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零开始（第1 / 4页）
父亲没能过上更幸福的生活，母亲也因此受累，但除此之外，早年的生活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痛苦。真希望父亲能够对自己感到更加自豪。小的时候，我和妹妹从未缺少爱的滋养。我们的头顶永远有房顶为我们遮风，餐桌上也一直有食物供我们果腹，但除此之外，我们几乎没有什么闲钱能做其他事了。假期的时候，我们通常不是驱车到某个无聊的地方，就是去离家几分钟远的海滩。我们有足够的衣服能穿得像样，但并不够穿得体面；如果我在秋天把裤子穿烂了，父母一般会打上补丁让我继续穿，直到我们有钱买新裤子为止，而这，有时就意味着要等几个月的时间。我从没有感觉到贫穷，也没有人把我当成穷人看。但我们家境其实远比表面看起来更清贫，随着年龄增长，我才渐渐意识到这一点。
担任了迪士尼的首席执行官后，我带着已过暮年的父亲在纽约共进午餐。我们聊到了他的心理健康问题，也说到了他对人生的看法。我告诉他，我非常感激他和母亲为我们兄妹所做的每一件事，也很感激他们教会我们的伦理道德和给予我们的关爱。我告诉他，这已经足够，甚至绰绰有余了，我也希望，自己的感激之情能够稍稍消解一些他的挫败感。我明白，许多在职业生涯中对我有所助益的特质都是父亲带给我的。但愿，这一点他也能明白。
我在ABC的职业生涯始于1974年的7月1日，那时，我在ABC电视台担任演播总监。在那之前，我曾在纽约伊萨卡的一家小型有线电视台做了一年的天气预报员和新闻特稿通讯员。那一年在迷茫中痛苦打拼(且表现平平)的经历，让我放弃了自15岁起就一直拥有的梦想：成为一名电视新闻主播。若说为伊萨卡的观众每日播报天气的经历教会了我一项不可或缺的技能——传播坏消息的技能，我可不全是在说笑。从那一年10月直到次年4月那漫长阴冷的六个月的时间里，我可绝算不上镇上最讨人喜欢的人。
我能到ABC，要多亏鲍勃叔叔的视力出了问题。做完眼睛手术后，这位我崇拜有加的叔叔在曼哈顿一家医院里住了几天，他的室友是ABC的一位低层主管，不知为何，他想让叔叔相信自己是电视台里的大人物。他躺在病床上假装接听电话，仿佛电视台真的有一些只有他才能拍板的决定似的，而我的叔叔还当真信了。在那人出院之前，叔叔告诉他说侄子正想在纽约的电视制片领域找一份工作。那人把电话号码给了叔叔，告诉他：“让你侄子给我打个电话。”
我当真联系了他，而他则措手不及，一时没反应过来我究竟是谁。根据叔叔为我描述的情形，我本以为对方是一位权力直通公司顶层且影响力巨大的电视台高管，而他实际远非如此。但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在他负责的“制片服务”这个小部门为我争取到了一次面试机会，不久之后，我便被雇为了部门的工作室主管。
这本书并不是一本自传，但谈到在职业生涯中对我助益颇多的特质，就不能不回顾我的童年。有些特质是我与生俱来的，有些习惯是我素来坚持的，这是神秘莫测的先天和后天因素共同使然的结果(比如说，我从记事起就一直是个早起的人，也一向珍惜在全世界尚未醒来之前的那几个独属于我的钟头)。而其他的特质和习惯，则是我在人生旅途中有意抉择的结果，与许多人一样，这些抉择从一定程度上是我对父母作出的反应，尤其是我那才华横溢而又充满矛盾、对我人生影响最深的父亲。
毫无疑问，我对世界的好奇来自父亲。我们有一间书房，里面满满排列着放满了书的书架，这里的每本书，父亲都读过。直到上了高中，我才正正经经成了一个爱书之人，之所以能最终爱上读书，全要归功于他。他拥有从“每月一书”俱乐部订购的所有美国文学巨匠的成套完整作品——包括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福克纳以及斯坦贝克等等。我会从书架上父亲的《夜色温柔》《丧钟为谁而鸣》或是其他几百本著作中取下一本，如饥似渴地阅读，而父亲则会鼓励我阅读更多。我们还会在晚餐时讨论世界大事，只有10岁的时候，我就会抓起前院草坪上的《纽约时报》，在其他人起床之前倚在厨房的餐桌前阅读。
我们一家住在长岛的一座错层式房子里，所在的小镇叫作“奥欣赛德”，主要由工薪阶层构成。我是两个孩子中的哥哥，妹妹比我小3岁。我的母亲和蔼而慈爱，直到我上高中之前，她一直是位家庭主妇，后来又在当地初中的学校图书馆找了一份工作。我的父亲是一位从战场上退下来的海军退伍老兵，在几支“不太知名的”大型乐团里吹小号，但他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靠着当音乐家真正立足，因此从来也没想要全职做音乐。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主修市场营销，第一份工作是为一家食品加工公司做营销，由此进入了广告领域。他成为麦迪逊大街上一家广告公司的客户经理，经手的客户包括老密尔沃基啤酒以及宾士域保龄球等，但最终还是丢了饭碗。他换了几家广告公司，但位置总是不升不降。等到我10岁或11岁的时候，父亲调动的次数之多，连我也开始纳闷起其中的原因来。
父亲一向热衷于政治，非常偏向于自由主义一派。有一次，他决意去参加华盛顿游行和马丁·路德·金的演讲，上司拒绝批给他一天的假期，但他还是执意去了，也因此丢了工作。我不知道他是先辞了职然后去参加了演讲，还是因在被告知不能去后依然故我而被炒了鱿鱼，但是，这样的结局，出现了不止一次。
我为父亲的坚强性格和政治理念感到自豪。他对于何为正确和公平抱有强烈的观点，总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但与此同时，他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经常会说出给自己招惹麻烦的话来。我后来得知，父亲被诊断患了躁狂症，为了治病，他已经尝试过包括电痉挛在内的数种疗法。作为长子，我首当其冲地受到了他情绪波动的影响。我从没有因为他的喜怒无常而感觉到危险，却能很敏锐地体察到他的阴暗一面，也为他感到揪心。我们永远猜不到晚上回到家的是哪一个父亲，我坐在家里二楼自己的房间里，听着父亲开门关门和走上楼梯的声音，便能分辨出回家的是开心的爸爸还是忧伤的爸爸，这一幕，我记忆犹新。
这份职位的周薪是150美元，在ABC的权力金字塔上几乎处于垫底的位置。无论是游戏节目、肥皂剧、脱口秀、新闻节目还是电视电影<a id="noteBack_1" href="#note_1">[1]</a>，凡是ABC巨大的曼哈顿摄影棚制作的节目中的苦力活，都交给我们六七人的团队完成。我被分配到一批电视节目中担任打杂工作：《我的孩子们》《只此一生》《莱恩的希望》《1万美元金字塔》《金钱迷宫》《一决胜负》《迪克·卡维特秀》，杰拉尔多·瑞弗拉(Geraldo Rivera)主持的《晚安美国》，还有哈里·里森纳(Harry Reasoner)主持的《ABC晚间新闻》。
这份工作的职责非常简单：哪里有需要，就要做到随叫随到。一般来说，这就意味着需要在清晨4∶30来到摄影棚，进行“打光测试”。肥皂剧的内景一般会在开拍前夜搭好，而我的工作，就是在离太阳升起还有相当长的时间之前为灯光技术指导和布景人员开门，以确保灯光设备在导演和演员到场进行第一场排演时已经架设完毕。我要与所有的木工、道具师、电工、化妆师以及发型师进行协调，为所有人开门，并确保每个人都领到了当天的通告单。我要记录大家的工时、不满以及违反工会条例的情况。我要确保工作餐已经备好，还要确认空调已把摄影棚降到了可以在火热的灯光下拍摄的温度。这份差事一点也不光鲜，却让我摸清了这些节目里里外外的门道。我学会了专业的术语，也认识了将一档节目搬上荧幕的每一个工种。我还学会了忍受电视制片高强度的工作时长和挑战极限的工作量，而这种对待工作的态度，从那时起就一直伴我左右。这，或许是我最重要的收获。
直到今天，我仍然几乎每天都会在清晨4∶15起床，但我现在这样做是有私心的：这样我就能在白天的职责袭来之前腾出时间思考、阅读和锻炼了。这样的作息时间虽然不适用于所有人，但无论你选择如何腾出时间，每天创造空间让你的思绪远离眼前的工作职责尽情徜徉，以一种不像每天为工作排序时那么受束缚的更富创意的方式来一一分拣脑海里的思绪，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已学会了珍惜早晨独处的时间，我也坚信，如果不在清晨伊始的几小时里远离那些在一天接下来的时间里占据大量精力的电邮、短信以及电话，我在工作上的效率和创意也会大打折扣。
当时的电视行业与今天相比有很大的差异，从某些方面来说要更胜一筹。当时的竞争不那么复杂，而世界的碎片化也没有这么严重。当然，当时的行业中盛行着一种几乎人人通用的美国式叙事法，它建立在社会对于某种基本事实的共同信仰之上。但是从其他许多方面来看，当时的行业其实不如今日。举例来说，当时的行业对于现今看来不可接受的粗鲁无礼抱有一种视而不见的容忍。毫无疑问，与我相比，女性和弱势群体的成员在日常所遇到的不公待遇当然是无法与现在相提并论。但即便是对我而言，处在食物链的最底端就意味着要偶尔遭受别人随意为之的侮辱，而放在今天，这样的侮辱是足以让人丢掉饭碗的。
给大家举一个将当时的情况体现得淋漓尽致的例子：当时，《ABC晚间新闻》栏目在美国东部时间的傍晚6点播出，录制完毕后，主持人哈里·里森纳和他的一位绰号“白爷”的舞台总监便会离开录制现场，在西区67街“艺术家酒店”的酒吧里休息(《ABC晚间新闻》节目就是在这家老酒店改造后的宴会厅里录制的)。每天晚上，哈里都会点上一杯加冰和柠檬皮的双份超干必富达马提尼。
有时，父亲会在走过我的房间时查看我的情况，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为了确保我“正在有效利用时间”，意思是说我要么是在阅读，要么是在做作业或是在做能通过某种方式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事情。他希望我和妹妹能开心玩耍，但对他而言，明智利用时间并集中精力朝目标前进也很重要。我确信，我在时间管理上的小心谨慎(有的人或许会称之为偏执)，就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我从小就觉得自己有责任成为家庭稳固的重心，甚至连家里的修修补补之事也应由我负责。若是有什么东西坏了，母亲便会叫我去修理，而我从儿童时期起就学会了如何修理任何需要修理的东西。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对于科学技术的好奇心也来源于此。我喜欢使用工具，喜欢拆装东西，也热衷于搞懂器物运作的方式。
我的父母都是爱发愁的人，两人都带有一种有什么不测就要发生的气场。不知是先天基因的机缘巧合还是后天学会的对父母焦虑的应激，我在这方面一向与他俩相反。除了人生中几个屈指可数的意外，我从来不会对未来产生过多的焦虑，也从来不会对尝试和失败抱有太多的不安。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发体会到了父亲对自己的失望。他度过了充满遗憾的一生，将自己视为一个失败者。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之所以激励我们如此努力和追求高效，就是为了让我们有可能获得他从未有过的成功。由于父亲在工作中的动荡，只要想要任何零花钱，我就必须得自己找工作。我从八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打工，铲过雪，看过孩子，还在一家五金店里干过搬运工。15岁的时候，我在我的校区找到了一份暑期清洁工的工作。工作职责包括先将每间教室里的每一台暖气机清洁干净，然后再擦洗每张课桌的桌底，确保桌底在新学年开始时不粘有口香糖。把口香糖从1000张课桌的桌底清除下来可以磨砺性格，或者至少能帮我更好地忍受枯燥，反正总归有点用处吧……
我考上了伊萨卡学院，大一和大二两年里，我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都在当地的必胜客做比萨。我在高中的成绩大多是B，也有几个A，但对学术研究却从来没有兴趣。然而上了大学后，我却突然摸着了门道。我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并尽力汲取更多的知识，我想，这也与父亲有关——因为，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体验与父亲同样的失败感。对于“成功”是什么，我并不明晰，对于金钱和权势我也没有明确的愿景，但我下定决心，决不能度过抱憾的一生。我告诉自己，无论人生如何展开，我决不允许自己在绝望中苦干，也决不允许自己陷入缺少满足感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