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父亲,我为你祝福 2（第1 / 2页）

父亲对我一生的影响，大到我没办法为他写一首歌。他受帕金森综合征折磨长达10年，路走不好，我给他买了根拐杖，但他不常用，多次当街摔倒。我忍不住问他：“爸，你怎么就不拿？”他虽然不说，但我知道，拐杖对他而言是弱者的象征。他一辈子行医救人，都是他帮病人解决问题，怎么可能让自己成为需要扶助的弱者？

父亲在纽约买了间小公寓，过世前两天，他居然开口唱起歌来。他平日很少唱歌。我记得高中的时候，他有次邀请医院同仁来家里过中秋节，他在天台上好不容易唱了首《月亮出来了》，嗓音很低，五音不全，令我印象深刻。那天，他又再度开口唱起早年在南洋当军医时的军歌，照顾他的阿姨非常惊讶：“阿公，你怎么会唱歌？”“你不知道，罗大佑的歌都是我教他的。”父亲答了这样一句。两天后，他便过世了。

父亲那天去赶一场酒，回来时天气突变，雨下得很大，引发了山洪，将距我家不远的一条山溪上的桥冲塌了，父亲一脚踩空……尸首是第二天在10公里之外的河里发现的，他手里还紧抓着那把月琴。

因为父亲猝死，我理所当然地辍了学，于1993年春节跟着一帮老乡去了深圳。临走的前夜，我到父亲的坟前，将那把月琴烧给了他。我不在家的日子，他只好一个人自弹自唱了。

来深圳后我很少回家，祖母死时我回去过一趟，父亲的坟快塌了，我重新填了一下土，立了一块碑。今年春节，我带着老婆孩子又回去了一趟，因为孩子可以开口喊“爷爷”了。

我的父亲

我和李烈还没结婚时，有天在红厨吃饭，聊到某音乐界好友在报纸上提到，“罗大佑出身‘贵族’，就音乐人训练方面，比较占优势。”李烈当下附和：“对啊，我们小时候一直把医生家庭当贵族的。”我足足瞪了她一分钟之久，把她当众吓哭。

父亲一直待我如心头肉，但我7岁那年，他却狠狠地打了我一顿。那一年，我到上学的年龄了，但我死活不肯去读书。他刚开始还和颜悦色的，谁知我油盐不进，他火了，厉声叫我跪在地上，然后举着竹棍子没头没脑地朝我打，打累了，他将我搂在怀里，边哭边说：“你也要像我讨一辈子饭呀？你身上一点也不缺，要做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因为那场打，后来，我读书很认真，成绩也不错，但这并未改变一些同学把我视为“另类”，他们编顺口溜挖苦我：“爹瞎子，娘哑巴，生个儿子是叫花子……”

我实在忍不住了，一天放学的路上，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捡了一根小棍冲进了一群同学之中，狠狠地抽在一个孩子的脸上。

当晚，那家人冲到我家兴师问罪，平时胆小怕事的父亲变成了野兽，扬言要跟人家拼命。看到这个架势，对方悻悻地走了。我以为父亲会找我算账，可没有，他拉着我的手说：“你做得没错！恶狗，你不给它一点颜色看，它就会咬你……但是，有时候你可以绕道走的！”我记住了父亲的话，从此之后，见到那几个同学，我远远地避开。就这样，我在一个孤独的环境中读完了小学、初中，考上了县城的高中。班上同学的父母，要么是县城里的干部，要么是老板之类的人物，惟有我的父亲，却是个整天抱着把月琴跑江湖的瞎子，父亲一下子成了我心中的耻辱！

高一第一学期的一天，我正在上课，忽然看见父亲就在窗外，拄着那根讨厌的棍子，背着一个又黑又大的蛇皮袋，正静静地倚在栏杆上出神地“看”着教室的方向。我好几次想起身出去，但每次都止住了。

一个人能够做些什么，跟他本人有绝对的关系，但以出身来论成就，不但失之偏颇，更是一种偏见。我对此事非常不满，就问李烈：“你知道我父亲是怎么长大的吗？”父亲小时候赤脚上学，每天早上要走两个小时到车站，搭一小时火车到新竹，再走半小时到新竹中学，来回共耗去六七个小时。

二战期间，他被派往南洋当军医；国民党来台后，他又被派到越南当军医两年——从他寄回的邮票上，我才知道他去了越南。后来经济逐渐好转，他一人赴高雄创业，靠一名助理和一名护士的协助，经过30年才创下一番事业。他这辈子完全是凭自己双手打出来，若被定义为“贵族”，我想是相当不公平的。

我小时候家住开封街，附近有两家漫画店，租一本漫画2毛钱。父亲从不阻止我们，但每周他都会带我们去东方出版社买有注音符号的一些优良读物，如《小妇人》、《三剑客》。记忆中他很少纠正我们的一些小动作，倒是母亲总会要求我们碗要好好拿，不要剩饭菜等。记得那时班上很流行把长寿烟银白色的锡箔纸撕下来弄平，剪成各式图案来玩。有一次看完电影，我心血来潮，边走边捡路上废弃的烟盒，大概捡十来包，乐不可支。没想到回家后，父亲二话不说，把我拉到浴室，狠狠揍了我一顿，边打边骂：“我让你受好教育，是让你捡东西的？”我那时大约读小学三年级，印象很模糊。父亲过世三四年后，我和兄姐们在纽约聚餐，大哥重提此事，说父亲曾经告诉他小时候痛打我的往事，并发誓这一辈子不会再打小孩。

从18岁起，父亲就教我开刀；家里全是医生，这和我后来学医有很大关系。医学院的7年训练，加上后来在医院工作两年，朋友认为我花费这么多时间学医，未免可惜。但医科是严谨科学，对我后来写歌、做音乐乃至为人处世，都有莫大影响。

父亲从未阻止我玩音乐，他知道我喜欢音乐，也做得不错，但始终劝告我：“做音乐可以，但不要放弃行医。毕竟医生的社会地位高，收入稳定，又受人尊重。”

教室里掠过一阵交头接耳的声音，显然不少人看到了父亲，我真希望地上突然裂开一个大洞，让我掉下去。我索性闭上了眼睛！突然听到老师叫我的名字，我抬起头，他刚从门外进来，很客气地对我说：“你父亲找你！”

我抓着父亲的竹棍子快步逃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我几乎吼着对他说：“你来干什么？”他一边卸那只蛇皮袋子，一边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来看看你……”说完像以前那样伸手在我脸上摸，两个深陷的眼洞里热泪直流。我粗暴地推开他的手：“摸什么摸？这是什么地方！”父亲笑着说：“孩子都长大了，怕羞了！”他蹲下身子翻蛇皮袋子，翻出油炸红薯片、盐煮花生。

我无心听父亲的絮絮叨叨，几乎将他“推”出了校园。他叫我去吃碗面，我谎称下节课要考试，他连忙说：“那你赶紧回去，耽误了考试可不行。”我正准备抽身跑，他又喊住了我，哆哆嗦嗦地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了一个黑布包，拿出叠得整整齐齐的一块、两块的零钱，塞到我手里。

我接过钱转身跑开了，走到校门口时，忍不住回头看了父亲一眼，只见他拄着竹棍在马路上艰难地走着。他是第一次上县城，我真不知道他是如何摸到学校里来的，又将如何摸回去，但我还是残忍地一扭头走了。

1992年6月，再有一个月我就要参加高考了，父亲却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