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拼死创新（第1 / 3页）

当天晚上与他道别的时候，我不禁感觉到，他是在暗示有兴趣尝试不可想之事。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打通了艾伦·布雷费曼的电话：“我刚刚和默多克见了面，我觉得他可能有兴趣出售公司。”

为了让大家全都参与进来，我不仅要强调这些变革为何必要，还要打造出一个全新的奖励机制，以便对大家的努力予以回报。我不能因大家对各自业务的有意削弱和颠覆而施加惩罚，不仅如此，评定新业务“成功”与否的初期损益指标也尚未建立。按照我们的要求，各位高管付出的努力要比之前多出许多，不仅如此，如果使用传统的回报方式，他们的薪酬反倒会减少。这种模式是行不通的。

我让艾伦制作一份清单，将福克斯的所有资产从监管角度分为能和不能购买的两类，然后我又给凯文·梅尔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与默多克见面的情况并咨询他有何看法。我也让凯文准备一份清单，开始思考收购福克斯全部或部分资产是否可行。

这些高管都为其业务的蓬勃发展而受过多年历练，每个人的薪酬都与其创造的利益直接挂钩。我等于是在突然告诉他们：“我希望你们能少关注一些自己成功经营的业务，多把注意力放在新业务上。顺便说一声，你们要与来自其他团队能力超强的同仁们一起打造新业务，而他们的利益与你们的不一定契合。还要补充一点，新业务在短期内不会赚什么钱。”

翌日，我给默多克打电话跟进情况：“假如说我读懂了你的意思，再假如说，我告诉你我们有兴趣购买你的公司或公司绝大部分资产，你有兴趣接受吗？”

一直以来，我都对政治和政策感兴趣，也常设想在离开迪士尼之后为国家效忠。几年来，很多人都在我的脑海中植下各种各样的想法，包括我应该竞选哪个政府部门，甚至是否应该竞选总统。我对竞选总统抱有好奇，但也觉得此事有些荒谬。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之前，我坚信美国已经做好了选举政治体系外的人做总统的准备，美国民众对于传统政治和政党怨声载道，就如我们的行业一样，政府和政治也在经受着彻底的颠覆(唐纳德·特朗普的获胜，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我的预感是正确的)。

当默多克邀请我去他家里的时候，我怀疑他意在试探我是否考虑在2020年参加白宫竞选。坊间已有不少传闻，说我对政治感兴趣，也有可能尝试参与总统竞选。包括凯莉安妮·康韦(Kellyanne Conway)和安东尼·斯卡拉姆奇(Anthony Scaramucci)在内的特朗普政府中几位成员，已经对我们公司内部的人员提出了这个问题，因此我猜想，默多克想要亲自弄清楚这是不是真的。

与默多克见面的时候，我的确在探索竞选总统的可能，但我也知道，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我与二三十名民主党内的重要人士进行过交谈，其中有几位之前是奥巴马政府的成员，还有几位是国会议员和票选专家以及前几次总统选举的募款人、政府职员。另外，我也开始废寝忘食地学习，从医疗保健到税收制度，从移民法到国际贸易政策，从环境问题到中东历史再到联邦利率，我将各类报刊和文章读了个遍。我也开始阅读历史上一些最伟大的演讲稿，包括里根总统在诺曼底登陆40周年纪念日的演讲，肯尼迪总统于马丁·路德·金遇刺后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即兴演讲，罗斯福总统和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讲，奥巴马总统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以马内利非裔卫理公会教堂枪杀案后的演讲，还有丘吉尔数不胜数的演讲。我甚至把《宪法》和《权利法案》也重读了一遍(我会梦见自己站在辩论台上却感觉毫无准备，然后半夜从噩梦中惊醒，不知这征兆是在告诉我该还是不该参加竞选)。另外，我也努力让自己不要自以为是。我的确运营着一家大型国际公司，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有资格成为美国总统，不会为我铺设一条清晰而平坦的通往成功的道路——因此，我完全没有铁下心来做这件事(实话实说，民主党是否有意愿和能力为一位成功的商人提供支持，我对此也打着问号)。

2005年我成为首席执行官之后，默多克和我偶尔会聚在一起吃饭或小酌。我们都是Hulu<a id="noteBack_17" href="#note_17">[17]</a>的合伙人，因此有时会在一起探讨具体业务。但更多的时候，我们要么是在一起讨论媒体环境的变迁，要么就是聊聊彼此的近况。

走进默多克的家，我们立刻坐下，一名助手为我们倒好酒后，默多克张口便问：“你是不是要参加总统竞选？”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洛杉矶组建了一支团队，研发和制作可放在Disney+平台上的内容。我们拥有一个包含电影电视素材的大型资料库(但这几年来，我们也不得不买回一些授权给第三方的影视版权)，但关键问题在于我们该在这些新的服务平台上打造哪些原创内容。我和我们的影业公司以及电视部门负责人会面，确定正在开发的项目中有哪些即将在影院上映或在我们的电视频道播出，而哪些则应该放在应用程序上。对于这些应用程序，我们该专门打造哪些包括原创星球大战、漫威以及皮克斯故事在内的新项目，并使之与我们其他作品一样有冲击力？我将公司所有工作室的资深高管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我不想新设一个专为Disney+打造内容的制片部门，这件事，我想让你们来做。”

默多克回答说：“有。你们真的有兴趣收购吗？”我告诉他，我的确有兴趣，但也请他给我一些时间思考。他接着说：“除非你同意在现定退休期限之后仍任原职，否则我是绝不会出售的。”当时，我原定的退休期限是2019年6月。我告诉默多克，除非我延长任期，否则，我觉得公司董事会是不会考虑如此大规模的收购的。因此在通话最后，我们同意几周之后再次讨论。突然之间，我觉得我的人生将要出现改变，而引发改变的缘由，并不是参选总统。

8月的财报会议过后，我们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两方面的工作。在科技方面，BAMTech团队与迪士尼既有的一支团队携手，共同为我们的新服务平台ESPN+和Disney+搭建用户界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凯文与BAMTech的团队在纽约和洛杉矶会面，对应用程序的不同迭代版本进行了测评：分析标题的大小、颜色和位置；优化浏览应用程序的体验，使之变得更加符合用户习惯和易于使用；确定算法和数据收集如何运作以及我们的内容和品牌应该以何种形式呈现。

8月的财报会议和购买BAMTech控股的声明过后不到两周，默多克打来电话，让我傍晚到他家去小酌一杯。默多克住在贝莱尔<a id="noteBack_16" href="#note_16">[16]</a>一幢建于20世纪40年代的豪宅中，俯视着他的莫拉加酒庄。我跟他的背景截然不同，辈分不同，所持政见也相左，但长久以来，我们都相互仰慕对方在商业上的判断力。他白手起家建立起媒体娱乐帝国的创举，也一直让我叹服。

我心想：好吧，看来我的感觉是对的。但是，我完全不想向他坦白心中的想法，生怕我的话会被放到福克斯新闻上。因此我回答说：“不，我没有此意。很多人都跟我聊过这件事，我也稍微思考过，但这个想法太疯狂了，我做尝试的概率微乎其微。”我补充说，“另外，我妻子对这个想法非常反感。”这是实话。薇罗曾经跟我开玩笑说：“你想竞选任何部门都行，但是别把我也扯进来。”她非常了解我的秉性，因此知道竞选总统的挑战对我而言很有吸引力，但她也非常担心由此对我们的家庭和生活带来的影响(她后来告诉我说，两人结婚就要“祸福与共，因此如果你觉得必须走这条路，我虽然带着十万个不情愿，但也会支持你”)。

其实，就算没有这次煽动性的讲话，委员会也很可能会采取行动(我与我们的董事会关系很好，他们也支持我所作的几乎所有选择)。就在我言辞激烈的讲话接近尾声的时候，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发话说“我表示同意”，而另一位成员也立马支持。就这样，我的提议通过了。我回头找到我们的高管团队，向他们解释了新股票计划的实施机制。我会在每年年末决定分配多少股票，而评判的依据不仅包括利润的多少，也要看大家在一起合作的效果如何。我说：“这件事至关重要，我不想看到任何的勾心斗角。这是为了整个公司的利益，也是为了你们的利益。我需要你们拿出行动来。”

我不知道默多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会跟我聊些什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他用大部分时间跟我讨论了我们各自行业所面临的威胁：大型科技公司的异军突起、事物的飞速变化，还有规模化的重要意义。很显然，他对二十一世纪福克斯的前途感到担忧。他数次提道：“我们不具备规模化，你的公司是唯一一家具备规模化的。”

我找到公司董事会的薪酬委员会，向他们解释了这个两难问题。在创新的时候，不仅创造或发行产品的方式需要改变，所有的一切都需要变化。公司里的许多惯例和结构也需要调整，而在这件事上，也就包括了董事会对公司高管提供奖励的方式。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大意就是我准备根据各位高管对于这一新业务的贡献度来决定薪酬，由于不能根据收益简单测量出成果，因此，这种方式要比我们平常支付报酬的方式主观了许多。我提议说，我们可以给这些高管提供无偿配股，我会评估他们是否对新业务的成功作出了贡献，并以此为依据决定配股的分配和变现。刚开始的时候，委员会对此心存疑虑，因为我们从来也没采取过这样的方法。“一些公司之所以创新失败，其中的原因我知道，”我告诉他们，“原因就是传统。在创新之路的每一步上，传统都会制造巨大的阻力。”我谈到了投资界，公司在任何情况下出现利润下降，往往都会遭到投资人士的惩罚，这就经常会导致各行各业谨小慎微，做事墨守成规，从而不投入资源实现长远发展或适应变化。“还有你们，”我说道，“作为委员会，你们连怎么授予配股都不知道，因为我们之前只尝试过一种方法。”在公司发展的每一阶段，我们都在逆流而上。我告诉大家：“选择权在你们手里。你们是想陷入‘创新者的窘境’<a id="noteBack_15" href="#note_15">[15]</a>，还是想要与之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