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财富在21世纪如何演变？（第1 / 2页）
具体而言，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遗产继承额的下跌要超过财富本身的缩水，实际上遗产继承额的跌幅是整体财富跌幅的两倍。但最为关键的是，这样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重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过渡阶段，而不是代表人们所想象的结构性变化。在1950～1960年间，随着资本的重新积累以及资本/收入比β值的重新抬升，财富又开始朝着高年龄阶段集中，由此衡量逝者平均财富与生者平均财富的比值μ又开始上升。财富的增长与财富向高年龄段集中几乎同步，因此就为遗产继承重要性的强势回归奠定了基础。到1960年，1947年的景象就已经成为历史：六十岁和七十岁年龄段的财富超过了五十岁群体。八十岁年龄段的转机则出现在八十年代。在1990～2000年间，各年龄段的财富分布愈发陡峭。2010年时，八十岁年龄段人的财富比50岁年龄段要超出30%。如果把生前的馈赠也算入各年龄段的财富分布，那么2000～2010年的分布图将更为陡峭，基本与1900～1910年的状态接近，即七八十岁年龄段的财富是五十岁年龄段群体的两倍，只不过现在的死亡年龄要大大延后，这更使得 μ值变高。
1914～1945年间继承额的萎缩程度几乎是私人财富缩水的两倍，因此遗产减少并不完全是由整体财富缩水所引起（尽管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关系）。从公众舆论看，民众普遍认为遗产盛行的年代已经结束，这种看法显然要超过认为资本主义宣告终结的观点。1950～1960年，遗产和馈赠额在国民收入中仅占若干百分点，因此人们自然认为遗产效应几乎消失，因而尽管资本整体重要程度较过去有所下降，但现有财富几乎都是个人通过这辈子的勤俭奋斗而积攒下来的。在这种条件下成长起了几代人（尽管有时人们普遍理解的并不完全是真实情况），尤其是那些出生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所谓婴儿潮一代，他们当中许多人今天依然健在，这批人自然会认为通过当世勤劳而不是靠祖先庇荫致富已经是“新常态”。
遗产继承额将在21世纪如何演变？
总之，遗产继承在老龄化社会中会延后，但财富也会随着年纪增长而增加，后者会抵消掉前者的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假如所有人都不死，那么全部的遗产继承就会消失，但如果只是某社会的平均死亡年龄较高，那么情况就会截然不同。人均寿命延长意味着生命重要时点的全部后移：人们的学习时间变长、参加工作时点后移、继承遗产时间后移、退休年龄后推、直至死亡年龄的后移。然而，遗产对于工作所得的重要性却未必会发生变化，至少不会像人们有时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诚然，遗产继承的时间点后移，这意味着人们相比过去更必须要有自身的职业发展。但这又被遗产数额增大或馈赠数额增大的效应所抵消。不论如何，遗产重要性的变化是微乎其微的，而不像人们有时所想象的如文明变迁般剧烈。
如果人类平均死亡和遗产继承时间都向后延伸，这是否意味着继承财富的重要性在减弱？答案是：未必。这是因为在世的人之间的相互馈赠日益重要，部分抵消了老龄化效应，此外也可能是因为尽管继承期向后推，但所继承的财产额也在增加，因为在老龄化社会，财富会随着年龄增长。换言之，死亡率的下降趋势，尽管从长远看不可避免，但该效应也会因年长者相对财富的增加而有所抵消，因此继承财富量依然不会有多大变化或至少不会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急剧下滑。法国所发生的情况就完全如此：逝者离世时平均财富与在世者平均财富的比值μ在1950～1960年后明显上升，这种缓慢发生的财富集中于年长者的情况充分解释了为何近几十年来继承财富的重要性会再度凸显。
战争后的财富复兴
第二个可以解释遗产继承自然终结的因素是寿命延长，因为随着寿命延长，死亡率得以降低，而等待继承所需的时间延长（减少了遗产规模）。暂时不考虑各年龄阶段的人口规模：尽管在各年龄序列的人口数量变化十分重要，但只要我们不认为地球人口从长期看不会无限膨胀或萎缩，那么这归根到底是过渡期现象。在此我要用相当长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并假设人口各年龄序列的规模是稳定的。那么人均寿命延长将会对继承财富的重要性产生多大影响？诚然，寿命越长，死亡率就会出现结构性下降。在法国，本世纪的人均寿命将达到80至85岁，成人死亡率将会稳定在1.5%以下的水平，这与19世纪人均寿命只有60多岁而死亡率高达2.2%时的情况相比有了很大改善。平均死亡年龄的延长也必然导致遗产继承者在继承遗产时平均年龄的上升。在19世纪，遗产继承者在接受遗产时的平均年龄只有30岁；但在本世纪，这一平均年龄将会是50岁左右。
在1914～1945年间，由于资本和资本所有者多次受到冲击，这样的自我维系机制崩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之一就是造成了重新创造财富的热潮。数据显示，1940～1950年间出现了迄今为止仅此一次的财富现象，即逝者离世时的平均财富要低于在世者的平均财富。191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八十岁群体的财富是五十岁群体财富的2.5倍。1931年，高出的幅度只有50%。而到了1947年，五十岁年龄段的财富反而比八十岁年龄段的平均财富高出40%。更令老者寒心的是，当年四十岁群体的财富都超过八十岁群体了。这是所有旧有规律都开始失效的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几年内，财富的年龄段分布忽然出现了钟形曲线，而处于顶点的正是五十岁群体，这与“莫迪利亚尼三角”十分接近（经济学家莫迪利亚尼提出，人们积累财富是为了应对退休后的生活，因此财富最初随年纪增长而增加，后人们会在老年阶段花掉大部分积蓄后死去，这就是著名的“莫迪利亚尼三角”）。只不过在现实状况中，大部分老人的财富并未趋近于零。这与19世纪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当时财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线性增加。
基于某些技术原因，如今资本依然对生产起着核心作用，在社会生活中资本也居于支配地位。在生产开始之前，就必须有资本投入来购买设备和办公地以及支付原料以及各类服务开销，当然还有房租。毋庸置疑，人类技能和能力在过去有了长足的发展，但非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也在按相同比例增长，因此缺乏任何先验理由去认定继承财富会逐渐消失。
这种明显的财富再造的解释其实很简单。所有财富都在1914～1945年间承受了多次冲击，包括房产毁灭、恶性通胀、企业破产以及强制征用等等，因此资本/收入比就出现了迅速下降。如果粗略看，那么有人可能会猜想，所有的财富都承受了相同程度的破坏，因此各年龄段财富分布还是不变。但事实上，那些在战乱中无所失去的年轻群体反而在战后迅速崛起，而不像上了年纪那样的人难以东山再起。假如有商人在1940年时是60岁，他的财产在随后的轰炸、强征和破产中消失殆尽，那么他将很难再白手起家。他或许会活到七八十岁，在五六十年代死去，留给子孙的财产极其有限。但与此相反，假如某人在1940年时才30岁，同样也在战火中失去了一切财产（可能本来就没多少），那么当战争结束后，他还有充分的时间来重新积累财富，因此在五十年代，当他到了四十几岁时，他的财富可能要超过第一个例子中说的那个七十岁的老者。战争让一切归零或接近于零，这必然会产生财富再造的热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两次世界大战确实是在20世纪将所有旧世界的瓜葛一笔勾销，由此也造成了人类终于克服了资本主义的错觉。
从理论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继承财富的重要性会下降，因为财富的重要性在下降（或更精确而言，非人力资本的财富重要程度在下降，即那些可拥有、可在市场上交换并可根据现行物权法完全转移给后代的财富）。当前没有强烈的逻辑理由来说明为何这种乐观看法一无是处。这也是贯穿全部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看法（包括加里·贝克的著述），即便这种乐观看法并不能外化成公式。然而现实情况的发展却并非如此，或至少没有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从19世纪到20世纪，土地资本变成了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房地产，但资本的重要性依然无损，当前资本/收入比似乎正在恢复到一战前欧洲“美好时代”以及此前的历史最高水平。
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遗产继承额会变得如此之低：那些本应在1950～1960年间继承遗产的人并未见到多少遗产，因为其父母一辈没有时间来重整河山，其父母在去世时留下的财产相当稀少。
与此相对，当今世界由“七零后”“八零后”组成的年轻群体却有不同感受，他们感受到（或多或少）遗产继承的重要性将会重新在他们的生活或者亲朋好友的生活中凸显。以房产为例，对于这部分群体而言，来自父母的赠予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能否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在什么年纪住上自己的房子以及房子的位置面积如何。至少与上一代人相比，来自父母的赠予对当前年轻一代人来说更加重要。遗产继承对年轻一代的生活、职业以及个人和家庭选择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对婴儿潮一代人的影响。遗产继承的重新崛起目前尚未完成，这场变迁才刚至中途（2000～2010年遗产继承额占国民收入比例水平处在五十年代低位和1900～1910年高位的中间）。迄今为止，与此前那次变化相比，遗产继承重要性的提升并未对民众看法造成深刻影响，民众思维还停留在“今生奋斗才决定财富”的状态。但经过接下来几十年的发展，情况将会发生很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