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公元1994年10月7日，星期五。（第1 / 3页）

年青人看着她忧郁地说：“这次反弹以后，如果再跌破今天的低点，那就只好夺路而逃，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吧。”

年青人说完向门厅走去，陈红梅跟上去说，我下午买了一点浦东金桥，没什么问题吧？年轻人说，今天是可以买股票的。陈红梅问他买股票没得？

“我买了五手凌桥。”年青人说着竟把委托回单递给她。陈红梅诧异地接过回单，瞟了一眼单子上的名字，说：“你叫袁非，这名字好。我叫陈红梅，我们就算认识了。我是一个新股民，以后还请多关照。”

“你在楼上，股市消息来得快，该请您关照才对。”他们一道走出证券营业部，在门口站了一会，由于两人都没想到该说什么，便客气地分了手。

陈红梅在他的话外听见一位老太在问身边的年青人，问他能不能再买一些股票？年青人大声说：“我可没这么乐观，明天反弹起来，半仓以上的最好减磅操作。”

陈红梅的心鹿跳一下，她侧过脸去，恰好遇上年青人一双贼亮的目光。她生平最讨厌这类好色之徒，便撇撇嘴转身离开人群，上楼回了大户室。

第二天，上证指数重新回到900点，全天的上攻势头都还可以。但在收市前半小时，陈红梅发现指数掉头向下，量也随之放大，忽然觉得背后有一双锐利的眼在看着自己。她没有请示父亲便把手里的两万股浦东金桥全部抛了出去。陈红梅看着成交回报心里发虚，因为上证指数很快止跌，拉起来几乎以全日的最高点收市。她看看卖出股票的成交价跟收市价相差整整三毛钱，也就是一时冲动做亏了六千元，那双该死的眼睛，还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呢。

陈红梅回家向父亲汇报了交易情况，老爷子把她臭骂一通。他最后说：“连香港人都讲上证指数在不远的将来可以上到一万点，今年底冲上一千五百点绝不成问题，今后不准再擅自操作了。”

陈红梅擅自卖掉浦东金桥的第二天，上证指数高开10个点便一路下行，一天跌去70余点。陈红梅跟几位大户去问证券营业部的总经理，问他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样没理性的暴跌？总经理说，上海那边有大利空在流传，要他们明天最好卖出部分股票。

陈红梅跟父亲通过电话以后，脑袋里空荡荡的，许久才明白30多万没有了。父亲挣点钱也不容易，厂里这几年是每况愈下，本想在火暴的股市里搏点流动资金，现在可是连厂里的固定资产都输出去了。

陈红梅从皮包里拿出几张卖单，犹豫中还是给好朋友刘长平打了电话。刘长平作为一名旁观者，在股市狂泻的第二天就叫陈红梅平仓，而她却要请示父亲。父亲当时认为国庆节前最后一天可能有反弹，谁知这个美好的愿望被明年将取消“T+0”的传言击溃了。

“长平，老爸叫把股票全卖了。”陈红梅咽着泪说。

“已经暴跌这么多……全部卖掉是不是有点走极端呀。”刘长平在电话那头说。

“昨天，我爸的一个朋友来电话，说股市有可能崩盘，他当时听了一脸铁青，什么话也没说，……直到刚才才来电话叫我卖股票。”

陈红梅第二天没能卖出一股股票，因为她必须请示父亲，而她父亲坚决不同意，还骂她神经过敏。

国庆节后的第一天，上证指数又跌落80多点，跌得满地都是“廉价筹码”。临收市前，父亲叫她把两万股浦东金桥买了回来。

陈红梅照父亲的指示买了股票，心头跟几天前卖出时一样的有点发悚。她在收市以后路过散户厅，看见那位戴眼镜的年青人在跟几个股民谈论着什么，便犹犹豫豫地走了过去。她听见他说：“连着三个交易日，指数跌去二百多点，跌幅近百分之三十，明天可能会有一次像样的反弹。”

“你说反弹高度有多少？”旁边有人问。年轻人看看陈红梅，认真地说：“我认为应该是这次跌幅的一半，一百个点，在八百点左右。不过，保守些可以在七百七十点出货。”

“如果再跌怎么办？”陈红梅问道。

“哎，老爷子看来是顶不住了，还是照他的话办吧。”

“好，我现在就去……”

“喂——”刘长平叫住陈红梅，说堂兄刘长青从海南回来了，要她晚上去一趟刘家。

“真的呀，我晚上一定过来。”陈红梅大声说，眉头舒展了不少。她收了线，慢慢填好卖单，轻轻抹掉挂在眼角的泪痕，去隔壁的报单处下单。她在狭窄的过道上，看见了大厅里的袁非。

九州证券戈乐区营业部设在区体育馆内，大户室搭在室内篮球场边，出门就能看见下边散户大厅。股市暴跌的前两天，上证指数在横盘，陈红梅心情郁闷便走出大户室，她站在栏杆边看见下面的散户三五成群地在讨论或争论着什么，其中一位中年人还在高谈阔论股票行情。陈红梅不由自主地来到散户厅，凑过去听见这位“股评人士”说本轮大行情，上证指数最低也要看看1200点，有可能要冲到1500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