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尊重的力量（第1 / 3页）

罗伊和我在同一家乡村俱乐部会面。我们的谈话虽然诚恳，但不能完全用“愉快”来形容。我告诉他说，我明白他瞧不起我，但也请他接受，我已经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而且竞选过程并没有做什么手脚。“罗伊，”我说道，“如果我做砸了，等着取我头颅的队伍可比你和斯坦利的两人阵营庞大得多。”

他明确指出，一旦觉得公司没有朝着正轨发展，他便会毫不犹豫地再次宣战，但是，他也展示出了我从未见过的脆弱一面。对他而言，被公司排挤是件痛苦的事，而持续不断的斗争也似乎让他筋疲力尽。在离开董事会的两年中，他衰老了很多，也给我留下了渴求关注和脆弱敏感的印象，这一面，他从未在我面前展现过。我在想，不知这一切是否是他内心更大的斗争的部分体现。实际上，与罗伊有矛盾的人不止迈克尔一个，除了斯坦利之外，迪士尼里没有多少人对他抱有他自认为应得的尊重，包括他逝去已久的叔叔华特。我从未与罗伊有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谈话，但现在的我，能够感受到他的敏感与脆弱。让他感觉受了贬低或侮辱，是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的。他只是一个渴望被人尊重的人，对他而言，这份尊重从不是唾手可得的东西。这件事牵扯到如此多的私人感情，也深深触及自尊心和自我价值，而对他而言，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之久。

换了一种视角看罗伊后，我开始考虑，或许能找到什么方法安抚他的情绪，化解这场战争。但是无论选择什么方法，我都不想让他跟我或公司走得太近，因为我担心他会不可避免地试图从内部策反。同时，我也不能认同任何可以看作是对迈克尔不敬的观点，或是让别人觉得我默认了罗伊对他的批评，因此，我必须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我打电话找到迈克尔，解释了我面对的难题，并询问他的建议。听到我向罗伊抛出橄榄枝，迈克尔不大舒服，但也承认与罗伊之间的和平相处很重要。“我相信你会作出正确的选择，”他说，“但是，别让他走太近。”

我再次联系了斯坦利，表明了以下提议：我会给罗伊在董事会安排一个荣誉退休的位置，也会邀请他来参加电影首映、主题乐园开幕式以及公司的特殊活动(但他不能参加董事会会议)。我也会向他支付一小笔咨询费用，在总部给他安排一间办公室，好让他往返自如，再次把迪士尼当成自己的家。作为交换条件，罗伊要取消诉讼，不得发布获胜声明，并停止散播抨击言论。斯坦利回应说，我们应该起草一份合同，并在24小时内生效，这让我始料未及。

就这样，一个在我一担任首席执行官时就可能酿成大祸的危机便化解了。在一些人看来，与罗伊和斯坦利的和解是某种程度上的屈服妥协，但事情的真相我心知肚明，而真相，远比别人的看法要更有价值。

从我被任命到迈克尔退出迪士尼之间，共有六个月的等待期。每日管理公司的工作已经占用了我很多的精力，但我希望能找一个喘息的机会，在竞选之后花点时间整理一下思绪。我以为，既然新工作要从迈克尔走出迪士尼大门的那一刻算起，那么在此之前，我可以多少不受拘束地低调做事，耐心谨慎地实践我的计划。

然而，我却大错特错。消息公布之后，包括媒体、投资群体、行业内其他人士、迪士尼员工在内的每一个人都在提一个相同的问题：你准备用什么策略拯救公司，多快能够实施？由于公司的性质和迈克尔带来的巨大转变，一直以来，迪士尼都是世界上最受人关注的机构之一。我们在过去几年经受了众所周知的困难，这让大家对我本人和我准备采取的措施更加关注了。不少怀疑者仍然把我看成是一个临时的首席执行官，不过是公司从外部找到合适人选之前的短期替补而已。人们的好奇心高涨，但期望值却很低，而我也很快意识到，我必须在任期正式开始之前明确公司的方向并处理一些重要事务。

在等待上任的首周，我便把几位关系最好的顾问——已升任首席财务官的汤姆·斯泰格斯、总法律顾问艾伦·布雷费曼以及首席传讯官泽尼亚·穆哈——叫到我的办公室，列出了一份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最要紧的待办事项清单。我表示：“首先，我们需要和罗伊摒弃前嫌，重归于好。”迈克尔被挤出公司一事多少让罗伊·迪士尼感觉自己的判断得到了证实，但他仍为董事会没有早些拿出行动感到愤愤不平，也对他们把工作交给我的决策心怀不满，尤其是在我公开替迈克尔说话之后。我虽然不认为罗伊能对当时的我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仍觉得停止这场与迪士尼家族成员的持久战，对于公司的形象有着重要意义。

“其次，我们还要努力挽救与皮克斯和史蒂夫·乔布斯之间的关系。”无论从经济还是公关角度来看，与皮克斯合作关系的中止，都对迪士尼造成了重大的打击。无论在科技、商业还是文化领域，史蒂夫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受尊重的人物之一，他对迪士尼的排斥和尖锐批判引起了广泛关注，如果能对这圈篱笆进行任何的修补，都是一项我上任初期的创举。另外，当时的皮克斯已经成为了动画界的标杆，虽然我还没有完全把握迪士尼动画到底有多衰落，但我知道，任何程度的再次合作都对公司有积极意义。同时我也明白，像史蒂夫这样任性顽固的人能接受再次合作的概率小得可怜，但尽管如此，我也必须得做出尝试。

最后，我还要开始对公司制定决策的方式作出改变，这也就意味着重组战规部，对其大小、权限以及使命作出调整。如果说前两个优先事项的侧重点在于公众对我们的看法，那么这个事项的侧重点便是从内部改变人们对公司的认知。具体的实施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也必然要对抗来自战规部的不满和阻力，即便如此，对组织进行重新调整并将战略职责重新归还给各个业务部门，这是迟早都要着手的事。如果能够削弱战规部对所有业务部门的掌控，我们就有望开始慢慢重塑企业的士气。

在讨论商业成功时，人们往往容易忽视一条原则，而与罗伊之间的纠葛，则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不要让你的自尊心阻碍你作出最佳抉择。当罗伊和斯坦利因我被选为首席执行官而把董事会告上法庭时，我非常震惊，也完全可以与他们剑拔弩张，甚至最终获胜，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代价，并分散许多本应用在真正重要事情上的精力。我的工作是把公司带到一条崭新的道路上，而第一步，便是平息这不必要的矛盾。想要做到这一点，最容易也最有效的方法，便是认识到罗伊的根本需求是得到他人的尊重。这尊重对他而言弥足珍贵，对公司而言却如举手之劳。

一点点的尊敬，有之便能够四两拨千斤，缺之却往往造成惨重的代价。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们完成了数个大型并购案，让公司改头换面、重焕生机，而在此过程中，以下这个看似简单甚至老套的理念，与世界上所有的数据分析结果总和起来一样重要：如果你能带着尊重和同理心与人接触和交流，那么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也终将实现。

首先要做的，便是与罗伊·迪士尼达成和解。然而，还没等到我主动找他，和解的可能性就破灭了。我被提拔的消息宣布后不到几天，罗伊和斯坦利·戈尔德便以“竞选过程造假”的罪名将董事会告上了法庭。他们怀疑选拔早有内定，我得到这份工作其实是预设的必然结果，这项指控虽然子虚乌有，但也确实会制造出很大的杂音。还没有来得及上任，我就已经遭遇了第一个危机：一场关于我担任首席执行官合法性的官司，闹得沸沸扬扬。

我决定不通过律师而是亲自给斯坦利打电话，看看他愿不愿意坐下来跟我谈谈。在斯坦利和罗伊于2003年秋天辞职之前，我们曾同在董事会任职。我很容易看出斯坦利在那些年里对我并不尊重，但我觉得，他至少愿意听我给出一个解释。他没有罗伊那么感情用事，也更脚踏实地一些，而我也猜想自己或许能够让他理解，与迪士尼进行长期的法律战对谁都没有好处。斯坦利同意跟我见面谈话，我们在他名下一家离迪士尼总部不远的乡村俱乐部<a id="noteBack_1" href="#note_1">[1]</a>见面。

谈话刚开始时，我对斯坦利描述了自己刚刚经历过的重重挑战：没完没了的面谈，从外部雇来的调查机构，董事会考虑过的诸多候选人，还有六个月里来自公众的无休无止的监视。“选拔调查进行得很彻底，”我说，“他们在最终人选上投入了很多时间。”我想让罗伊彻底明白，他的起诉毫无依据，胜算很小。

他与我把旧话提了个遍，重复完他的陈词滥调之后，又重述了一遍罗伊对迈克尔本人和前几年公司运营情况的不满。我没有和他争辩，而是听他把话说完，然后重申，所有这一切都已是过去，且董事会的竞选过程也是合理合规的。谈话快要收尾的时候，斯坦利收起了一些锋芒，他表示，造成这些仇怨的主要原因是，虽然罗伊为了抗议而先发制人地提出了辞职，但迈克尔还是援引董事会的强制退休年龄规定把他挤下了台，这种做法对人很不尊重，也让罗伊感觉自尊心受辱。斯坦利说，罗伊与这个他曾经看成自己家的地方的纽带已经剪断。他责怪董事会，在他当初发起罢免迈克尔的运动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虽然董事会最终还是挤走了迈克尔，但是罗伊觉得，他本人也在过程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谈话收尾时，斯坦利告诉我：“如果你能想出任何让罗伊回来的方法，那我们就取消诉讼。”我完全没有预料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会谈一结束，我便把电话打给了乔治·米切尔。乔治也很想早点把这一章翻过去，于是恳求我想出解决方法来。我回电给斯坦利，告诉他说我想和罗伊直接谈话。虽然没有抱什么希望，但是我认定，往前推进的唯一方法，便是跟罗伊面对面把误会解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