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莫大于此（第2 / 3页）

孙中山清楚地知道，英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将对其他国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他把对英国外交的成败，看成是“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现在英国外相既然公开向他声明支持袁世凯做大总统，他就不得不放弃总理一席，而支持袁世凯了。

孙中山又要求四国银行团贷款给中国革命政府。四国银行团也只是表示：“我们政府既然答允先生的要求，停止借款清廷，此后银行团借款与中国则只有与新政府交涉了。这样，必然要待先生回到中国，成立正式政府之后，方能开始议论贷款的事。本团现在打算派某行长与先生同行归国。正式政府成立之后，就近与他磋商便可以了。”

对此，孙中山又能再说些什么呢？他只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11月中旬，孙中山公开发表政见。他对伦敦《滨海杂志》记者说：“不论我将成为全中国名义上的元首，还是与别人或那个袁世凯合作，对我都无关紧要。我已做成了我的工作，启蒙和进步的浪潮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中国，由于它的人民性格勤劳和驯良，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在短期间内，它将脐身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国家的行列。”

孙中山在老师康德黎家中得到中国成立临时政府，黎元洪为元帅，黄兴为副元帅的消息，便于11月16日发电报给上海的《民立报》说：“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拥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文临行叩发。”现在看来，孙中山的政见不无商榷之处，但这些确实是孙中山当时的心里话。

美国一些报纸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采取敌视态度。《纽约时报》连续发表社论说：“孙中山的募捐工作不会成功”；“只有袁世凯是唯一能将和平与秩序给予中国的人。”

孙中山没有失去信心，他在纽约致伦敦的美国友人咸马里的电报说：“黎元洪的宣言是难以解释的，突然成功可能助长其野心，但他缺乏将才，无法久持。各地组织情况甚好，都希望我加以领导。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在我们到达之前，不可能组成强有力的政府，因此贷款是必需的。”

为此，孙先生拟由黄兴领导湖北革命军对清作战，由胡汉民、朱执信诸人相机争取广东反正，并致电两广总督张鸣歧，敦促他率领所部归降。但是孙先生队黄兴的寄托，以黄兴孝感之战败而破产。

两天后，孙中山由纽约抵达伦敦。

11月11日，孙中山抵达伦敦。他在同英国记者谈话时说：“倘国人召彼前往组织中，央政府，以总理一席属之，彼必乐为效力。”

孙中山于11月21日由伦敦到巴黎，在巴黎又进行了紧张的外交活动。他会见了法国参议院议员、外交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成员克烈孟梭。并在法国《世纪报》记者阿尔贝·梅崩、阿尔贝·米约陪同下，去法国众议院，会见议员阿尔弗雷得·马赛、吕西安·于贝安尔等人，向他们提出法国是否愿意承认中华民国的问题。孙中山还会见了《巴黎星期报》、《巴黎日报》等报的记者，以中国革命领导者的身份，就建国任务和对外关系问题发表谈话，争取外国的同情和支持。

孙中山在英国和法国，都进行了筹款或借款活动，但都落了空。

孙中山在巴黎同一些旅法的同盟会员胡秉柯、张翼枢等人会晤。他要胡秉柯代表他访问法国外交部。胡秉何在孙中山离开巴黎经马赛回国的那一天，访问了外交部，询问其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孙中山后来任命张翼枢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驻法国的全权代表。这时，胡秉柯已返回中国。正当孙中山在国外进行一系列外交活动时，国内革命形势有了飞跃发展，同时也出现了复杂的情况。一方面，随着宣布独立，响应起义的地区越来越多，光复各省都督府准备举行代表会议商讨组织民国临时政府，在酝酿过程中发生了争权夺利的现象，另一方面，清政府组成了新内阁，在向南方用兵的同时作出和谈的试探，南方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则极力从革命内部攫取权力，并与清政府新内阁暗中勾结。

在伦敦居留期间，他又通过成马里介绍，与四国银行团主任商谈停止贷款给清廷的事。

孙中山去英国进行外交活动的目的，主要是想取得英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谅解和支持。

在此期间，英国马克沁机枪厂厂主达耳生看到孙中山将来有可能当选为大总统，盼他订购武器与军火，愿意从中代孙中山同英国政府联系。孙中山便托达耳生向英国政府要求三件事：“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国。”

他还向英国外交部提出了一份由他本人与咸马里签署的备忘录，表示中国革命党人希望与英、美结盟。

达耳生代表孙中山会见英国内阁外相格雷，孙中山所求三事皆得英国政府允许。但是，英国政府也向孙中山表明：“所有外国人以及反满的团体都可能给予袁世凯以总统的职位，――假如他能够驱逐满清并赞成共和。”也就是说，英国政府既反对满清，也反对革命党掌权，只给袁世凯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