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人才上押注（第1 / 3页）

一个周五的清晨，丹在位于纽约西区66街的ABC总部的餐厅与我对面而坐。几乎每天，我和他都会先于所有人来到办公室，也常常会在餐厅会面，互相分享彼此的最新信息。他把早餐餐盘放在桌上，说：“汤姆今天要飞一趟洛杉矶，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我们的工作点搭建在卡尔加里郊区的一座空旷厂房里，里面另有几辆拖车和几间小型建筑物，作为制片和科技部门的工作人员的栖身之处。我们的控制室也安置在厂房里，鲁尼坐在他的“将军椅”里，而我则在后排负责统筹。在控制室的后面，是一间重要人物使用的玻璃监控室。在比赛期间，汤姆和丹以及几位董事会成员和贵宾就待在监控室里，观看我们工作。

“不知道，”我回话说，“发生什么了？”

距离上次我们共事已过了两年，但我瞬间感觉到一切都没有变——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我们计划好在开幕式的前夜播放一段三小时长的冬奥会预告，几周以来，我一直在努力让鲁尼把注意力放在这件事上。在节目预定播出的前夜，他终于在到达卡尔加里之后把预告片看了一遍。“整个片子都不对，”他说，“既没有激情，也没有冲突。”一队人马彻夜奋战，把他提出的改变悉数落实，也赶上了播出的时间。毋庸置疑，鲁尼是对的，他在讲故事上的直觉仍一如既往地灵敏。但以这样的方式起步，不仅给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也又一次让我们看到，如此多不必要的压力和低效，都是因为某个人不愿给出及时的反馈所导致的。

“他要去洛杉矶解雇布兰登·斯托达德。”

几周之后，我被通知与汤姆和丹会面。“我们想要更深入地了解你。”汤姆说。他告诉我，两人在卡尔加里对我进行了仔细的观察，我在压力下的表现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丹告诉我：“或许会有适合你的职位空出来。”他们想让我知道，他们正在注视着我。我首先冒出来的想法就是，或许我有机会荣升ESPN的总裁，但那次会议后不久，他们就把这个职位交给了当时ABC电视台的执行副总裁。我正在为又一次错失机会而闷闷不乐的时候，两人把我叫了过去，并把执行副总裁的工作交给了我。“我们想让你先在这个职位上待一段时间，”丹说，“我们有更长远的计划。”

就这样，我们的方法竟然奏效了。节目收视率创造了历史高点，汤姆和丹也很满意。在被逼无奈下临时拼凑如此多的内容，由此而来的紧张刺激，也为鲁尼在体育广播界的辉煌事业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点。这也是ABC在持续了42年的“长跑”后所直播的最后一届冬季奥运会，在此届比赛后，我们的广播权限也告一段落。直播的最后一夜，节目结束后，几位工作人员留在控制室里喝香槟，为我们的努力而举杯庆贺，也为我们在最后关头化解灾难而开怀大笑。人们陆陆续续离开控制室返回酒店，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待在原地，呼吸着这一场恶战之后的岑寂与静谧。然后，我关灯，回家。

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计划是什么，但他们刚刚给我的职位——ABC电视台的二把手——听起来并不太靠谱。当时的我已经37岁了，大部分时间都在做体育节目，而现在的我不仅要运营日间、深夜以及周六早晨的电视节目，还要管理整个电视网的商业事务。我在这一方面完全一无所知，但是汤姆和丹却表现得很自信，相信我在这个岗位上能够学习成长。

每天晚上直播前与鲁尼的会面，几乎可以用滑稽来形容。每天下午，他都会来到控制室，然后问我：“咱们今天晚上播点什么？”我会给出诸如“嗯，今天晚上有罗马尼亚和瑞典的冰球比赛”之类的答案，然后向他介绍少得可怜的改期比赛。由于没有想要播的比赛，我们每天都会派出一批制片人去寻找引人入胜而富有人情味的故事。接下来，他们会把这些故事片拼凑在一起，塞进当晚的节目空当中。牙买加的雪车队可谓是上天送来的福音，在70米和90米比赛中双双垫底的异想天开的英国跳台滑雪运动员“飞鹰艾迪”艾迪·爱德华兹(Eddie Edwards)，也是一场及时雨。这无异于铤而走险，但也趣味无穷。唯一的出路，便是保持精神高度专注并在团队面前尽可能地表现出镇静，带着这样的认识去面对每天的挑战，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满足感。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我的直觉一直告诉我去接受每一个机遇。其中一部分原因，只是普通的野心使然罢了。我想要不断进步、不断学习、不断实践，因此不愿错失任何让我能达到目标的良机，而与此同时，我也有向自己证明我有能力在不熟悉的领域中施展拳脚的愿望。

1988年2月，我们来到卡尔加里进行冬奥会的播报。如事先的协商，制片总监由鲁尼担任，而我则是高级节目总监。这就意味着，在冬奥会漫长的筹备过程中，所有赛事转播时间的复杂安排、与奥运组委会和全球各地政府的沟通和协商，还有赛前播报内容的规划的协助工作，都要由我负责。比赛开始的几天前，鲁尼来到卡尔加里，把我叫到了他的套房里。“来吧，”他说，“跟我说说情况吧!”

我虽然没有大吃一惊，但也没想到自己对于他们准备替换布兰登的计划竟没听到一点风声。他们解雇ABC娱乐总裁的消息，一定会在好莱坞掀起轩然大波。“你们准备怎么做？”我问道。

汤姆和丹的公司策略非常简单。他们对于控制成本非常警惕，对去中心化的企业结构坚信不疑。也就是说，他们不认为每个关键的决策都需要由他俩或是企业总部的一部分分析师来出马制定。他们将聪明、正直、努力肯干的人才招入公司，将这些人安排在责任重大的岗位上，然后给予他们完成任务所需的支持和自主权。他们在自己的时间上极尽慷慨，在需要时总能出面。因为这个原因，为两人效力的高管们总能清楚掌握他们的优先事项，而他们的专注，也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专注的条件。

“我不知道，”丹回答说，“我们估计得走一步算一步了。”

丹尼斯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天性慷慨的人，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汤姆和丹所创造的企业文化使然。他们是我一辈子遇到过的最真诚的两个人，无时无刻不展露真实的自我。他们不咄咄逼人，没有必须压制的自负，也没有佯装出来的真挚。无论交谈的对象是谁，他们都会表现出同样的诚实和直率。他们的确是精明的商人(沃伦·巴菲特后来说，他俩“或许是世界上存在过，或是他有机会见证的最伟大的管理二人组”)，却远远不止于此。我从他俩身上学到，发自内心的真诚友善与职业上的争强好胜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更进一步地说，真正的诚信——对自己有自知之明，对正误有明确分辨，并将此作为行为的准则——本身就是一件秘密武器。他们信任自己的直觉，并且以敬待人，久而久之，他俩所遵从的价值观也逐渐在公司中体现了出来。公司里的许多人拿到的薪水都要比投靠竞争对手所能得到的低许多，我们知道这两人在钱上锱铢必较，但出于对两人的忠诚，大家还是选择了留下。

原来安排给重磅奥运比赛项目的黄金档，现在只剩下一个个巨大的空缺，而我们面对的重大挑战，就是寻找节目将空缺填上。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与正在挣扎着解决自己排档危机的奥运组委会进行协商。比赛还没开始之前，我就已经把自己的面子用光了。冰球比赛的原始抽签结果，是让美国队在最开始的两场比赛中与世界上最强的两支队伍分别对战。我推测美国队会接连败北，而美国观众的兴趣也会在美国队被淘汰后出现跳崖式的骤降。于是，我飞往世界各地与各国的冰球联盟和奥运组委会会晤，说服他们重新抽签排序。而现在，我每天都要给卡尔加里的奥委会打好几个电话，恳求他们改变赛事安排，好让我们在黄金时间有东西可播。

在这方面，汤姆和丹可谓完美的上司。他们不但把重视能力多过经验挂在嘴上，也相信应该把人员安排在能够激发当事人尚不自知的潜能的职位上。这并不意味着经验不重要，按照两人的话说，他们这是在“为脑力押注”，他们相信，如果把人才安排在能够成长的职位上，即便这是当事人并不熟悉的领域，局面也终究会打开。

接下来的几天里，每天早晨来到控制室时，我对于当天晚上到底该播放些什么内容几乎都是眼前一抹黑。这是个彰显乐观的必要性的绝佳例证。毋庸置疑，情况非常糟糕，但我不能将眼前的情况当作一场灾难，而是要将其视为一个需要解决的谜语，我要向团队传达：我们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机智，也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创造出优秀的内容来。

汤姆和丹把我带进了他们的内部圈子里，不仅让我参与到他们的决策制定中，还会跟我倾吐他们对其他人的看法，其中就包括了曾任ABC娱乐总裁管理黄金档节目的布兰登·斯托达德(Brandon Stoddard)。布兰登是一位对电视节目颇有品位且有才干的高管，然而就像娱乐业里其他许多高管一样，他的性情与企业架构并不相容。布兰登对好莱坞了如指掌，在他眼里，汤姆和丹只是对他的业务毫无头绪的“电台伙计”而已。他难掩对于两人的蔑视，不愿去适应两人的做事方式，甚至懒得花心思去理解两人的初衷。不难想象，汤姆和丹也逐渐对他越来越不满，久而久之，一种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和淡淡的敌意便滋生了出来。

开头的几天毫无差池地顺利度过，然而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一股强大的钦诺克风<a id="noteBack_11" href="#note_11">[11]</a>袭来，使得气温直升至16℃以上。高山滑雪道上的积雪和雪车滑道上的冰层纷纷融化，比赛一个接一个地取消，而事实证明，那些按原计划举办的比赛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个挑战，因为摄像机隔着大雾什么也拍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