先要吃饱饭才行，现在最需要是钱的问题，没有钱，什么理想都是空的。孙中山自然知道政府穷得叮当响，也知道没有钱，政府和军队将难以维持，他无奈地跟人说：“倘若数日之内无足够的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也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事实是，政府不仅拖欠军饷，而且有的部队连饭都吃不饱，这足以见出毫无经济基础的南京临时政府是多么的窘迫危险。没办法，孙中山只好想办法筹钱，如发行军需公债、发动南洋侨民捐款、向外国银行借款等，但筹集的经费杯水车薪，小雨不解大旱。据当时的实业部长张謇估算，要维持南京临时政府的正常运转，每年至少需银一亿两。当时的孙中山临时政府根本没有能力筹到那么多钱，也就是说，这个政府连正常的运转都难以维持。没有钱，不仅政府难以正常运转，军队更是难以调度，革命党人要想独享革命成果，而不让袁世凯分享，甚至于要进行北伐，与袁世凯一决高低，更是不可能的事。袁世凯虽然钱粮紧张，但显然要好办一些，他承袭了前清的政治遗产，机构人员是原有的，重要的是维系工作，而南京临时政府完全新建设新装修，白手起家，样样要钱，没有钱就转不起来。我们过去总讲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如果从解决新政府的财政危机和组织行政的有效运转而言，袁世凯无疑是最佳人选，各方面都看好他。孙中山不愿意让位，但也不得不屈服下来——形势比人强。与在任时被搞得焦头烂额相比，卸下临时大总统一职后的孙中山有美丽的宋氏姐妹陪同，四处讲演，传播自己的政治理想，广受欢迎，那潇洒的日子绝不比当总统差。而难就难到了黄兴，这个忠厚的人啃了一块最难啃的硬骨头。黄兴确实是个忠厚之人，如果换作一个野心家，接手整理、裁撤军队这个烂摊子固然头都是大的，但是如果把这个烂摊子稍为整理一下，就可能作为政治资本，向北京政府提要求。如果野心更大一些，凭着这个摊子，据江而治又有什么不可？黄兴毕竟是黄兴，不是野心家，他爽快地接受了任命，发出通电说：“顾念留守一职，专为维持南方现时军队起见，原系暂设。兴此心尚存，亦诚恐遽将经手未完事件均置不顾，或于大局转致违碍，负我同胞。惟有暂羁将去之身，勉随诸公之后，藉效棉力。俟布置略定，仍当归息林泉，以遂初志。”大有解铃还须系铃人的当仁不让，等解了铃，他就可以解甲归田了。然而，请神容易送神难，当初号召各路军队起事是容易的，现在，要把他们裁撤就不容易了，人家是打了仗，流了血的人，不管人家抱着什么想法而来，哪怕并不是为了什么革命理想，只是为了升官发财的机会，为了吃饭和几个饷银，目的和素质参差不齐。但不可否认，人家都是于革命有功的人，对于有功之人，不仅没有给个一官半职或半分好处，连吃饭都成问题，就难怪官兵要心生怨气，以索要军饷为名，终日奔走于陆军部。当黄兴接手之后，就终日奔走于黄兴的南京留守处，把门槛都快要踩烂了。一旦得不到他们想要的，就仗着手里拿着枪来压迫来闹事。当时《民立报》曾批评说：“江南各地到处都是兵！军官的数量多如牛毛！陆军部不但不知道这些兵够不够用，就连有多少兵也不清楚！调查也没有办法，遣散也没有办法，要编制这些军队，又不好编这个不编那个。军队要求发饷，陆军部又不敢不答应。呜呼！长此以往，这些兵就足以让我们的国家灭亡！”为了应对军人的要求，黄兴不断地给北京政府发电报，催促拨款：“万分火急。之前还可以靠军钞救济，如今只能坐困穷城！此间军队的伙食已经数日不能发给，今日数处竟然日仅一粥，每日索饷者几乎踏破门槛！危险情形，日甚一日，已有哗溃之势。二日之内如果无款救宁（南京），必有大乱！”此时袁世凯为总统的北京政府手里也吃紧，为了应付局面，仍然要借款，向六国银行贷款，六国同意贷款，但提出要监督中国财政的要求。黄兴虽然手头紧，却坚决拒绝损害中国主权的借款，呼吁劝募国民捐，挽救“借债亡国”的危机，操办借款的财政总长熊希龄恼羞成怒，攻击黄兴“将来国家必亡于克公之手”，两人在这起“借款风波”中闹翻。对此，袁世凯好坏不说，对南方的催款显得很不热心，这很正常，就算他有钱，他不给自己的北洋军，反会给南方的革命军吗？他傻啊。他越是不给钱，越是让南方军队混乱，越显得有裁撤的必要，越符合他的政治军事需求，他可不希望在南方有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与他对立着。即便袁世凯真的在资金上支持南方，也有他的算盘，“亟待利用南方目前之困境而向其提供财政援助，使南方感到不以袁为靠山即将寸步难行，借以使其本人在当前正在本地同南方进行之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也就是说无论袁世凯给不给钱，都是为着自己的政治目的，是为了削弱而不是做大做强南方势力。黄兴既筹不到钱，遣散费用又没有着落。果然，不久就发生了4月11日的兵变。兵变发生的时候，黄兴在上海出差，得到消息后连夜坐车赶回南京，等他回到南京时，兵变已被驻宁各部控制。黄兴严酷地处分了这次兵变，变兵被判死刑者达200多名。兵变后使黄兴懂得了有兵无饷的严重危险，越发加紧裁遣军队。裁不动就祭起国家大义，号召军人服从大局，共济时艰。只是，这些军队都不是黄兴自己的军队，不那么听他的话，但在黄兴的努力下，还是将赣军缴械押回原籍，将桂军大部分遣返广西，将浙军全部调回原籍，同时也抓紧了江苏本地区的军队的裁遣。北京兵变和南京兵变的大背景，是满清被推翻，新的共和政权刚成立，各派政治权力斗争复杂激烈，被席卷进去的军人成为重要的利益分配方。可是，在这场利益分配之中，既存在变数，也存在不公，兵变是各种利益纠葛的外在表现。对于北洋军来说，他们曾一度阻碍共和的建立，南北军队始终有对立的情绪。假定孙中山稳固地执掌民国政权，这些北洋军的命运实在不好说。这些北洋军所幸的是，革命成果很快转入袁世凯之手，而北洋军就是袁世凯一手训练出来的，袁世凯是他们的主子，他们是袁世凯的资本，彼此依存。军队兵变是不让袁世凯南下，最终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一旦袁世凯离开北京到南京就职，一旦革命党势力渗透进北方政治地盘，一旦袁世凯被革命党人排挤，一旦袁世凯丢掉权势，北洋军也会跟着失势，他们是一根线上的蚂蚱。杨雨辰在《壬子北京兵变真相》中说提到北京兵变之前，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曾招集北洋第三镇的军官聚会，他对这些军官说了一句颇值得玩味的话，“难道大清皇上逊位，北洋军官也要逊位吗？”袁克定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这些军官的位子将要不保，如何不保呢？只要袁世凯这棵好乘凉的大树倒下，就会倾巢之下无完卵。在与革命党的斗争中，只要有利于袁世凯的，北洋军就要支持；只要不利于袁世凯的，他们就要反对，反过来，袁世凯也会投桃报李。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袁世凯不像南京兵变那样对变兵进行残酷镇压。革命党为了控制袁世凯可谓费尽心机，《临时约法》上对总统的制约条款就不说了。单就军队一项而言，也是颇下工夫。就在北方发生兵变后，南方曾酝酿由孙中山率兵亲征，“援助”袁世凯，其意是借机扫荡北洋军，但遭到了革命党内部力量，如宋教仁的反对，最后作罢。于是，革命党又生一计，主张南军北调，既然北方军队名额不够，要“添兵”，将南方的军队调到北方去驻扎，不就两全其美了？袁世凯当然不会同意这个馊主意，就连黄兴提出派兵护送国务员北上，都没有成功。再有一计就是用王芝祥任直隶都督，而这也是一个令北洋军官有“逊位”担忧之所在。王任直隶都督，原是唐绍仪南下组阁时与同盟会达成的协议，并得到了袁世凯的同意。当时，顺直咨议局也发电要求王芝祥北向督直，反对袁世凯任命张锡銮，这是袁世凯与革命党争权的一个结果。我们不要忘了，直隶一直是袁世凯和北洋军的老巢，是护佑北京的屏障。北洋军担心王芝祥督直后自己被赶跑，袁世凯担心护佑自己的屏障变成了革命党进攻的据点。对王芝祥督直的要害，袁世凯心知肚明，但是为了骗取同盟会放弃陆军总长一职，由其亲信段祺瑞充任，袁世凯暂时退让一步，同意让王芝祥督直，但他绝不能容卧榻之前他人酣睡。后来，袁世凯指使北洋派将领联名上书反对委任王芝祥督直，改委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拒绝让革命党染指直隶军政。而这件事直接导致唐绍仪内阁解散，袁世凯及北洋军在这次利益之争中取得胜利。南京驻扎的部队情形呢，前文已经讲过，他们于革命是有功的，结果，无功的人过得比有功的人好，无功的人不被整理裁撤，而有功的人被整理裁撤，这肯定令他们心有不服，何况当时确实是连吃饭都成问题，这要放在革命时期尚能接受，革命胜利了仍然如此，他们又如何服气？如果情势真如袁世凯所说，“支持目前之财政，恢复地方之秩序，俱须从遣散军队下手”。也应该通盘考虑，定出一个各方面大体认可的裁军标准，比如按总体防务需要、革命贡献等综合加权的指标，这样才能奖罚分明，公正公平，减少利益分配不均引发矛盾。但是，陆军总长段祺瑞的裁军标准，是“姑以各省原有之军额、饷额为依据，越于原额之兵裁之，越于原额之饷节之。如因实际不得不增于原额者，由该省都督叙明理由，经财政、陆军、参谋三部允准，亦可酌增”。按这个标准，南方各省辛亥革命中招募的军队大都要裁遣。这是一个阴谋，即保留强大的北洋军，让南方各省回复到原来兵力无力对抗北洋军的局面。所以，革命党中的清醒分子“指斥北方日日添兵，南方何得独裁，甚至昌言，我们所以不主裁兵者，恐怕大总统要做皇帝”。然而，袁世凯在当时太强势了，没有人可以撼动他的地位、地盘，包括他的军队，加之他政治斗争经验丰富，本来就是靠训练军队得以执掌大权，当然知道裁撤自己的军队跟拿掉自己的权柄是一回事。所以，当黄兴在南方裁撤军队之时，他却秘密加紧“添兵”，使之变成自己更为强大的政治资本。而黄兴却想尽办法裁撤南方军队，让自己变得赤手空拳，这显示了袁世凯的老奸巨滑和革命党领袖在政治上的幼稚。黄兴认为人民已经吃尽了战争的苦处，现在共和国已经成立，“将来政治竞争，但能以政见相折冲，不愿以武力相角逐”，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和平，“倘再经一次破坏，波兰、埃及岂可免耶？”显然，黄兴不能够辩证地看待军队，军队弄不好会遭致祸乱，但弄得好，军队又是和平守护神。以为裁军就能和平，那是极其天真的想法。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庆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标语南方裁军实际上打破了南北平衡的政治格局，让革命党失去了与袁世凯政治谈判的砝码，最终失去了制约袁世凯的力量，以致后来对袁的逼迫中节节后退，等到二次革命的时候，革命党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可以调动的军队，这跟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有何异？大一点讲，影响了中国的民主进程。在民主政治还没有操练成熟的时候，军队是保持政局稳定的重要工具，即便在现在一些民主国家，比如土耳其、洪都拉斯、尼泊尔等，军队仍然扮演着保证国家政治不偏离民主方向的重要作用，幻想国体政体一转变，就“能以政见相折冲”，那实是过于乐观了。即便如此，反对派仍然指责黄兴裁撤无力，有割据东南的野心。陈宧就曾扬言：“留守机关裁撤，民国即号称统一。”认为南京留守一职妨害统一。因为裁撤军队而搞得焦头烂额的黄兴听到这样的声音，退意更甚，加之与熊希龄起冲突，干脆洁身明志，提出辞职，他说，“统一政府既经成立，断不可于南京一隅长留此特立之机关，以破国家统一之制，致令南北人士互相猜疑，外患内忧因以乘隙而起，甚非兴爱国之本心也”，袁世凯假惺惺地挽留一番就同意了——这是他巴不得的事。对于黄兴的辞职，其中的利害关系革命党中也有明眼人看得出。在同盟会内，有一部分人曾把留守一职看成保存实力的手段，对黄兴辞职很不满。他们批评黄兴说：“若必辞职，是所谓暮气已深，易于谋始，难与图成者。”同盟会的重要成员陈其美从上海专程赶到南京劝留黄兴，但无济于事。黄兴与孙中山一样，最后都离开了权力中心，有人对他们的功成身退不能理解。我以为不尽然，其实，孙中山对权力还是爱好的，这可以从后来组党中要求党员的绝对服从可以看得出，黄兴则看得淡一些。他们放弃政权和军权，固然有书生气的原因，他们也只是邯郸学步，初步模仿西方政治制度，并没有实际的政治操作经验，对政治生活的复杂性估计不足，以为共和已立，宪法已颁，国家就会民主强大起来，殊不知，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人去执行，也可能会被人去破坏，他们在与袁世凯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官僚的交手中败下阵来，历史因此改写。但，从以上的史实来看，这是实非得已的事，也算历史之使然吧。“民国不如大清”的历史回潮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1912年1月1日，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呱呱降临中华大地，面对这个寄予着太多人希望的新生命，多少人喜极而泣，多少人对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鲁迅在回忆起民国元年时，“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傅斯年也说民国元、二年间“像唐花一般‘怒发’”。但是，到了民国二年之后，鲁迅就觉得事情“即渐渐坏下去”，到民国三四年间，傅斯年则觉得民国“像冰雹一般的摧残”。如此反差真是让人惊骇，应该说是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吧。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民国不如大清”的说法流传开来。当然，“民国不如大清”这个话具体是从谁的嘴里说出来，从何时传播开来，已无从考证。详细的考证也无意义，这句话在民国绝不是某一个人的感叹，而是一种相对普遍的社会心理，是今不如昔的怀旧。时至今天，恐怕仍有人在重复这样一句话呢。辛亥革命的目的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这是亿万人民所期盼的。等到真的驱除了鞑虏，建立了民国，怎么反倒不满意起来，反倒怀念起满清来了，还要说“民国不如大清”呢？这对于革命者来说，岂不是等于说自己生的孩子还不如仇家的好？其实呢，不是人民不想驱除鞑虏，更不是人民不想建立民国，而是，驱除鞑虏之后，建立的民国并非所想象的那个样子，甚至觉得还不如大清好，所以就失望到说起绝情的话来。为什么驱除鞑虏之后，建立的民国并不是人民所想象的那个样子？因为“鞑虏易驱，民国难建”（唐德刚先生语，也可以换成“鞑虏易驱，共和难办”）。事实确实如此，武昌一声炮响，18省响应，满族寡妇孤儿，和十来位昏聩糊涂的王公贵族吓得六神无主，这个时候，袁世凯歪歪嘴，就把他们“驱除”了。可是，要“建立民国”，试验从西洋贩卖过来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司法独立”，在一个有数千年专制独裁传统的国家办民主共和，就不那么简单了。孙中山手书的大总统誓词我们回头看看民初的共和办得怎样，确如唐德刚先生所言，办得并不怎么样。单就民国建立的头两年看，中国政治只能用一个“乱”字来形容，革命党与袁世凯权力之争、政党之间主义之争，总统与内阁的矛盾，内阁与议院的矛盾……搞得不可开交，一片混乱。在政争的背后是武力的拼搏，是恶劣手段的使用，是对司法、公理的践踏，是对生命的无视，让社会变得十分败坏。中华民国第一届获得南北双方认可的唐绍仪内阁政府，仅仅干了两个月就下台了。一个月后陆徵祥组阁，在国会发表就职演说，就已被议员认为“不合格”。两个月后，赵秉均组阁，马上就发生了内阁总理刺杀宋教仁事件。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再现流血牺牲。再后来熊希龄组织超然内阁，仍然只维持半年就垮台，一直闹哄哄的国会也跟着垮了台……再看大清面临的现实挑战，即国家的积贫积弱，列强虎视眈眈，以及地方势力割据，到了民国有没有改观呢？实在是很难说有大改变，甚至还不如大清。大清王朝虽然积弱积贫，中央权威受到严重挑战，地方汉族大臣暗中与中央对抗，在八国联军与清军作战中，连东南互保这种抛开皇帝不管的事都做得出来，但中央皇权对国家社会的整合能力仍在，不会出现民国时那么多的主义之争，政党之争，南北之争，府院之争，割据之争，搞得整个国家没有一天安宁。外蒙是民国时期被分裂出去的；地方势力割据越来越严重；衰败的晚清还能够整合国家，而民国简直自顾无暇，“政令难出中南海”。这样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象后，除了让人抱怨，也难免会令人疑惑茫然，不断地要问为什么，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十分迷茫困惑的时代。原先想搞民主共和的人个个都抱着美好的理想，有的人想法很简单，以为共和制度建立，国家就富强，社会就太平了，事实上不是这样。为了推翻清王朝已经让无数人抛头颅洒热血，不承想共和建立了，还要不断地抛头颅洒热血，政治斗争不择手段，践踏司法的暗杀不时发生。真是“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民众大有露宿街头之感，不禁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凊了。抱怨者既包括知识精英、普通民众，也包括缔造共和的革命者。革命党人蔡济民在反思“建立民国”的时候曾写过一首诗：“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赢得假共和。早知今日如斯苦，反悔当年种恶因。”这很能代表当时部分精英分子的情绪，因对共和的失望，而悔不该当初种下恶因，现在收获如此苦果，让国家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此诗在当时传诵一时，可见当时的从精英到民众都在进行着痛苦的整体性反思，也喻示着共和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通过这首诗，我们看到，这恐怕已经不只是在说“民国不如大清”，简直就想回到大清。另一个激进的革命者章太炎，在共和体制运行了几个月之后，曾公开提出“共和亡国论”，既然共和会亡，那还要共和干吗？这真是忙活了半天，一无所获似的。这些曾经的革命者感叹新不如旧，觉得民国不如大清之时，注定了他们要从一个共和的向往追求者，变成一个共和的怀疑者，甚至因严重的怀疑而变成一个帝制的支持者，从起点出发，走一圈之后又回到起点，实是对民初共和体制运行的失望的必然。难怪，老同盟会员吴稚晖曾说，他们这批人开始是真心真意地想从井中将人救出来的，但结果是自己也掉到井里去了，恢复了祖宗的原形，中国人还是在18世纪原地踏步。政治失序让人感叹今不如昔我们知道，中华民国的到来是革命党人、立宪派、旧官僚等几方面的力量联合起来推翻大清统治而换来的。大家齐心协力换来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是凝聚了每个政治团体真切甚或卓绝的努力的，为什么到头来竟纷纷不满意呢？这确实是颇为值得深思的。从理论上说，中华民国是共和之国，大清王朝是帝制之国，在政治形态上，前者理所当然地更符合民主代替专制的历史潮流，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次史无前例的超越，比起成熟完备到腐朽的帝制政体而言，即便新生的共和政体无论如何之幼稚，有再多不是，也应该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但是我们又不能说，身处其中的人，并不总是用历史的眼光，而是用现实的眼光来看待一切。即便代表了历史前进方向的先进政治制度，如果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无尽的麻烦和危险，他们也会掉过头来亲近落后的制度，因为那至少是他们曾经习惯了的，觉得可靠的、有序的生活方式。这就好比飞机肯定比马车先进，但如果飞机老是失事坠毁，试问处在两种选择中的人，他是该选择飞机出行呢，还是选择马车出行？我们这些置身事外的人，固然可以指手画脚地说出飞机胜出马车的无数道理，但我们只是站着说话不腰痛罢了，如果我们置身其中，我们的选择又会比当事之人高明多少呢？看待“民国不如大清”的抱怨也是一样的道理，民主共和固然是美好的梦想，代表了时代之潮流，但进入历史的现场之中，这样的抱怨又是如此的合情合理。这个合情合理的主要原因，是在政治上，民国可能还不如晚清有秩序，或者说，共和政治并不比皇帝统治更能维持社会的秩序，给普通民众安稳的生活。因为，无论共和政治还是皇帝统治，如果给社会造成的是混乱而非井然有序，危及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他们才不管你是多么先进高明的政治形态，他们关心的是这种政治形态能不能给他们带来安稳和幸福。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民国给国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此，在旧秩序瓦解而新秩序失范的情境下，人们对旧秩序怀念和赞美也情有可原。这个时候，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就有了市场，代表人物有梁启超、杨度、严复等。新保守主义的主张集中地体现在严复这句话里，“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他们既不是老保守主义的顽固守旧，又不像激进派那样迈大步子，而是居两者之间。他们对民主共和并不看好，折中地提出开明专制，提倡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人政治。前清立宪运动中，他们本来提倡君主立宪，与提倡民主共和的革命党有矛盾，像梁启超还与革命党进行艰苦卓绝的论战。民国时，共和眼看搞得一团糟，他们就很自然地转而支持袁世凯搞权威体制，重建政治秩序，达到现代化所需要的政治稳定，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样一种政治力量纵容和助长了袁世凯解散国会、废毁临时约法等一系列摧毁共和的行为，使袁世凯的权力越来越集中，部分地实现了新保守主义者的愿望：党争得以平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明显加强，政治秩序得到一步步重建；袁世凯执政初期制定了商法，鼓励发展实业，引进现代教育，国力日盛；虽然袁政府在抵御外侮上无法交上漂亮答卷（大清也交不上），但在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上的表现仍然保存了最大的颜面；在1914年到1916年期间，国家经济以11％的速度发展，被人们称为中国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这些都是“民国不如大清”之后，权威主义得势的结果，它确实克服了民初办共和办不好的过程中的种种乱象，使社会更为有序。但是，真理上前一步就是谬论。袁世凯的强权虽然重建了政治秩序，国家再度呈复兴之态，却又一步步地走向回头路，走向帝制，这就超越了威权主义，走过头了，连支持开明专制的梁启超也无法忍受了，坚决站出来反对袁世凯称帝。当然，也有很多民众不能忍受，试想，如果帝制能够“救亡图存”，能够带来“民族复兴”，那还搞革命干吗？还推翻清王朝统治和千年帝制干吗？莫非袁世凯做皇帝就一定比慈禧太后更能干？谁敢打这个包票？至于杨度、孙毓筠等人始终如一地拥袁称帝，这就不光是失望于共和办得不好，而是夹带了太多的私货在里面，想着自己的利益太多了。道理好讲，现实难做历史地看，袁世凯摧毁共和，走向威权之路，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是有一定的逻辑合理性的。那就是，当时的中国处在列强环视，危机重重的时代，国家急于摆脱危机，实现“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梦想。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国需要从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改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跻身世界民族之林，不被“开除球籍”。这应该是当时国家民族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符合当时大部分民众的利益，并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调动一切力量来解决这两个大问题。因此，或许在当时，在相当多的国民看来，搞民主、办共和并不是最要紧的事，相对于更加有实用价值的开明专制，“华而不实”的共和政体对于实现国家富强显得那么的幼稚和不切实际。也就是说，在“救亡图存”与“专制过甚”之间，前者是当时中国最为现实紧迫的问题，后者退居其次，为了“救亡图存”，有时候“专制过甚”也会变成某种必要。即国家必须中央集权，必须有政治强人，才能应对民族面临的各种内外危机，民主共和带来的“分权”则越发让中国变成“一盘散沙”，让本已危机重重的中国步入更大的危机之中，这是大部分国人所不能接受的。这一点，我们从共和的失败可以窥见一些蛛丝马迹来。所有这些，都是袁世凯实行中央集权的实现基础，无论“削藩”，统一税收，改革币制……都符合集权要求，是有“群众基础”的，应和了很大一部分民众的呼声的，并非某一个历史人物可以孤立作为。如若没有这些“群众基础”，相反，人们对共和坚定不移地支持，袁世凯想不搞共和而搞帝制也不太可能。但历史诡谲就是这样，在内外交困之下，民主共和意外地匆匆降临。虽然此前人们对其抱有无限的期望，但共和办了两年就乱象成堆。那些曾经在晚清立宪中要求速开国会，以求政治速成，达到“救亡图存”的国民，这时一看共和其实也不是想象的那样是一包速效之药，而且还不如大清，转过头来力挺强人政治，不是很自然吗？毕竟，强人政治的效率要比民主共和高效有力得多。不过很显然，民众渴望中央集权不等于渴望个人独裁。在进化论的作用下，在民主共和或多或少地影响世道人心的环境中，明目张胆的独裁帝制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就是强人如袁世凯也不可能走回头路，张勋更不可能。一旦走上此路，就只有过街老鼠的下场。无论历史有多大回潮，回漩，奔流向海的前进趋势不可更改，所以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人间无水不东流’，中国近现代史之走向‘共和政体’的‘民治时代’，已经是个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是不能掉头的。民国搞得再糟，历史方向是无法改变的，这场阵痛是避免不了的。‘民治时代’这个婴儿，迟早是要出生的，只是‘六君子’者流，为时过早，见不及此，误以为民国永远不如大清，而要恢复帝制，那就大错特错了。”但是，理论上的道理好讲好说，唯独要落到现实让民众普遍接受，包括民主会让社会秩序和稳定暂时受到影响也一并被接受，而且甘心忍受，慢慢调适，这就不是在纸上谈兵可以过关的，而是需要从点滴做起。否则，人们一旦觉得“民主害国，集权强国”，或是“民主带来无序，集权带来有序”，出于很现实的考量，就容易做出支持集权甚至独裁的毫无悬念的政治选择，这是民主倡导者必须认真深刻面对的问题，选择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这其实说明一个问题，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好东西并不在任何时候都能办好事、办成事。反思“民国不如大清”的失望，也并不是说民主不是个好东西，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舍弃生命去追求民主，而是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之下，民主不能一下子解决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促使人们选择了再去打强人政治牌，可惜政治强人贪得无厌，政治强人被打倒以后，正好被私利在心的地方势力所利用，割据一方，四分五裂，于是让中国陷入了军阀林立、混战不休的政局之中，人们连想要的强人政治亦不可得，呜呼。另外，当时的国人对所谓的“民主乱象”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即在民主实践初期，所谓的“民主乱象”是难免的，民主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即便民主政治十分成熟的国家，也不敢说没有“民主乱象”，仍然在不断完善民主政治，完善就是对乱象的纠正嘛。不能宽容失败，不能容忍“民主乱象”，不能正视民主缺点，也让人们错失民主宪政之机，在有意无意之中，每一个对民主共和不满的人，都成了推动袁世凯复辟的帮凶。这两点，也是后来搞宪政的人不能不吸取的教训。从民国取代大清看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上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是臭了街的老话了，但真的有几分道理。读史的人大约都会或多或少地生出这种感觉来。比如唐德刚先生读史，就发现了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可怜的汉献帝被逼，向宰相曹丕让位，曹丕在受禅之后变成魏朝的开国之君魏文帝，就追封他那位未做成皇帝的爸爸曹操为魏武帝。45年之后，公元26年，魏相司马炎又逼魏主曹奂退位，自己受禅为大晋帝的晋武帝，追封他那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却始终未做成皇帝的老爸司马昭为晋文帝。司马炎死后，他的儿子司马衷即位，就是说了一个名句“何不食肉糜”（老百姓没饭吃，为什么不吃红烧狮子头呢）的那位。此后，东晋、宋、齐、梁、陈五朝，都是由大将当权，入朝拜相，封公、封王、加九锡，然后再逼宫、篡位的。一篡五朝，历数百年，真的惊人地相似。这只是截取了数百年历史的某一现象来看而发现惊人相似，如果将首尾延展，扩展到秦始皇以降的两千多年，还有人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百代皆行秦制”。当然，历史有惊人的相似，还可以表现为相当丰富的方面，可以是政权更迭的暴力流血，屠杀功臣，宦官专权，大兴文字狱等。在此，我想探究一下民国代大清，是否也存在着以往政权更迭过程中暴力流血、屠杀功臣等相似之处。中国自秦始皇以降至满清进关入主中原，每一次政权的更迭差不多都伴随着暴力流血。唐德刚先生所谈到的那数百年历史，改朝换代大多靠逼宫和篡位，貌似不流血，其实照样流血，只是血流得少些罢了。唐朝以后，几乎没有一次政权的更迭不充满着暴力和血腥味，有的惨烈得让人目不忍睹，皇亲国戚被杀个一干二净，抵抗者被屠城，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或许与这样的惨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清帝和平退位，皇亲国戚被完整保存，皇室受到民国优待，满人安全无事，所以，人们很容易就觉得，民国代清，以暴易暴这一“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处”不再重演，被文明对话替代了。加之，民国毕竟不同于帝制的满清，因而，民国是实实在在地不同于以往的历史了，历史开始发生质变，得分也比以前要高。真是这样吗？恐怕不是，保守一点讲，民国代满清仍然是魏晋、宋齐、梁陈诸朝，权臣、大将逼宫、篡位的翻版，是手握兵权的袁世凯逼宫成功，换得政权更迭，如果袁世凯称帝最后成功坐稳皇位，那就是实实在在的篡位了。自然，革命党在袁世凯的和平逼宫之中，起到了武力威压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在此不妨“举例说明”吧。看到袁世凯演的逼宫戏和后来制造民意，弄成自己好像是被拥立而“黄袍加身”，很容易让人想到五代后周太祖郭威和宋太祖赵匡胤，三人可谓异曲同工。首先，三人均出身行伍，为前朝重臣，郭威建功于后晋，在后汉高祖刘暠代晋自立皇帝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赵匡胤同样如此发迹，袁世凯也是行伍出身，出使朝鲜，小站练兵，一步步做到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成为权重一时的主儿；其次，三人都在国家危难之际，被托付重任，前两人被皇帝委以托孤之任，自不待言，袁世凯在武昌首义之后，被清政府请出山，寄托着力挽狂澜的厚望；再者，三人都搞得像是被逼无奈地当上皇帝，不同之处是，前两人是被将士们强行拥戴，而袁世凯则宣称是全国人民要他做皇帝，自己不好意思推辞。你说到了这民国，都共和了，都民主了，都现代政治了，都国际接轨了，大家都以为旧戏不该重演了，可是你看袁世凯的逼宫和篡位，不还是与过去历史惊人地相似吗？到了这个时候，很多人脑子里并不是民主啊共和啊，而是做皇帝，这是千年流传下来的老经验，“大丈夫当如此也”（刘邦语），“彼可取而代之也”（项羽语），机会来了，袁世凯也免不了俗。再说这屠杀功臣，又或说“鸟尽弓藏”，也算得是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的一例了，其中刘邦和朱元璋做得最为相似。刘邦能够创建西汉，有人说至少有一半的功劳归于韩信，没有韩信，刘邦还不知道在哪里流窜呢。可是刘邦做上皇帝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着怎样除掉韩信。他先是削弱韩信的势力，然后找借口将韩信从王贬为侯，再后就是以谋反之名将韩信诱杀。从刘邦夺得天下到韩信被杀，仅一年多的时间，真是患难可共渡，安乐难同享。而韩信临刑之前发出“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浩叹，直令后世功臣听得两腿战栗。朱元璋杀功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初和他共过患难，为他当上皇帝立下赫赫军功的功臣无不被诛杀，共杀了两万余人，只有汤和一人得以善终。朱元璋杀胡惟庸用的是鱼鳞剐，在胡身上剐了两千多刀，还屠灭三族。朱元璋甚至连自己的儿女亲家，开国之后为人十分低调的李善长也不放过，其残忍令人不寒而栗。这中华民国代了大清王朝，城头上挂了共和的招牌，政治应该更加文明了吧，有什么政治矛盾斗争完全可以拿到国会上，新闻媒体上，政党和平竞争上，法律上来谈，不应该屠杀功臣了吧。事实并非如此，试看拙文《张振武案：民初政治生态的切片》，民国开国功臣张振武被袁世凯和黎元洪联手屠杀，与刘邦、朱元璋杀开国功臣何其相似！这张振武是坚定的革命者，早年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加入湖北共进会，为了革命变卖祖产，以充革命经费。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湖北新军中发展自己的力量，并由这两个同盟会下的组织发动了武昌起义，张振武是起义的组织者、发起者、参与者、指挥者之一。而那个时候，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正在美国的餐馆里洗盘子呢。起义爆发后，张振武在数次战斗中身先士卒，出生入死，负伤累累，差点落水而死，是武昌首义元勋，理所当然地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功臣。一个开国功臣本应得到与之相应的荣誉地位，遗憾的是，张振武既没有在南京临时政府中获得一席之地，也没有从袁世凯主持的北京政府获得他想要的位置安排。最后，因为张振武与黎元洪和袁世凯皆有矛盾，而被两人联手屠杀。最令人惊讶的是，此时中国虽号称民国，实行共和制度，自称最讲法治，但张振武从被捕到被杀，相隔仅三小时，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只是黎元洪一张请求书，袁世凯签署命令，段祺瑞副署，就将一个开国功臣射杀了。如此设置阴谋，黑暗杀人，如此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恐怕是刘邦、朱元璋也自叹不如的。再说那政权更迭之间，总是难以跳得出的以暴易暴、流血牺牲，是不是在晚清民国的政权更迭中被和平方式替代了？表面上是这样的，南北和谈、清帝和平退位都是事实。可是，本质上并非如此，坚持此论的总不能说北洋军与南方革命军在辛亥年间那数次战斗是子虚乌有吧？须知，北洋军虽然听命于袁世凯，但从归属上说是大清王朝的国家正规军，国家军队与叛军（革命军）作战，虽然打了几场不算很惨烈的战斗，也还是有流血牺牲的，最后才逼得皇帝退位，这不是以暴易暴，又是什么呢？有人可能会觉得大清皇帝没有以死相争，与革命军来个鱼死网破，而是选择了保留福利、和平交权的方式，因而显得格外的“通情达理”，而革命军方面也没有穷追猛打，还要优待满清皇室，也显得格外“通情达理”。其实，这只是因为，一方面，无论大清王朝还是南方革命军，双方都穷得很，没有钱继续打下去，也就是说没有哪一方能够扫荡并统一、平定全国，故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另一方面，大清的军权被袁世凯揽在手里，皇室天天要袁世凯镇压起义，袁世凯就是不听，而是打起了自己的算盘来，以革命军的压力来向清王朝要价，又以清王朝来向革命军要价，两边通吃。当袁世凯从革命党那里得到将来推选他当总统的承诺（大清皇帝总不能直接把帝位禅让给袁世凯吧，最多只能给他个宰相当当），他开始偏向了搞共和而非维护大清帝制。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连哄带骗下，清帝被赶下了台。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南北双方确实迎来了一段短暂的和平，并且在这一段时间内，中国人破天荒地试验起共和来，举行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覆盖全国的国民议会选举。这看起来热热闹闹的民主共和，不能说试验者完全是在搞表演，在最初，包括袁世凯在内，应该是有几分真诚的。但是，在一个完全没有民主政治传统和土壤的中国试行西方的政治制度，其难度可想而知，其操作不成熟而导致的政治乱象也可想而知。当然，在这个时候，大清皇帝退位了，龙椅空在那里。想坐龙椅的人不是没有，但像袁世凯这样的人物，内心的“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想法岂会从来没有过？只不过，孙中山同盟会集团和袁世凯北洋集团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一时之间，谁也吃不了谁，大家都暂罢兵戎，一起来试验共和，谁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复辟帝制。当这个势均力敌的局面被打破，经过对南方军队的裁减，和用于战争的钱从国外借到手，脆弱的平衡马上被打破，袁世凯的狰狞面目就露出来了。二次革命发生是袁孙两大势力的殊死搏斗，终于还是没有走出以暴易暴之路。只不过，在两虎相争没有决出最后的胜者之时，也即势均力敌之时，双方采取了和平的方式来一起玩政治游戏，当玩游戏的双方都觉得玩得不开心，玩得没有得到好处时，还是走回到以暴力决定最后的胜者，以武力统一全国的历史相似之处。这就好比刘邦虽然首先攻入咸阳，按原先定的游戏规则，刘邦应该坐头把交椅，但刘邦十分清楚，没有实力，那交椅不可能由自己坐，坐上去也坐不了几天，他选择了以退为进，把咸阳城交给项羽，自己去养精蓄锐，来日再跟项羽决一雌雄，事实证明，刘邦这一招管用了。真正决胜的是暴力，政权的更迭依靠暴力，这就是他们认可的硬道理。当时，孙中山无奈地选择南北议和，也是因为自己实力不济，又借不到北伐之款项，只好将权力拱手相让，其内心的不甘是很难言表的。如果孙中山实力占优势，按照他自己的理想，是一定要“以武力清扫北京势力”的，至于“消灭南北之异端，斩断他日内乱祸根”之后，孙中山是不是“树立完全之共和政体”。我们在惊诧于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时，恐怕少有人去探究，为什么历史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其实，历史是人创造出来的，无论汉朝的人，还是民国的人，在人性上皆有相通相似之处，这就是孔子所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如果人性不相通，我们就无法推己及人。人性不仅相通，而且人性中的弱点大致相似，自己容易犯下的错误，别人也可能容易犯。比如对权力金钱的贪恋，大抵不会有太大的差别，这就决定了汉朝的人可能做出来的对权力金钱贪恋的行为，与民国的人做出来的对权力金钱贪恋的行为，有相似之处，比如屠杀功臣以保自己的权势地位。所以讲，人性相近，由具有共同人性的人创造的历史具有相似之处，尽在情理之中。不过，扩大历史的范围来看，中国的历史与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的历史又大有不同，在中国具有惊人相似之处的历史现象往往有“中国特色”，比如宦官专权，这在西方历史是少有的，因为，在西方历史上很难找到宦官这一“物种”。因此，除了人性相通之外，历史之所以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是由历史形态或模式决定的。在同一形态或模式下，而且这一形态或模式长期定型，人大抵会有相同的行为和结果，这就好比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但只要四季轮回（四季轮回就是一种形态或模式），就一定会有两片同时发芽、同时泛红，同时飘落的树叶，这就是所谓的惊人相似之处。自秦以降，“百代皆行秦制”，君主专制这一政治形态或模式定型了两千多年一成不变。在这样的形态或模式之下，总有一些死结是在这个框架中解不开的，进而影响到一代代的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因此，当我们讲中国人如何如何，讲我们走不出历史的怪圈，讲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是在讲中国人一直处在一种社会结构形态之中，被制度、习气、传统、民族精神、国民性等“定”死了，每个人都带着历史的胎记难以更改。有人曾有趣地假设，假如中国人全部移民到美国，就会把名义上的“美国”变成实质上的“中国”，当然，假如美国人全部移民到中国，名义上的“中国”又会变成实质上的“美国”。这绝非虚谈，我有朋友在国外，说只要中国人聚在一起，就会把中国那一套全拿出来，而将在国外学习到的东西抛得干干净净，可见原先的形态或模式对中国人的影响之根深蒂固。回头再来看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民国，仍然有那么多与传统历史惊人相似的地方，就足以说明，共和国体虽然建立了，但民主还没有真正实践起来，甚至，政客们在共和的外衣下搞起专制，开起历史的倒车。即从骨子上说，民初虽然处在转型期，民国虽然有了新的时代气象，但因为民主没有真正实践起来，转型转得十分艰难，民国还没有走出传统的政治形态或模式，出现历史上常见的权臣逼宫篡位、屠杀功臣、以暴易暴等，实在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只不过是换了人物和布景，也可能换了故事和情节。用杂文家何满子的话说，那就是“历史搬演的是一幕幕的老戏，脚本按出场人物的特点稍加修改而已”。但是，就因为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中华民国笼罩着共和的外衣，辛亥革命以及中华民国总是处在赞美声中，对其深刻的反思总显得稀少，这显然是不能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固然承认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同于以往的起义，中华民国不同于以往的王朝，两者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只是，这点新鲜的色彩与浓厚的旧色彩比起来，仍显单调虚弱，巨大的历史车轮以它固有的惯性滑行，滑行出同样的轨迹，这在成语上就叫做“重蹈覆辙”。而中国要想真正走出这旧轨迹，只有实行真正的民主，就像毛泽东说要走出历史的周期率需要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当我们在不断地感叹“历史上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时，是不是也在提醒着我们太健忘了？说明殷鉴未远，历史还会继续惊人地相似下去？这真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袁世凯的执政合法性是怎样流失的袁世凯执政的合法性是如何建立的很多人都知道，孙中山亲手点燃了革命的火种，他是推翻帝制的第一人，是他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家，中国人的现代宪政政治启蒙有他的一份功劳，因此被称为国父。很多人也认为，袁世凯是卖国贼，他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可有趣的是，相对于孙中山执政，袁世凯的执政更具合法性。这里所说的执政合法性当然是权力的合法性。执政者的权力来源有三种，世袭、民授和僭权，与之相对应的，是三种政府体制，君主制、民主制和僭主制。在君主制下，权力来源于世袭，是心照不宣的，背后有一整套权力神授的认同机制，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可而自愿归顺，对这一权力的窥视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在民主制下，权力来源于民授，通过选举这样的合法程序，人民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力给执政者，而让执政者获得执政的合法性。而僭主制不同于以上两者，执政者不是通过合法程序获得权力，而是凭借强权取得统治地位，是既没有历史的传统也得不到民众的认可，心里是极不踏实、极其自卑的，为了维护其统治，唯有用暴力来镇压和震慑反对力量，或者通过把执政者进行偶像化或神化，来实现民众对执政者的认可。偶像化或是神化执政者在强权之下可以获得民众的膜拜，但未必说明其执政就具有合法性，因为这可能不是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而是“被认同”，并不具有公信力。一旦强权松动，民众就会离心，而统治集团内部也会众叛亲离，就会面临解体之危险，也正因为它不具有合法性，执政者的权力是代际递减的，直到有一天被另外的力量取而代之。按此分类，袁世凯是在民主制下，通过自由选举获得权力，其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具有合法性。用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话说：袁世凯是中华民国全国大一统，包括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和西藏在内（台湾地区那时在国际法上和香港一样，是被割让成外国的殖民地了），各党各派（包括“国民党”）皆有合法代表的一致公选的、正式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从纯法理上说，袁世凯大总统的正统地位，和美国第一任大总统……不！应该说袁世凯是和世界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华盛顿的“正统地位”是完全一样的。——诸位知道，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大总统，并不是“全民直选”。华盛顿是在美国“正式独立”之后五年，才由美国国会公选（并非全民直选）出来，翌年（1789年）在纽约宣誓当总统的呢。袁世凯则是在“辛亥武昌起义”一周年时，经由中华民国正式国会合法选出来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其当选的法律程序和华盛顿所经过的法律程序完全一样。不管袁世凯是不是在国会选举他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时耍了手段，比如指派“公民团”去包围国会，给议员施加压力等，谁也不能否定袁世凯是一致公选的、正式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这一事实，而且，当时国会中占绝对优势的正是反对袁世凯的国民党，这就是袁世凯执政合法性之所在。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与僚属合影如果我们把执政合法性广泛一点看，袁世凯权力的合法性在当时也是当仁不让的。当时的中国社会面临社会的转型历史性课题，“从历史的实践和政治学的角度看，社会的成功转型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主导。他必须保证在这个变革过程中，不因为变革过程中各方利益的博弈而陷入丛林状态中”。且当时的中国外部环境非常恶劣，面临俄罗斯与日本两大恶邻的巨大威胁，历史和人民呼唤中国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应对外部的挑战。所以，辛亥年之后，确实应该把政治权力委托给那些有道德力、智识力、有组织力的领导者去管理，袁世凯无疑是最佳人选。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的南北和议之中，南方革命党就主张，袁世凯反正之后，推他当新政权的大总统。当时包括英美等列强，也认为袁世凯是执掌中国的不二人选。在袁世凯着手组织北京政府之际，他获得了列强的贷款支持，而孙中山四处求贷无门，可以充分地看出列强的态度。立宪派大多支持袁世凯更不在话下。袁世凯本身是个非常出色的技术官僚。在读史过程之中，除了发现他对权力特别偏好之外，并不十分贪财，在领袖级政客这个层面的人物中，他的品质、操守、见识是比较好的。他能多为各方势力所认可，才能平衡各方利益，才能平息混乱，使政局回归稳定。他能从一个小小的幕僚迅速崛起，成为北洋军阀的一号人物，一直做到清政府的总理大臣、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肯定有其过人之处。最为重要的是，在仍然无法摆脱枪杆子说话的时代，袁世凯的枪杆子最强，统治权旁落他手，也符合历史逻辑。因此，虽然革命党在前面抛头颅洒热血，袁世凯只成就了临门一脚之功，所有的荣誉都加身于他。有人心里可能很是不服，但是，谁能否定他逼退清帝的盖世之功。中国皇权专制时代，每次改朝换代无不伴随着血雨腥风、无数人头落地，不管袁世凯抱着怎样的个人目的，是他促成了南北和谈，逼迫清帝退位，不费一兵一卒，避免流血牺牲，实现了旧政权向新政权的顺利过渡。为此，孙中山曾公开称隆裕太后“女中尧舜”，对袁世凯也是极加赞誉。如此看，袁世凯确实有缔造共和之伟功，也无怪乎，在民国初年，世人称袁世凯为：中国的拿破仑，中国的华盛顿，中国共和之父。民国初年，世人称袁世凯家族为“民国第一家”，比孙中山还要享受盛誉。可惜袁世凯自毁长城，辜负了民众，辜负了历史，他没有很好地利用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来推动中国的社会转型，而是一再地损耗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当他的统治合法性流失殆尽之时，也正是他穷途末路之时。让中国社会转型错过一个绝好的机会，被一再地耽搁。他后来被堆砌了很多的骂名，甚至被扔入历史的垃圾堆，也是有道理的。摧毁共和，一步步地丧失合法性现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多有分歧，有一点是各方都承认的，即辛亥革命结束了帝制，至少在名义上将共和制的招牌挂在了政府的城门上，建立了代议制民主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破天荒的事。当然，武昌起义可能是一件偶然的事，但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过程并非偶然。由于被西方坚船利炮一而再再而三地教训，中国人对进化论的认识，从对简单的西方技术层面的服膺和学习，到政治制度层面的服膺和学习，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我们不能说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基层民众那里深深扎根了，但至少在精英阶层，已经有了大体的共识，而且他们把中国腐朽落后的根源归结为没有实行宪政，没有搞民主，哪怕是君主立宪式的民主。即便是像袁世凯以及他的继承者这样的军阀武夫，他们对西方民主制度一知半解，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是，在当时，进化论是上方宝剑，西方的制度代表着潮流，意味着先进，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他们所清楚的。所以，不了解西方民主政治，不了解代议制度，不代表他们可以不理会，甚至我相信，他们也曾希望拿来尝试一下，让中国强盛起来，谁都不愿意在自己的执政之下，国家衰落不堪，自己脸上无光。当一种制度或是文明本身代表了潮流或先进，它就容易获得独占鳌头的“合法性”，而反其道而行，就会被视为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成为反动，从而丧失合法性。尽管中国进入共和政体以来，政争不断，战争频繁，也有人说“民国不如大清”，但是往回走，搞复辟非常不容易，甚至连退半步，搞君主立宪也非常难，这正像梁启超所说，君主立宪是一面镜子，一旦被打破，就破镜难圆了。可见进化论在那个时代有着不无抵挡的魅力。袁世凯的统治合法就是在一步步地反共和、反民主的过程中丧失掉的。袁世凯反民主破坏宪政有很多。最为核心的，我认为一个是废毁宪法，一个是解散国会，一个是打击政党。《临时约法》相当于民国之临时宪法，袁世凯被选为正式大总统之后，修改临时宪法本无可厚非，而袁世凯认为，修改的原因是“国事日削，政务日隳，而我四万万同胞之憔悴于水深火热之中者且日甚。凡此种种，无一非缘《约法》之束缚驰骤而来……本大部统一人之身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身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这就是典型的打着人民的旗号搞阴谋了，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修宪。其时，宪法起草委员会已着手制定正式宪法《天坛宪法草案》，但是，袁世凯之修改临时约法完全是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以满足自己专权的目的，他千方百计要将制宪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遭到反对后，他就决定来个一石三鸟。他先是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说“此次内战，该国民党本部与该国民党国会议员潜相搆煽”，“但知搆乱以便其私，早已置国家危亡、国民痛苦于度外，乱国残民，于斯为极”，因此，要在三天之内解散国民党；既然国民党议员“不知有国家，只知有本党；不知有团体，只知有个人”，那就将国民党的国会议员资格也取消掉，国民党议员占国会半数以上。如此，因法定人数不够，国会就不能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也因国民党议员被取消资格而无法开议，只能宣告解散，《天坛宪法草案》因无法在宪法会议上通过而告流产。这样，宪法被毁弃，政党被解散，国会开不成，共和民主的三大支柱垮掉。我们知道，无论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都是搞宪政。宪政指一种在宪法之下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理想状态，宪法是政府权力运行的标准，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从而达到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因此，宪法是实行宪政的前提，无宪法即无宪政。不过，正当性的宪法是宪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不是说有了宪法就有了宪政，假定没有宪政动作，宪法徒有其名，虚有其表。宪法是依赖宪政来得以实施、维护和发展完善的。宪法权威的树立，宪法的实施、完善和发展是寓于宪政之中的。更深一层来探讨，宪法是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契约法，作为一个契约，不能只剩下一个主体，因此，宪法不能是某个政治势力垄断的“规定”。袁世凯废弃《临时约法》，阻碍“天坛宪革”产生，将国家置于无宪法的状态，没有宪法谈何宪政？袁世凯后来捣鼓出来的《中华民国约法》，已然不具有正当性，约法会议是袁世凯的御用立法机关，一切唯袁世凯之命是从，袁世凯已经形成了政治垄断，垄断一旦形成，宪法便失去了契约法的意义。这个《中华民国约法》不仅规定总统有权无限连任，还可传妻传子，实际是赋予了袁世凯与皇帝相等的权力，并以法律形式肯定了他的专制独裁，与其说是一部让自己当总统的宪法，不如说是一部让自己子子孙孙当皇帝的“祖训”。另外，国会是宪政制度的关键体制之一，国会是“民权之集点”，国会是代议机构，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地方，是他们参政议政的主要渠道。袁世凯解散国会，没有了代议机构，何来代议政治，谈何主权在民，谈何人民当家做主，谈何选举与被选举？国会是民主政治的基石，解散国会等于摧毁了共和民主的基石，他这个由国会选举出来的总统的权力来源就失去了合法性。再有就是袁世凯打击政党，使得宪法失去了操作的可能。既然宪法是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契约法，在近现代，宪法则主要是政党之间的契约，是各政党之间共识与妥协的结果，也依靠党派之间的制衡，来保持宪法得以维护和实施，如果某一政治势力或政治人物垄断政治，每一个人都将是垄断政治下的奴隶和牺牲品，则虽有宪法，宪政也仍然徒具虚名。袁世凯对国民党强力解散，对其他党派搞过河拆桥。刚开始，其他党派，尤其是国会中第二大势力进步党对解散国民党拍手称快，以为自己可以在国会中一党独大，可是很快他们发现，袁世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既然占国会半数以上的国民党议员被解散，国会都不能召开，进步党人数众多又有何用？连国会都没有了，政党政治也徒具虚名，“摇撼民主国体”。如此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中华民国仍然是共和制国家，则主权在于全体国民，现在经袁氏垄断，变为袁氏这一姓一家所有，则袁世凯这个民选的总统已不合法。中华民国仍然是共和制国家，但与之匹配的宪法、国会、政党要么消亡，要么名存实亡，这不是真共和，而是假共和。共和如果是假的，袁世凯这个总统就是个假总统，是非法的。再有，袁世凯此时毕竟不是皇帝，也没有世俗的认可，他没有权力将国家主权变为一姓一家之产，这又是不合法的。总之，其执政合法性经过自己一番倒腾，已荡然无存。签订“二十一条”，道德面孔被描得墨黑袁世凯统治的合法性的丧失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也有关系，这一事件使他在道德上难于立脚，背负了卖国贼的恶名。中国近代历史上，凡参与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人，都没有得到好名声，李鸿章如此，袁世凯也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讲，权力不仅仅是来源与运用的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执政者代表了国家的道德形象。一个执政者具有崇高道德威望，不仅令国人敬仰，也令外国人敬仰。我们固然不能期望道德完美者为执政者，却很难想象一个道德上劣迹斑斑的家伙高居统治地位。我们如何相信一个不讲道德和人性的人，会建立一个道德的、人性的社会？公权力本应担负起公平正义底线的责任，这就要求执政者必须有起码的道德廉耻，一个执政者有道德廉耻，其运用公权力时对公平正义起码的担当作用还能让人相信，如果一个执政者连起码的道德廉耻都没有，公权力必定被滥用，这个执政者一定是一个邪恶的执政者，由这个执政者统领的政府一定是一个邪恶的政府。一个邪恶的政府是没有合理性可言的，当一个政权的存在失去了合理性的时候，也就同时失去了合法性。理所当然地，其执政者也将失去合法性。下面我来看袁世凯是如何在签订“二十一条”中丧失合法性的。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几乎所有的欧洲列强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日本见欧洲列强此刻无暇顾及远东地区，把这视为侵占中国的绝好机会。1914年9月2日，日军借口对德宣战，侵入山东半岛。中国在一战爆发后宣布中立，日本此次乘欧战爆发而侵略中国的行为是违反了国际法的。但是日本岂能坐失千载难逢的机会？日本出兵当然也不仅仅是为了占领青岛一隅，它有更大的野心，这个野心在“二十一条”里暴露无遗。“二十一条”是袁世凯执政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危机，也是他一生最大的侮辱，当然也是中国的一大侮辱。对于日本的蛮横，袁世凯显然无力抵抗，袁世凯当时问陆军总长段祺瑞，如果抵抗的话可以维持多久，段祺瑞说可以抵抗四十八小时。在“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情况下，袁世凯只好顾全大局，权衡利弊，用软磨硬泡的办法使得日本降低要求，把危害中国最大的条款去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和后来签订的《中日新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一般人都认为袁世凯为了获得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而甘愿出卖国权，这是缺乏史料及道理的。袁世凯本身是一个亲英美的人，与日本素来有仇，他早年在朝鲜的时候就一直与日本人斗法，日本人深知，袁世凯一贯主张联英美以制日俄，日本人对他，他对日本人，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如果袁世凯真的要出卖国权以换取日本支持他称帝，日本要求中方“绝对保密，尽速答复”时，袁世凯就没有必要故意泄露交涉内容，施展“以夷制夷”的方策。袁世凯死前为自己写下了一副耐人寻味的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自认为他一生都是日本的劲敌，自己的离去，使日本在中国少了一个绊脚石，这多少说明袁世凯对日本并没有那么的亲善。不管袁世凯在这次危机中立场如何，以及进行了多少个人的努力，有一点是他无可推卸的，那就是这样的奇耻大辱是在他执政期间发生的。而国耻面前，国人的沉痛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各地掀起了空前的抵制日货运动、救国储金运动，断指血书的都有，坚决反对与日本签约，对政府和袁世凯提出严厉质问，甚至极尽咒骂也是理所当然的。据当事人曹汝霖后来的回忆说:“当时，我心感凄凉，有一种亲递降表的感觉。”可想一般人对袁世凯的悲痛心情与对袁世凯的失望和愤恨。客观公平地讲，弱国无外交，袁世凯在他那个位置，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尽己所能与列强周旋，减少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损失。应该说，袁世凯处理得还算体面，既没有点头哈腰，也没有以卵击石。我们客观理性地想，换任何一个人在他那个位置，都将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抉择。我们也可以将心比心地想，袁世凯作为当时的最高执政者，他当然知道如果赤裸裸地出卖国家利益，将会获得什么样的千古骂名。除非他要进行最后一搏，但我找不出袁世凯最后一搏的理由。得承认的一点是，袁世凯当政时期，毕竟挂着共和的招牌，新闻相对自由，骂袁世凯骂得特别的多而狠，尤其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也正对袁发动舆论攻势，称袁氏政府为“恶劣政府”，落下卖国贼的骂名，并直接影响他的统治合法性并不稀奇，要是换在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谁敢骂，不要命了就骂。但是当时这一骂，让袁世凯抬不起头，做不起人，出现了执政合法性危机。到后来，袁世凯这张道德脸谱是越画越不成样子，新账旧账一起算上去，说他背叛光绪皇帝和维新派，是个骗子；说他背叛清室，是个乱臣；说他背叛了共和，是个贼子；说他窃取辛亥革命果实，是窃国大盗；说他签订“二十一条”，是卖国贼；说他掌握强大军事力量，是军阀；说他登基做皇帝，是复辟先锋……总之，袁世凯从一个逼清帝逊位的“能臣”退化成自立为帝而被永远钉在中华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奸雄”。如此一个在道德上无一可取之人，哪里还有执政合法性？好在，历史被不断地还原，为袁世凯的联名“辩护”声中，其中不乏杨天石、房德邻、孔祥吉、茅海建、刘忆江等知名史家的身影，说明这种现象的出现恐怕并非偶然。当然，袁世凯似乎还没有学会将“丧事办成喜事”的手腕，没有尽力去漂白自己的“道德污点”。他自称签订“二十一条”是奇耻大辱。强力“削藩”，等于拆自己的台子我们知道，袁世凯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时代，也是一个新旧混杂、新旧交替的时代，用新的政治眼光看，执政者的权力合法性逻辑是“政权民授”，是民授，即国家属于全体国民，国民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组成国家，国民选出国家的执政者。如果用旧的政治眼光看，执政者的权力合法性逻辑是“用拳头说话”，谁的拳头硬，谁说话就算数；谁的实力强，谁就当老大；谁掌握枪杆子，谁就掌握国家权力。袁世凯是一个新旧混合的人物，不管我们承不承认，他的执政合法性具有新旧混杂的特征，是两种执政权力合法性逻辑叠加的结果，甚至可以这样说，旧逻辑主导新逻辑。因此，虽然袁世凯是民选的总统，但因为袁世凯是当时各种势力中最强势者，仍然依靠谁的实力强，谁就当老大的逻辑来演绎，否则，孙中山就没有必要让位给袁，就是因为孙在拳头上敌不过袁，于是袁有合法性，而孙就没有合法性。民众是或真或假，或明或暗地“认可”这一现实的，枪杆子打下来的合法性在当时是有效的，尽管不能指望永远有效。这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历史场景。很显然地，按旧规矩袁世凯取得执政合法性，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他手中掌握着北洋军阀，同时在辛亥革命之后，得到了包括国民党地方都督的支持，才攀上权力的顶峰，大大小小的军阀就是给袁抬庄的。在军阀们的支持下，袁世凯登上权力顶峰后，反过来，袁世凯要“削藩”，这等于拆自己的台子，也等于把自己旧的执政合法性给否定掉。本来，按照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常例，袁世凯对地方军队进行国家化转变，实行军政分离，逐步削藩，加强中央集权，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符合宪政原则。但是，自曾国藩以降，军队私有化已经很严重，地方主义愈演愈烈，政治格局上的朝小野大，内轻外重，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清王朝的倒台，就是因为清王朝想做最后的挣扎，想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结果得罪了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地方势力，导致众叛亲离。辛亥革命后，群雄割据，更是越做越大，要是得不到地方军阀的赞同，中央政府就难有作为。孙中山名义上是各省拥戴的大总统，他想要别的省给点钱给他的临时政府用都没门。袁世凯要想做一个真正的大总统，一个号令全国的大总统，就要削藩。袁世凯先是废省改道，把都督、民政长一律取消，设文职尹一人，武职设镇守使一人，最多管辖一个师的军队。立即遭到了各地军阀的反对，无法推行。袁世凯另生一计，他下令载撤各省都督，在北京设将军府，并设将军诸号。规定督理各省军政者，就所驻省份开府建牙，“俾出则膺阃寄，入则总师屯”。没有督理军政任务的，在将军府任事，将军府名为“军事之最高顾问机关”，实则充闲散武人，以防其得闲闹事，以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兼管将军府事务。接着，袁下令各省都督改称将军，督理本省军务，所谓军务者，不过将其军队尽数划归地方所有，而遣其托管之，此所谓“兵将分离”之策。总之就是全方位削藩。但具体实行起来，也是障碍重重。将军不仅督理军务，照旧控制民政，袁世凯本身也是一个靠军队私有化起家的人。各个地方军阀就是一个以谋取个人私利的武装，军权被削夺，利益无从谈起，袁世凯要想削藩，给军阀们一个鸟尽弓藏结果，谈何容易！不过，袁在削国民党的这个大藩上干得还是挺漂亮的。一般都讲“二次革命”是孙中山为反对袁世凯发动的战争，而从袁世凯这一面来看，二次革命更像一次削藩之战，他削掉了南方最大的军事派系——国民党，南方几省的国民党派都督在这次战争中被清理下台，把江西部督李烈钧免职，由驻节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暂代。继之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亦相继被免，残余的国民党军事力量也几乎被连根拔除。其实，袁世凯最难削的是那些与他已经貌合神离的嫡系武力北洋军阀，此时，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一个个羽翼丰满。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削了弱藩换上强藩，龙济光、张勋、李纯甚至袁世凯最得力的大将冯国璋，占了国民党人的地盘之后，更是尾大难掉，不听他的招呼。一旦袁要对他们行削藩之事，一下子就触发众怨，袁氏势力随之削弱。袁世凯一手削藩，一手重建自己的亲信部队——模范团。表面上是在军队中起模范作用，逐步改造北洋军，其实是因为北洋大将们各个羽翼丰满，不再听他的话，他要建立专供自己指挥的特别体系，绝对地忠于自己的军队。削藩和建立模范团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而加强中央集权的削藩又令地方势力惴惴不安，随时都打算反袁，这又威胁着袁的执政合法性。随着袁世凯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袁遇到了晚清相同的命运，得罪了地方势力，导致众叛亲离。地方势力反过来以反对集权专制为借口反袁，一碗“二陈汤”（原本是他亲信的四川督军陈宦、陕西督军陈树藩和湖南督军汤芗铭都宣布独立反袁）竟要了他的性命。这只能说袁世凯太急功近利了，地方军阀势力割据非一日之功，袁此时连屁股都还没有坐稳当，正当拉拢旧部，以共图大业之时，就急火火地想鸟尽弓藏，不仅太暴露，而且也是自不量力而行。复辟帝制，彻底葬送合法性前面讲，袁世凯削藩遇到重重阻力，其实，袁世凯在执政之中遇到的阻力又何止削藩一事，总之，在当时，袁感到办什么事情都十分困难，这就很容易让袁想到，他搞不定一盘散沙的国家，就想集权，集权遇到阻力，就越想集权。只有集权了，他的很多政治理想或野心才能实现。开始的时候，袁世凯只是想集权，把总统的权力做大，既可避免府院之争（总统与总理）、府会之争（总统与国会），平息党派之争，号令天下军阀。否则，一味地尊重代议制，处处是坎，冲突不断，什么事都做不成。随着权力起来越集中，这个时候，他那个想做太子的大儿子袁克定就唆使袁世凯做皇帝，而袁周围的一班谋士也想捞个开国元勋，也极力劝袁做皇帝。袁世凯也是一个常人，也有人性的弱点，他自然知道皇帝比总统爽，而且他就是眼见着皇帝是怎么个好法的（当然也知道万一被推翻是如何之不好法）。是人性的弱点促使袁走出了冒险的一着棋——复辟帝制。某种意义上说，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实际上是又一次急进的中央集权运动，在这场运动里，皇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而是一种可以重树政治权威的架构，一种古老但曾经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应该说，袁世凯复辟帝制只是往回走了一小步，想搞君主立宪，叫洪宪帝制，洪宪洪宪弘扬宪政嘛。可是，就是这么一小步，立即让他失去了执政的新旧两种合法性。从新的合法性讲，老袁你要称帝，等于不承认自己的权力是民授的，自己的道统和法统荡然无存。在那个时代，至少在社会精英看来，民主共和已是无可逆改的潮流，是进化论在政治上的实证。在这场政治进化论的演绎之中，很多落后国家都在赶这趟潮流，中国也不例外。这整个的就是一个政治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因此，政权的合法性包含着执政者促进政治文明与进步，而不是相反：如果执政者的作用是阻挡政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也就是说开倒车，那将不具合理性，当一个政权的存在失去了合理性的时候，也就同时失去了合法性。客观地说，君主立宪制在当时并不是不适合中国，不适合中国国民性，或许，更适合，会让国家社会少了些震荡。但是，辛亥革命取消了帝制，打破了帝制权威的道统，哪怕是君主立宪，与共和民主，放在进化论上进行评判，也显得难以立足了。历史进化论要往前看，而不是往后走，往前看是进步，往后走是开历史倒车。袁世凯由共和而帝制，就是开历史倒车，违背了历史向前的惯性，跟长期以来人们公认的进化论开玩笑，违反了历史进步的直线行进律，自然不会得到人们的认同，他的悲剧是必然的。后来的军阀复辟也一再地证明了历史进化论的强大拉力。但袁个人的悲剧却带来了整个民族的悲剧，这又是当时的人没有预料到的。从旧的合法性讲，老袁你要称帝，把整个国家搞成你一家一姓，万世一系，那等于断绝了那些巴望着轮流坐庄当总统的军阀们的美梦，那些地方势力、骄兵悍将，被袁压得正郁闷，正苦于没有借口来反对袁重树中央权威的举措，袁的称帝之举，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讨伐叛逆的合法性借口。在历史进化论尚未破产的时候，这种借口显得是那么的堂堂正正，无可辩驳。表面上看，袁世凯称帝失败，护国战争胜利，一半的功劳要记在蔡锷将军头上，是他再造了共和。事实不是这样的，蔡锷首举讨袁大旗固然有功，可如果蔡锷不起兵，相信也会有别的军阀起兵，而且一旦有人起兵，必然会有人附议，袁世凯必然会落得个众叛亲离的结果。就在于当时的时局已成了一堆干柴，就差一个点火的人，不论是谁去点火，一堆干柴都会被烧个精光。前面讲，袁世凯复辟帝制，损害了其他军阀，尤其是他的嫡系军阀的利益，因为越是他的嫡系，越觉得自己美梦被破灭了。袁称帝不得军阀们的人心，尤其不得曾经十分效忠于他的北洋派的心，在袁尚未做大做强自己的时候，就轻率称帝，注定了他必将失败。要不是因为这一点，蔡锷那三千缺枪少弹的军队哪里是袁世凯的对手！相反地，如果袁世凯旧的合法性仍然存在，即北洋系坚定地拥戴袁，凭北洋系的实力，十个蔡锷也灭不了。复辟帝制，让袁的新旧合法性统统丧失，既没有了民众认同，也没有了强大的武力作为背景。当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时，为时已晚，上苍已不再给他时间，这是一件值得扼腕长叹的事。倘若袁世凯无论是筑牢自己新的合法性还是旧的合法性，要么认真践行共和宪政，好好地当他的总统，做这个新国家的宪政守护神，他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的华盛顿；要么以退为进，集权不要搞得过急，削藩不要搞得太露骨，从长计议，也可以实现稳固他的执政合法性，最后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当然，这只是我们后人的一相情愿了。袁氏教训：做真小人还是伪君子袁世凯的合法性丧失了，执政也垮台了，随之而来的，是更加严重的抹黑和妖魔化袁世凯，告密者、窃国大盗、卖国贼和复辟先锋几顶大帽子他是戴定了。袁氏本来是有巨大功绩的人，一下子好像一生乏善可陈了，这是不能不令后来的执政者深有感触的，一定会从袁那里总结经验教训，以防止重蹈覆辙。袁氏的经验是什么？无非是操弄权术尤为突出，这并非每个执政者都可以学得来的。但是有一点，是后来的执政者学到了，那就不管怎么样，你必须为自己的执政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哪怕是新瓶装旧酒，你也要塑造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性，一旦合法性丧失，一切就都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个所谓的合法性就是“名”，而自己实实在在的权力才是“器”。凡事要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有名就有器，无名就无器。袁世凯这个老政客，应该是懂得这些道理的，只怪袁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连当了一个跟皇帝差不多的总统都不知足，还想要皇帝那个名。其实，老袁不搞那个形式，当个总统皇帝跟当一个真的皇帝有什么不一样吗？老袁也许会一直统治下去。所以历史学家唐德刚在评价袁这一臭招时说：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一个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恶名，他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遗臭万年了。可是一个野心政客如果想做皇帝，就真的去搞个帝制运动，努力去做皇帝，这种政客虽是个“真小人”；但是某些野心政客、寡头独裁者，他分明早已是个事实上的皇帝，而表面上却偏偏伪装成“总统”什么的去向人民打马虎眼，那这种政客就是“伪君子”了。我们如从“社会伦理学”的观点来看，则“做伪君子”反不若“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气也！是的，唐先生火眼金睛，一语中的，这其实也总结了袁氏教训，那就是在一个向现代转型的社会，20世纪以来人类政治文明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根本否定了“打江山坐江山”的“家天下”意识形态，民主、法治、人权已经成为普世潮流。也许民主的观念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入人心（否则不会上演一再复辟事件），但专制确实走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一个政客无论多么想当皇帝、做独裁者，也不敢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甚至公然对抗民主、法治、人权，而是必然会搞一件现代性的外衣披上，哪怕本质上仍然是专制独裁，但在合法性上，他大言不惭，连脸都不红一下，宣称国家属于全体人民。执政者必须代表人民的意愿，没有人民的认同，没有民主，执政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不像袁世凯那样，知道自己做得不对，赶紧消除帝制。当然，人民并没有发现这一套“假名实行”的把戏，或许也是一个原因。张振武案：民初政治生态的切片浴血革命，共和元勋中国历史上，因为改朝换代，前朝皇室被斩尽杀绝多的是，开国之后，功臣被屠杀多的是。中华民国开国，有没有将前朝皇室斩尽杀绝？没有，这是一个进步。有没有功臣被屠杀的？有，而且不止一个，这又显示其局限来。在此就说说被杀害的开国元勋张振武。张振武被杀，具有非常强的典型性，是民初政治生活的一个切片，从这个切片，我们可以窥探民初政治的基本概貌：政治集团争权夺利，以及由此对共和、对司法的破坏，预示着一个众望所归的时代仍在远处。张振武，字春山，湖北罗田人。一般的史书介绍他基本上是这样：早年毕业于本县高等学堂，后入湖北省师范学校，受其业师时象晋的影响，萌发革命思想。甲午战争后，张变卖家产自费留学。1905年，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政治，并入体育会，习战阵攻守诸法。1907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助徐锡麟举义受牵累而避走日本。回国后，执教于武昌黄鹤楼道小学。1911年6月，加入共进会，这是从同盟会派生出来的革命组织。1911年10月9日，清吏大肆缉捕革命党人，张振武力主提前起义。武昌起义后，参与组建湖北军政府，任军务部副部长，代行部长职，不久，孙武伤愈出任部长，张即退居副长。张振武武昌首义过程中表现出色，多次印发白话文告，阐明革命大义及作战要领，身先士卒，提振士气，在办理民团、招降北兵、布置防御等诸多方面都多有作为。汉阳危急，亲率部属驰援，激战中负伤落水，几至溺死。从极其简短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张振武是武昌起义的组织者、发起者、参与者、指挥者之一，在数次战斗中出生入死，负伤累累，武昌首义功成，民国成立，张振武是当之无愧的开国元勋。一个开国元勋本应得到与之相应的荣誉地位，遗憾的是，张振武没有在南京临时政府中获得一席之地，还在政治斗争中卷入旋涡之中，遭致杀生之祸，令人嗟叹。1912年8月上旬，袁世凯电请张振武入京商议国事。黎元洪赠与张路费四千元，一面表示：“对于张君可抚心自问，并无一些相待不好之心。”一面布下了圈套让张去钻。8月14日，张振武带着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三十多人，随刘成禺、郑万瞻等人到北京。黎元洪却在前一日（13日）密电袁世凯，要求“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并乞一律处决”。理由是：“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惶惶，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不知道这个圈套是黎元洪独设的，还是袁世凯与黎元洪共设的，袁世凯心领神会，很听话地执行了。15日夜，张振武与湖北将校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校，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等出席，然后借口离席。晚10时左右，酒酣席散，张振武与冯嗣鸿、时功玖分乘三辆马车返回旅社，途经正阳门时，段芝贵指挥潜伏的军警将张振武抓起来，押解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在此之前，方维在金台旅馆也被捕，押往执法处的城外分局。16日凌晨1时，距被捕仅三小时，张振武在执法处遭枪杀，方维同时在城外被害。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民初张振武案。一代开国元勋，为革命出生入死，抛洒热血，到头来不得基本的尊重也罢，还不经任何的司法程序即被秘密屠杀，呜呼！这堪称民国史上极其黑色的一页，令国人对共和寒意顿生，也就难怪临刑前，张振武对行刑士兵愤怒地说：“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1913年8月16日张振武在北京被杀害，图为张振武之妻抚棺痛哭的情形身陷矛盾，孤立无援张振武之死虽然十分突然，但前前后后细细分析起来，即从武昌起义以来近一年的时间去考察，实在意料之中。因为，张几乎与当时所有的最重要政治力量都结下了矛盾，包括张与黎元洪的矛盾，与同盟会的矛盾，与袁世凯的矛盾，显得十分的孤立无援。尤其是张与黎元洪的矛盾，越陷越深，以至于发展到黎元洪非要除之而后快的地步。当然，黎元洪知道把开国元勋推向断头台的后果，但黎元洪也很清楚，张与各派力量结怨，即便借袁之刀杀了张，也不会有太大的风险，不会对自己构成大的危害，而且黎是拿定了张的软肋，有了种种应对措施，才敢大胆妄为。下面就详加说明一下张振武与各派力量的矛盾。张振武与黎元洪的矛盾由来已久。武昌起义后，革命党自觉人微言轻，没有号召力，不足扩大起义的影响，起义前后都考虑到请黎元洪任都督。但张振武并不赞成此举，他的意思是让革命党人自己来搞，因为拗不过众人的坚持才作罢。谁知黎元洪开始不敢干，还说什么“莫害我，莫害我”。张振武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扭扭捏捏，黎元洪如此不识抬举，还求他干啥，再说了，他既不诚心，只怕当了都督还会误了革命大事，扬言不如杀了这个“泥菩萨”算了。这话肯定传到了黎的耳朵里，这就种下了矛盾的种子，估计黎元洪此时就有了杀张的念头，只是时机尚未成熟，只好默默等待。随着战争形势逆转，武昌起义部队被袁世凯的北洋军队打得节节后退，黎元洪见势不妙想出走，张振武出来制止，但黎还是在孙武的支持下率其亲信直奔葛店，张振武得知，就说，这个黎某胆小如鼠，不如乘此另举贤能。但是临阵换帅乃兵家大忌，众人并不赞同，张振武只好不再坚持。但可以想见，黎元洪受到张一再的讥讽肯定不会好想，武昌起义之前，他黎元洪是堂堂一协统（旅长），张振武不过一小学教员，有什么资格对他指手画脚？武昌起义之后，自己被推举为都督，张振武只是军务部副部长，有什么资格对他颐指气使？我们稍为以人之常情，站在黎的角度想想，就能理解，哪怕黎元洪有“菩萨”心肠，也经不起自尊心被一再地伤害。哪怕为了一个男人的自尊，还不谈权力利益的殊死之争，也会对张振武怀恨在心，有除张之心并不算意外。张振武在任军务部副部长时，曾被派到上海去采购枪械，由于经费不够，他向黎提出追加款项，没有获得追加款，他就擅自挪用其他钱款，引起了黎的猜疑不满，怀疑他侵吞公款，要查张的账目，张大怒：是我把你拉出来当大都督，才有现在的荣华富贵，现在恩将仇报，要查我的账？黎元洪只好大事化小，不再追究。但是，黎元洪心中越积越多的对张的仇恨，总是要爆发的。事情终于给了黎元洪一个反击之机——群英会事件，让黎一步步赢得主动权，一步步置张振武于死地。1912年2月27日，湖北发生了一次兵变，一些革命党人冲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事情的起因是，武昌起义之前被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的湖北新军第三十二标（又称教导团）的领导人返汉后，不满于军务部把他们边缘化，没有把他们列入常规部队，该团就搞了个改良政治群英会，鼓吹“二次革命”，联结了别的一些非正规编制的部队发动兵变，反对军务部。军部副部长蒋翊武力主镇压，张振武则主张和平调解，事情很快就平息下来了。但黎元洪借群英会反对军务部，趁机撤销了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的职务，改为都督顾问，实际上是架空首义“三武”，让他们成为闲人。这是黎元洪的借题发挥，张振武不服，派人向黎元洪提出留任，甚至要求出任军务部长，这明明是拿黎元洪的鸡毛不当令箭，让黎很不高兴，两人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也成了黎元洪后来杀张的借口之一，即张振武在群英会事件中“乘机思逞”。张振武不同于蒋翊武和孙武，张振武被撤职后，手里仍然控制着一支有力的武装——将校团。这是革命时期张的代伐卫队，十分效忠于张。黎元洪几次想控制这支力量，从张振武手中夺过来，要么安插亲信，要么收编，要么改编成军官学校，都没有得逞。张为加强将校团力量，创办男女中学各一所，发刊《震旦民报》，拉拢江西援鄂军冯嗣鸿部，极力把自己势力做大做强。张振武凭借这支武装和他在军队中的影响，并不把黎元洪这个副总统兼都督放在眼里。在黎的一系列夺走该团的努力，张黎矛盾越发突出，到了互相严行戒备程度。看来，黎元洪是深深体味了袁世凯的谋臣陈宦对他说的一番话：“三武”不去，则副总统无权。尤其这个张振武，成了黎元洪的眼中钉，不拔不解痛，杀张也只是时机问题，如何杀的问题，而不是杀与不杀的问题。想来，黎元洪认为再没有比张此次进京，假袁世凯之手杀张更好的了。袁世凯为什么那么乐意接受黎元洪的请求，难道袁世凯这等聪明的人不懂得屠杀开国功臣，会遭致全国的反对吗？非也！他当然是掂量了再掂量的，从张振武案前后的种种迹象来看，袁世凯甚至与黎元洪再三商量过也未可知。在此我们暂且忽略背后别的利益考量，单就张振武与袁世凯的矛盾而言，袁世凯也未必没有杀张之心。张与袁的矛盾，最早应上溯到南北议和出现破裂迹象那个时期。1912年1月，时任湖北军政府副部长的张振武曾携巨款赴沪购械，正值南北议和出现破裂迹象，张振武赶紧与北伐招讨使谭人凤合作，拨出购买的第二批枪械的一半，支援在烟台的蓝天尉，并谋另组北伐军，打算亲自率师北伐，这无疑是将矛头指向袁世凯。囿于财政危机，南方根本无力北伐，只能一步步迁就袁世凯，但参与这次北伐风波的张振武被袁世凯记恨在心也可以理解。武昌群英会事件后，黎元洪借机撤销了张振武军务部副部长的职务，改为都督府顾问，是一个虚职。但张手里有军队，在湖北有影响力，所谓卧榻之前，岂容他人酣睡，张在湖北一日，黎就不能安心一日。黎元洪为了将这个死对头引开，想了一个调虎离山之计，他向袁世凯推荐张振武做东三省边防使，率兵一镇，这倒是一个实职，张振武也很乐意。只是，袁世凯是何等人杰，他怎么可能让一个非亲非故的异己力量安扎在自己背部。袁世凯的智囊陈宦就出了一主意，“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不去，则副总统无权，若辈起自卒伍下吏，大总统召其来京，宠以高官厚禄，殊有益于副总统也”。这一安排让黎、袁都觉得很不错，于是袁世凯把“三武”召到北京去，授予他们总统府军事顾问的虚职。对此，张振武很不满，他抱怨说：“我们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官吗？”向袁世凯要求有实权的职位，袁世凯就委任他为蒙古屯垦使，却没有给他实际的支持，无钱无粮无机构，张振武很气愤，给袁世凯留下一封信，把委任状缴上去，跑回湖北设立屯垦事务所，要黎元洪每月供款1000元，准备自己招兵买马，筹建一镇兵力去蒙古镇抚。这不仅类同勒索黎元洪，更等于完全不给袁世凯的面子，袁世凯再怎么不济，此时也是一国之临时总统，你张振武把总统的话当放屁，将总统颜面置于何地？你想袁世凯听到张撂挑子的事，该是何等的气愤！区区一个张振武都摆不平，他袁世凯还想摆平更大的势力吗？我们不能无度猜测袁世凯杀张振武是杀鸡给猴看，但是，双方的矛盾是实实在在的。张振武不仅与黎、袁两大势力矛盾重重，而且还与当时的另一大势力集团——同盟会矛盾重重。照说，张振武于1907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是同盟会的一员，不应该与同盟会有太大矛盾，但事实并非如此。同盟会自1905年成立以来，一直就没有太平过，经常闹窝里斗。张振武回国后加入了共进会，这个同盟会的分支其实很多主张与同盟会不同，至于章太炎与孙中山的矛盾更是内外皆知。在武昌起义中，张振武就与同盟会的首领之一黄兴发生过矛盾。黄兴在汉阳吃了败仗，打算放弃武昌，移师南京，而张振武则力主死守武昌，他在军事会议上怒吼：“敢言弃武昌者斩！”黄兴见势不妙，只能隐退。张振武则率先通电批评黄兴，让黄兴很下不得台。等到孙中山做了临时总统，黄兴奉命遴选阁员时，对革命有首义之功的共进会成员没有一人入阁，不能不说与彼此之间太深的矛盾有关。所以，张振武就特别瞧不起南京同盟会那边的人，认为那些人于革命并没有多大的功劳，不过是来摘桃子的投机者。张甚至在报纸上公开攻击南京临时政府：你们这些人碌碌无功，是踩在别人的头上成功的。正是不满孙中山、黄兴这些人对共进会这些功臣的不公，1912年1月16日，张振武和孙武等一起，与浙江朱瑞等同盟会的反对派，组成了民社，拥黎拥袁，创办民社的机关报《民声日报》，与同盟会决裂。不过，张振武骨子里瞧不起黎元洪，所谓拥黎对他来说是假的。俗话说，做事、做成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开国元勋张振武，以其对权力革命的热诚，在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没有发挥大的作用，没有太多的作为，处处不得志，就因为他不但天时、地利、人和一项没得，还身陷诸重矛盾之中，结局似在情理之中。政争乱象，张案不昭当我们为张振武扼腕叹息之时，不禁要问，张振武即便有再多不是，与各方皆有矛盾，也不至于遭受杀身之祸。因此，认为张之死仅仅是与各方有矛盾，恐怕过于简单定论，背后还有更复杂的原因，即民初政治集团的争权夺利，张不过是民初政治乱象的牺牲品，是党争的受害人。如果说张振武的被杀仍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那么，当张被处决之后，全国舆论哗然，对这一事关民国政府之信誉，司法之公平，政治之根本的事件，各种政治利益集团对张案的不同反应，以及国会议员的反抗不了了之，弹劾政府不了了之，直至张案不了了之，就更加可以清晰地看出，张案是政争的牺牲品。当我们摊开民初政治地图，会发现，袁世凯与同盟会为主的政治集团都在争夺革命的胜利果实，在南北议和阶段，双方都有小动作，孙中山想向国外借款，以便启动北伐，而袁世凯则步步加紧分化瓦解革命力量，同时拉拢同盟者，包括同盟会中的反对派，这是主导民初政治走向的一对主要政治矛盾。在这场殊死搏斗中，任何有利于袁世凯分化消灭革命力量的事，都是他所重视和支持的。因此，他是十分乐见作为革命党内部分化混乱，立宪派与革命党互相拆台，黎元洪与革命党彼此掐架的。在种种可能转化为自己的支持力量中，袁世凯是看重黎元洪的，尽可能地将黎元洪拉到自己的阵营中来。然而，黎元洪毕竟不是自己的北洋派系出身，但黎元洪也非革命党人出身，虽然后来黎元洪被同盟会吸收进去，还当了同盟会的协理，但那毕竟是权宜之策，并不表明黎元洪就跟同盟会同穿一条裤子了。只要两者稍有利益冲突，就会拳头相向。比如作为湖北革命党重要成员的“三武”，在危及自己的利益时，“泥菩萨”是绝不手软的。对于张振武依凭将校团威胁自己的权位时，黎元洪顿起杀机。而此前，同盟会会员王宪章、杨玉如、祝制六等谋动暴乱，被黎元洪解职，祝制六更是在张振武之前，被黎元洪秘密地“就地正法”。对张振武采取的手段，不过是故技重演罢了。与同盟会处在尖锐对立中的黎元洪也极力需要联合别的力量来保存和扩张自己的实力，这样，袁、黎两人很容易就走到了一块。走到一块的标志，就是彼此帮忙地干了一票屠杀共和元勋的好戏，这也是袁世凯分化消灭革命力量的好机会。事实上，张振武案后，同盟会革去黎元洪本会协理，并除名，袁世凯与同盟会断绝关系，这一局面正是袁世凯所渴望的。对于黎元洪来讲，他并不想背负屠杀功臣的罪名，他需要假借袁世凯之手，以减轻自己的罪名；对于袁世凯来说，他也不想因为自己不便言说的目的而屠杀元勋，授人以柄。为了两人能从干这一票中分别获益，最好的办法就是黎元洪乞请，袁世凯下手，两人都担一点责，又似乎谁都不担责，将张振武除掉，让张振武背后的力量一下子面对的不是一股力量，而是两大股力量，而产生难以匹敌的无奈。张振武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呢？看起来好像是同盟会，但正如前面所讲，自民社成立以后，就预示着张振武与同盟会分道扬镳了，至少从感情上已经很难赢得同盟会的支持。这个我们可以从张被杀之后孙中山的态度中看得出，他说“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仿佛是袁世凯的代言人。及至宋教仁被暗杀，悍然发动革命，简直判若两人，足见张振武这个前同盟会会员在会员中的情感地位之低。张振武另外一个支持力量应该是共和党，因为民社是共和党的小派系，但共和党总体而言是拥戴袁、黎的，他们支持袁世凯对付革命党，怎么可能转而站在张振武的这边呢？实际上，真正力挺张振武的就是民社那些人，或者说民社中的少数人。因此，我们看到，8月18日，张伯烈领衔向参议院提出了《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控袁、黎“口衔刑宪，意为生杀”。参议院例外地讨论了三天，同盟会、共和党都共同谴责政府，甚至袁、黎违背约法，破坏共和。貌似一场同心协力式的战斗，其实是各打各的算盘，张振武只是他们可以利用的机会。民社是共和党的小派系，在参议院上为张振武说话似乎理所当然，但他们也就弹劾到政府为止，是不会推翻袁世凯的。同盟会呢，别看个别同盟会议员言辞激烈，但并非真的为张振武申冤，而是想将政府内阁推倒，让同盟会一党来组阁，当然也并非真的想推翻袁世凯，更何况也推翻不了。因此，闹腾了三天，根本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作为真凶的袁世凯已经逍遥法外，而作为袁世凯的帮凶，袁世凯会让黎元洪吃亏吗？不会，他帮黎元洪这个忙，只让黎元洪死心塌地地站到自己这一边来，壮大自己的实力。尤其是黎元洪暗中指使湖北军人干政，更让这次难有作为。得到黎的指示的湖北军界联名通电，说张振武被诛，是湖北军界同仁再三开军法会议，依照暂行刑令第57条全体议决，宣告死刑，电请大总统的。湖北军方还指责、攻击参议员，给北京参议员施压：“同人隶属军界，严守法律，向不敢干预政治。自起义以来，无论贵议院若何昏暗，若何荒谬，非属军事，概不像言。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次振武本以军人判决军法，为民除害，为同人职分应然。同人粗鲁武夫，但知有国，不知其他。贵议员如必欲弹劾，请将梗电所驳各款，限于电到二十四点钟内，逐一答复。同人如有一字之误，刀锯斧钺，悉加同人；贵议员如有一字之诬，刀锯斧钺亦必当有受之者!”这个时候，袁世凯使用了一硬一软两手来解决问题，硬的一手，他让人放出话来，如果弹劾无效，参议院必将解散，这必将引起政治动荡。确实，民国肇始，人心思定，包括同盟会和共和党，都不愿意因此而致国家重新陷入混乱之中。袁世凯这一招可谓软中带硬。软的一手，袁世凯对民社派进行安抚，他请民社派参议员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等到总统府面谈。袁说：“黎副总统来电，指陈一切，非常厉害，仿佛不即杀之，必足以发生大乱，妨害治安者。故不得已，用快刀断绳办法。其所行种种不法事项，多在湖北，诸君均属鄂人，如不治之，乱将如何？”众人难对。袁又致歉说：“此间知法律者甚少，杀之手续亦不完全耳。”这一软中带硬的话让处于孤立无援的民社少数派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只好走到袁世凯提出“维持大局”的共识上来。所谓的《弹劾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案》、《提议咨请政府查办参谋总长黎元洪违法案》，因为参议院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议，张振武案就此不了了之。张振武死后，黎、袁的双簧戏还在继续，袁世凯要黎元洪站出来“请予处分，应勿庸议”，这样也好给天下人一个交代，黎元洪得令，表面工作也做得相当到位，说什么“自请大总统量予处分者，实因上负大总统，下负国民，既不能烛照于机先，惟冀补直于事后”。又是发给遗属恤金一次2000元，又是送去挽联为张志祭。但黎最为重要的不在此，而在于将张振武所办学校改为公立，所办《震旦民报》由国民党支部接办，其掌控的将校团解散。终于，黎将自己一个心腹大患彻底除掉了。张振武此次应袁世凯之邀，在北京的两天宴会上，以调和党见为己任，他说他目睹党争，危及大局，因此自己不想结党，不营私利，但求党见日消，共维大局，力护共和。大家也都同意他的见解，认为政党不能强同，党见万不可有。不承想，自己却变成了党争的牺牲品，历史真是太吊诡了。另一个吊诡的是，张振武本是创建共和志士，结果却以“破坏共和”的罪名被杀害。历史怪圈，民国重演张振武的悲剧与他个人的性格不无关系，张振武为人热情直爽，敢作敢为，但又桀骜不驯，居功自傲，这种性格容易得罪人，使自己无端四面树敌，最后落于四面楚歌的境地。而张振武案最大的悲剧却不是张振武个人的，而是中国的宪政民主的。张振武被杀，出自民社的共和党议员刘成禺在参议院上曾愤言直指：“查约法第六条明载，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张振武虽曾充鄂军务部副长，然退职已久，犹是中华民国之人民，既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即应受有中华民国人民之权利。而张振武之被杀也，并未捕送审判厅公开审问，即云罪有应得，亦不宜星夜邀袭，旋捕旋杀。观政府杀人之手续，直等于强盗之行为。以冠冕堂皇之民国，而有此以强盗行为戕杀人民之政府，违背约法，破坏共和，吾人亦何不幸而睹此！且推此义也，则凡民国起义之功首，造成共和之巨子，皆可一一捕杀之，任凭其为帝为王矣！”而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就认为，“共和国家全赖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惟司法官乃能执法律以生杀人，大总统不能出命令以生杀人。今以民国首功之人，大总统、副总统乃口衔刑宪，意为生杀”。刘成禺、于右任讲得十分在理，一个挂着民主共和招牌的政府，干起杀人越货的事，就像强盗一样，这叫强盗政府，不叫共和政府，执掌这个政府的人应该叫强盗，而不应该叫总统或总长。但是，这个政府、这些执政者并不认为这是强盗行为，袁世凯以及被弹劾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已经说得很清楚，只不过是“手续不完备”、“手续错误”而已。所谓手续其实是办事必走的程序，程序可以决定结果，因此，有程序正义才有结果的正义，没有程序的正义就不可能有结果的正义。比如捕杀张振武，袁、段说是“以国家为提前”、“维持大局”，因此，“自不能不以临时之办法”。为了所谓的目的而忽视程序，为了所谓的正义目的而践踏程序正义，结果并没能“维持大局”，相反，开了随意违宪的先河，视民主、法治、人民的权利如弊履，甚至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包括暴力）的恶意政争先河，民国更是越搞越乱，大有“共和亡国”之象，连基本“大局”也难“维持”。因此，当张振武被杀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和总结，违法、违宪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制约和教训，半年后，宋教仁被杀已在意料之中。张振武被如此捕杀，已经预示着共和这块招牌行之不远了，宋教仁被杀只是这个趋势发展的高潮，加之，孙中山处置不当，民主共和制终于被推到名存实亡的境地。很多学者都认为宋教仁被刺案是对中国宪政民主的沉重打击，这话没错，但追溯到张振武案，我们会发现，这个打击自张振武案始，两者虽然主角不同，事件不同，结果不同（一个不了了之，一个引起“二次革命”），但本质上都是恶意政争的牺牲品。这两起事件充分说明，表面上看共和的招牌已经挂在城门之上，但独裁专制集权的土壤十分深厚，民主法治的根基十分薄弱，时时刻刻都可能受到威胁，而最大的威胁正像袁伟时先生所言，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守法的执政者。中国执政者在专制制度下成长，耳濡目染的是风吹草偃，“天王圣明，臣罪当诛”，不准臣子和民众说不，否则就封报、捉人、就地正法！这些因素的会合，孕育成民国初年的怪胎：专制与民主、法治的神经线路纠缠交错的共和国。另一方面是不守法的反对派。民国初年的畸形儿要矫形，需要特别高明的医生——反对派。不幸，当时的反对派——国民党在孙文的带领下却不是以民主、法治去矫治专制，却以暴易暴，在政治文化上与专制暴君同流，用包括暗杀在内的非法武装手段去对待非法乃至意见稍有不同的自己人。因此，我们回看张振武，或可看成单一的反对派，他在与黎元洪、袁世凯的争权夺利之中，有太多我行我素、不守规则、不讲法律的东西，比如账目不清、擅离职守、私存武装等，这不仅给执政者以实际的威胁，更是授执政者以柄，待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露出狰狞面目，行不守法的专制之清算手法。不管是执政者不守法，还是反对派不守法，也不管谁先不守法，都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都是对宪政、司法的破坏，都不利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建立。因为，宪政本是一种契约政治，必须建立在各个力量的均衡、和平的和对契约的高度遵守之上，才谈得上共同推进民主政治。某一种力量破坏彼此约定的契约，而不被制止和处罚，契约失去了制约作用，其他力量也依葫芦画瓢，那契约就更是形同虚设。从张振武到宋教仁，《临时约法》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法律被一再破坏，凭借这部约法来奠定的共和民主也只能一再被破坏。当时的很多政治人物并非没有意识到张振武案的政治重要性，没有意识到对共和民主走向的恶劣影响，但是不能不承认，像刘成禺、于佑任等这些人超前的认识毕竟只是少数（参议员也只是国家精英中的精英），甚至是异数，而像袁世凯、黎元洪这些人才是多数、常数，也就是说，专制思想及专制力量才是民主思想及民主力量涌动之下的主导者，于是中华民国仍然走不出历史的因袭，走不出鸟尽弓藏的怪圈，中国宪政民主之路注定仍任重道远。民初政客是怎样操纵五毛党的现在很少有人不知道什么叫五毛党的了，如果还真有人不懂，在此，我扫一下盲。用百度的解释，五毛党就是网络评论员，是中国大陆特有的一种指称，指受当局雇用或指导，以在网络上发表评论为全职或兼职的人员，是网络时代的一种新型职业。通常他们以普通网人的身份，发表尽可能对官方有利的评论，来试图达到影响网络舆论的目的。五毛党是对网评员的蔑称，意在讥讽他们发一篇网络评论能赚5毛钱。五毛党一说最初的起源据说是这样的，2008年12月，一篇题为《瑞士媒体污蔑我国网民为赚5分钱欧元骂法国》的文章在中国一家媒体的网站上登出。该文章称瑞士一家名为《20分钟》的报纸将因法国总统萨科奇会见达赖在中国互联网上引起的反法情绪归于政府操纵。据此家中国媒体称，《20分钟》的报道写道：“对萨科奇进行批评的网民可能收到中国政府的相应付费。”“中国网民发表的每条批评都能赚取5欧分（0�5元人民币）。”有人将这些网民形象地称为“五毛党”。中国确实有培训网络评论员的事，但最终并没有证实由中国当局操纵，不能因此诋毁中国政府。当然，在商业领域早就存在大量的商业五毛党，他们根据商家的需要发帖，造成一种强大的民意假象，以引导网络舆论走向，并因此获得相应的报酬。比如，有报道说，2008年上半年，中国某饮料品牌向地震灾区捐出上亿元巨款后不久，一则帖子传遍各大论坛，称“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下就捐款一个亿，真的太狠了！”“……见一罐买一罐，坚决买空×××”这篇网络帖子，得到了众多网民的响应，论坛上的转帖，跟帖数以万计，一时间，这个品牌成为最受公众欢迎的饮料。这次网络事件中汹涌的民意和舆论，却是一次有导演、编剧和大量演员的开放式戏剧，那些演员就是雇用来吹捧该品牌的五毛党（又称水军）。著名网络推手“立二拆四”坦承，他的团队就是这出网络大戏的导演。有人说，借助大量人力手工发帖，运用广告植入、话题传播、伪装民意等手段的新型网络营销策划行业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行业一道独特风景。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五毛党的主要作用是根据雇主的需要制造“民意”，或支持或反对，或迎合或撇清，或激愤或赞扬，话语滔滔，口水流遍，都是操纵的结果，以利益为目的。作家章立凡写过一首《竹枝词》，“齐喷口水竞滔滔，暴语丛林日夜嗥。网猿五百分秋色，一块掰开是五毛”，就是对五毛党的真实写照。因为网络具有虚拟性，五毛党的身份看起来像是普通网民，很容易给人一种代表了普通民众的真实想法和心声，误以为这就是真实的民意。不明真相的人确实容易受到人多势众、众口一词的话场影响，干扰自己对事物的判断，会跟在五毛党后面一起叫喊，营造出一种公共舆论，这就达到了雇用者的目的。看起来，五毛党像是网络时代的产物，其实不然，它在前网络时代早就有了。最近，我在读中国近代史发现，民国初年就出现过政客为政治私利雇用五毛党伪造民意的事。只不过，那个时候，被雇用的人不叫五毛党，而叫“公民团”——这名字即便现在听起来都挺有民意含量的。1917年“一战”期间，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总统府和国务院）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尤其在对德宣战这个问题上，充满了火药味，是“府院政潮”的一支小插曲。看似一个外交问题，是国家利益的权衡，其实是两人争权的表现，两人都想大权独揽。黎元洪认为，“大总统有宣战媾和的特权”，而段祺瑞则认为，“总统虽有特权，责任则在内阁。总统既不对国会负责，又可以推翻内阁的决议案，这样的总统就像专制皇帝一样”！——总统既有特权，他这个内阁就没有事情可做了，成了附庸。因此，谁在对德宣战问题上争赢了，就表明谁一步步地抓得了话语权。但是在对德宣战这个问题上，段祺瑞不仅遇到来自黎总统的阻力，还遇到来自国会的阻力，国会并不认可参战案。5月7日，对德宣战案提交到国会，5月8日，国会开会讨论，没能形成统一意见。为了争权获胜，段祺瑞就想出了一个雇用五毛党，组成“公民团”，假造民意，包围国会，胁迫通过对德宣战案的法子。当天，北京城突然冒出“五族公民”、“陆海军人代表”、“北京政学商界”、“北京市民”等游行队伍，他们手持白旗，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国会附近，人数有2000多，看见议员走过，就把各种各样的“请愿书”和“警告”传单塞过去，如果议员拒绝接受，“公民”就把他们拉下车来进行殴打。“公民团”威胁国会，并提出三项意见：一是要求国会当天通过对德宣战案；二是国会如果不通过，就要求解散国会；三是政府如不肯解散国会，公民将自动捣毁国会。总之，不达要求，他们就对国会和议员采取更激烈的手段。据说，那些摇旗呐喊的“公民”，有一小部分是北京城里的军人和警察，大部分是乞丐和失业游民。这种五毛党，已经不只是像现在网络上的五毛党发帖、骂阵、叫好，而是嘴巴和四肢并用，流氓气概十足。因为这些五毛党是段祺瑞一手导演的，所以国会外维持秩序的警察与他们相处融洽，并没有驱散他们；相反，国会工友从外购买食物回来，准备给议员食用，就被五毛党团团围住，抢夺一空。“公民团”包围国会的问题一直僵持到晚上9点，对德宣战案迟迟未获通过，有一些“公民”开始向议院内投掷砖瓦，恫吓议员接受他们的要求。不料一块飞石击中了跑来国会采访的日本联合通讯社记者中野，段祺瑞害怕因此引起外交事件，这才命令警察驱散“公民团”，那些他自己请来的五毛党，辛苦了一遭，竟连五毛钱都不舍得打发。我这样说是有事实根据的，当时北京的《醒华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这名读者自称就是当天围攻国会的“公民”之一，叫王合新，他在这封读者来信里暴露了当天的丑剧：“鄙人来京谋事未遂。前日由同乡合肥人陆军部秘书谭君毅甫介绍加入公民请愿团，当时言定自12点钟起，随大家包围议院，每点钟给大洋5角，散时立付。并云，将名册造成具报总理（段祺瑞时任总理）以后，可派一差使。鄙人如时而往。站至（晚）8点半始去，并被军警击一枪托。当晚往寻谭先生领取公费大洋四元二角五分，乃谭吝而不予。今早又往索取，谭先生避而不见面，由一少年出见，大言恐吓。并云：此事闹糟，总理不肯认账，恐怕要办凶手，嘱令闭门不出，不许再提此事。鄙人忿极，为此特请登出，俾知谭之欺人手段。”（按：5角钱一点钟是高等“公民”的报酬。站了数小时，又饥又累，竟连五毛钱也领不到，比起现在的五毛党，在电脑前敲敲键盘，动动鼠标就来钱差远了。）可见，段祺瑞雇用五毛党假造民意并非空穴来风，就是为了达到自己利益目的。有趣的是，面对五毛党的种种干扰，议员们并不惊慌，他们说，“民国二年十月六日选举总统时，我们已领教过一次，现在是第二次，我们有了经验，就不怕什么了”。此话怎讲，不妨听我细细道来。原来，按照孙中山的允诺，如果袁世凯逼清帝退位，襄赞革命，中华民国国会就选他做正式总统。袁世凯耍了个手腕，果真逼退了清帝，选他做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自在预定之中，袁世凯盼望这一天也盼了很久。1912年10月6日，国会会议召开，准备选举中华民国正式总统。虽然袁世凯手中拿了最好的牌（黎元洪是最大的竞争对手），但是袁世凯害怕国会中第一大党国民党从中作梗，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袁世凯还是发动五毛党，假造民意，强行议员把自己选出来。当天的宣武门大选会场虽然有正式军队荷枪实弹，往来逡巡，但仍然被三四千“公民团”团团包围，两者相处融洽。这些“公民团”就是袁世凯请来的五毛党，由洪帮首领张尧卿率领，因此，与其说他们是“公民团”，不如说他们是公民打手，是典型的五毛党，他们代表民众来表达“民意”，警告每位议员：不选出袁大总统，不准出场。在众议院会场，国民党、进步党及各小党派议员共到759人，需投票三次，检点人数、发票、投票、唱票，每次约需4小时，少说也要两三天。但议员们被“公民团”死死围住出不来，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开会。进步党议员籍忠寅、田应璜、张汉、廖宗北、彭邦栋等瘾君子烟瘾发作，哈欠连天，涕泪满面，扯发撕衣，丑态百出，但是“公民团”决不通融，就是不让他们出来。烟鬼们实在熬不住了，他们到处找国民党议员，作揖讲好话，哀求他们放弃自己的想法，赶快选出大总统，好早点回家。进步党本部送来两担面包点心，说是给拥护袁总统的议员们食用的，“公民团”让送进去了；国民党本部也送来食物，“公民团”就不让送进去，“公民”还破口大骂“饿死活该”，国民党议员只能在会场忍饥挨饿。经过两轮投票，袁世凯获票都没有过半，还得继续投票。第三轮投票时，天色已暗，这时，一些饥肠辘辘的国民党议员也动摇了，袁世凯终于得票过半。主席汤化龙大声宣告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掌声稀稀拉拉——国民党议员不鼓掌；进步党中老者、病者、饥饿者、发烟瘾者，疲极无力，也不愿意鼓掌。会场外，“公民团”听说选出了袁世凯，领了报酬一哄而散。这就是民国五年时的议员们所说的他们第一次遭遇五毛党，大约是因为第一回遇到五毛党，缺乏应对经验，所以让袁世凯得逞。既然前人都懂得吃一堑长一智，我想我们面对网络上的五毛党制造的汹涌伪民意，也应该有足够的判断力。无论政府、政治人物，还是企业、企业家，都要靠公信立身，靠民意立世，操纵五毛党制造看似汹涌的民意，其实是伪造民意，更是“挟‘民意’以令天下”，是强奸真实的民意，会伤害自身的公信度，让社会变得不信任，是对民主进步和公平竞争破坏，民主公平的社会不需要五毛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