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西藏疑云（第2 / 2页）
事件性质完全变了。所以李想才会和他们讨论驻拉萨汉军是不是革命军？这支军队该不该救？李想可不想学农夫去救蛇！
内地不靖，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军心动摇。值此国家动荡之际，人心不一，备思其事，在所难免。此时的西藏，各色人等所求可能不同，但却能通过变乱举动各偿所愿。于是掌握会党势力及军队的会首及部分官员巧妙利用各人、各级、备层、各派之心思，顺势牵引，酿成统一行动，并以此各取所需、各得所求。这其中势在夺钱夺权夺势的袍哥首领和军官官员才是主导力量所在，他们利用了大多数旨在夺饷的士兵或者说是利用了他们的闹饷情绪。
但这场行动在当时并非磊落示人，先是冠冕堂皇地以“勤王”为号，进而在“勤王”的幌子下做出劫库饷军械和钦差的变乱举动；待内地形势明晰的消息传至西藏后，他们竞见风使舵改以“革命”为号，俨然一欺世盗名、掩耳盗铃之行为。更恶劣的是他们在“革命”的幌子下做出了更多危害藏局的举动。
这场由哥老会首及部分驻藏官员发起的变乱行动在引起驻军内部的混乱和斗争后，经由钟颖等人的努力维持曾在短期内稍微平息，但是内地革命成功的局势却使得为乱分子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以反对作为前清陆军统领的钟颖指挥，再次掌控了权势。他们的再次掌权导致了更为严重的后果。乱军为了钱财劫掠色拉寺的恶劣行为终于招致了藏族军民的反抗，也为逃居印度的十三世达頼喇嘛提供了驱逐驻藏陆军的绝好契机，更为英国提供了挑拨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机会，以致这场局限于驻军内部的动乱演变成驻藏陆军与藏军的激战。
且这场激战，是十三世达頼喇嘛在英国势力大力支持下重回西藏，进行的旨在尽数驱逐驻藏官兵的阴谋。李想又不得不袖手旁观。
李想欣然道：“钦差被劫后，右参赞钱锡宝钱自称代理，在署中搜印，数次未获，兵变起时，共举钱锡宝为钦差，钱以代理名义出示安民。钱锡宝以代理钦差名义张贴安民布告，该布告乃是由西藏民众大会送交英驻锡金长官，布告所署日期为‘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即联豫被劫第二天。但是，布告并未提及一天前乱军拘禁联豫之事。布告前一部分为联豫自称要率军‘返’拉萨，责成钱参赞行使在藏的全部职责；后部分为钱参赞称已接到此令，表示将服从并履行此职务，申明军队军纪严明、作风优良、绝不会伤害汉藏商民，希勿惧怕、逃亡，要安居乐业，勿信谣言。此外，西藏民众大会给英人信息中言及起义时间为“二十五日夜”且“钱锡宝已被任命为代理安班，并已掌印”。同时提到“中国军队”“将大臣联豫推倒，并劫掠他所有财物，嗣后拥戴钱锡宝作他们的领袖”。根据安民布告的内容可知，钱锡宝代理钦差是因为联豫要率军离开拉萨，故而责成其代理钦差之职，但事实上却是联豫被劫持了。联豫作为钦差被劫，钱锡宝不仅不救援，反而撒谎称联豫要亲自率军离开拉萨，让人难以理解；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乱军竟没有反对钱锡宝代理钦差之职。如果乱军发起的是“革命”，乱军不会先劫持革命的对象——作为钦差的联豫，尔后又允许右参赞钱锡宝代理钦差。所以，钱锡宝在联豫被劫后还能代理钦差之职的事实，再一次印证了变乱举动不是所谓的“革命”。关于钱锡宝在作为钦差的联豫被劫后何以能代理钦差之职，有以下两点需要解释：一是钱锡宝在联豫被劫后，何以谎称联豫是率军出拉萨不予营救，反而还代理钦差之职？二是乱军为何允许他代理钦差职位？”
一直旁听不语的李西屏道：“我想可能是这样。举情报，武昌举义之后，南方十三省独立，钱锡宝先得内地消息，即上钦署，勒令联大臣率兵勤王，伊代钦差，限午时决断。联豫答以事体重大，须三日乃决。钱大愤恨而出，至三日后拉萨事变。可见，变乱尚未发生，钱锡宝就有意让联豫率兵出藏勤王，而由他留在藏地代钦差之职，未料联豫念及事关重大难以决断，故使钱锡宝心生愤恨。与此同时，拉萨驻军闹饷情绪高涨，部分驻藏官员及哥老会首领亦蠢蠢欲动跃跃欲试，备方势力不谋而合，以“勤王”为口号，劫库饷枪械，幽禁反对“勤王”的联豫，乱遂成。有人曾言“乱起先劫联署者，即严步云其人”。严步云乃钱锡宝之卫队长，他于动乱时率先劫联豫，而后推钱锡宝为代理钦差。”
曾高笑着接过话头道：“如此，钱锡宝既有乱前自代钦差之心，又有其卫队长参与劫联豫和其于乱后代理钦差的事实，前因后果一脉相承，他显然参与策划了动乱，而且占据重要位置，不然乱军岂敢在“勤王”的口号下还“劫钦差”，也不会在乱后任由其自代钦差掌握大权。而且，钱锡宝还做出“申明军队军纪严明、作风优良、绝不会伤害任何汉藏商民，希勿惧怕、逃亡，要安居乐业，勿信谣言”的举动，军队劫库饷军械、劫钦差的举动已是明显乱纪造反行为，何以能称之为“军纪严明、作风优良”，如此明显的包庇举动也昭示了钱锡宝与乱军间的密切关系。”
“钱锡宝参与策划变乱并居要位当无疑问。”李想道：“待联豫回署后钱便“因赴江孜办理夷务，关防交靖西马同知，竞行出关”。此举显露唯恐事情败露而乘机逃跑之嫌，有载“钱锡宝藉故潜逃，惟以严步云护之以出”。而且，钱若非心虚惟恐为乱事迹为联豫察觉，断不至于在联豫回署后立即仓皇出走。这样也就能解释其电文中关于动乱缘起为何只有“忽起变动”这一极为简单模糊的描述，他担心被人供出，故而慎言以明哲保身；还可解释钱在驻军的闹饷因联豫令钟颖允以立即发放而平息后，反而劝说联豫出尔反尔不予发饷，致使驻军“遂复哗变”的行为。”他点上一支烟，徐徐吐着轻烟，继续道，“倘若乱军劫钦差真为革命，他们就不可能会同意钱锡宝自代钦差，劫钦差后再举一位钦差，这与“革命”宗旨实在相差甚远。至于“勤王’’口号，亦无法让人认同。他们所谓“勤王”是在劫持不同意率兵勤王的钦差大臣联豫、让钱锡宝名不正言不顺以谎话安抚藏民而自代钦差之职的基础上展开的。既然联豫出于种种考虑不同意率兵勤王，那么作为下属臣子也应当听从指挥，而不是形同反叛的将其劫持，借以行所谓的“勤王”之举。此外，若真为“勤王”，他们亦无须在认同钱锡宝代理钦差的同时，还要劫库饷军械，完全可以听从有意“勤王”劫持钦差而自带的钱锡宝的指挥，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真正的勤王举动。由此可见，变乱势力旨在“勤王’’的口号下行动就需要借助钱锡宝的身份进行掩护，夺军饷夺枪械，而钱锡宝要自代钦差也需要他们的支持、赞同和配合。于是，这些势力出于不同的目的共同主导了这次变乱。乱军是以“勤王”为号发起的，但是“勤王’’只是幌子，其所作所为实质上就是夺权夺饷夺枪械的变乱。”
曾高微笑道：“在内地共和已成之际，何、郭等人见风使舵变“勤王”口号为“革命”旗帜，成立所谓公议局意图夺取原驻藏机关的权力。公议局成立后，乱军的所作所为也根本无法与革命性质沾边。其间，兵丁结党呼群，征歌酒食狂嫖浪赌，无所不为。甚至图财害命，寻仇报复，几无日无之。最过分的就是他们为夺取更多的财物做出影响全局的举动——攻击色拉寺，引起大规模冲突，造成严重后果。显而易见，所谓“革命”的旗帜只是幌子。”
李想向两人道：“这边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比较多；二、民族问题复杂，尤其是在受宗教控制的地区……不应操之过急。”
两人点头称善，全面了解西藏的情况，是很难做到的。
李想沉吟道：“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可就现在的情况看来，想从川西入藏也不是不可能，因为四川虽然不是我们的地盘，都是革命阵营，也可以假道征藏。故先让林铁长派人调查了解自青海、新疆入藏的情况，咱们在做定夺。”
“攻击色拉寺啊。”李想喃喃道。想起这件事，真是头疼。
因为公议局指导下的乱军见财起掠夺之心而攻打色拉寺的缘故，乱军的行为不可避免地激起了藏族僧俗民众的愤慨，进而遭致反攻。乱军攻打色拉寺的主要托辞是江孜传来求援警报，乱军以支援江孜为借口要求色拉寺支应乌拉，在遭到色拉寺拒绝后，遂强攻色拉寺，进而开拉萨战事之衅端，以致自身难保，更毋庸说及时援助江孜。肇事者见成大乱“均藏匿无踪”，而公议局亦因失算，“反招番边围攻”而遭群咎，至最后“每日无一人到局”，而“联、钟之势为之一振”。
这期间，身居印度的达頼喇嘛通过噶厦“通告全藏之营官喇嘛攻击各地汉军”。因为乱军此前的自相残杀和扰民行为，达頼喇嘛的通告极大地挑起了藏族僧俗民众的反抗心理。西藏地方即以“川军杀戮过甚，招募士兵万余，以谢国梁为统领，日与钟颖酣战。”而达頼喇嘛派回的亲信达桑占东更是迅速组织起万余民军，以卫藏民军总司令的身份，指挥民军攻击驻藏陆军。江孜、日喀则等地的驻藏陆军在达桑占东的围攻和英人别有居心的调停下纷纷“将枪支卖于番官，逃亡印度”。
拉萨地区大部分附乱士兵此时虽重回联、钟掌握之下。怎奈衅端已开，无法停止，且达頼喇嘛在英人的唆使和帮助下，展开了驱逐中央政府驻藏军队的大规模行动，战事已不可逆转。
战事虽因乱军的违规乱纪、夺财扰民行为而起，但形势发展至达頼喇嘛通告驱逐川军之时，性质已变，与此前西藏地方军民出于自卫的正当反抗性质己截然不同，达頼喇嘛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制止乱军的夺财扰民行为，乃是借机将中央政府驻藏陆军悉数驱逐出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