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对黄金时代的反思（第3 / 4页）

这不仅仅是德国赔偿协约国的问题，而是涉及协约国之间复杂的债务网。需要采取措施来获得信贷，使商业和贸易重新开启。最好的方法是，拥有最强财政实力的美国，在已有的贷款和担保之上提供新的贷款和担保。这种新的流动性，结合自由贸易区，有可能助推为处理债务负担所需要的经济增长。也有很多人推荐另一条路，就是免除所有债务，重新开始。虽然很难让法国免除德国的债务，但如果美国免除债务，对法国将是一种解脱：此举对法国的效应将是正面的，因为美国作为债权人的可靠度更甚于德国作为债务人的可靠度。事实上，以上都没有发生。取而代之的是，由英国和法国领导的强者，压倒了主要以德国为代表的弱者，被迫以现金、实物和黄金支付惩罚性的赔款。

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包含了许多由奥尔德里奇和沃伯格设计的特点，用来克服美国对中央银行异议的传统。这个新的实体不再被叫作中央银行，而是称为联邦储备系统。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实体，而是联邦储备委员会指导下的区域储备银行的集合，委员会成员并非由银行家选择，而是由总统指定并需参议院认可。

总的来看，它似乎分散了权力并处于民选官员的控制之下。然而，其内部的实际机制，更多地符合杰基尔岛会议的真实意图。通过公开市场运作的实际货币政策，将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导，因为纽约是与美联储有业务关系的主要银行和交易商的所在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由董事会及其主席管理，他们不是由政治家而是由持股人选择的，股东则以纽约的大银行为主。结果是这幺一个“美联储内的美联储”，它由纽约的一些银行操控，以服从它们的目标，包括救市时需要的宽松信贷。

这些特点中的某一些随后在1930年代的立法中有所改变，权力集中到联邦储备委员会所在的华盛顿特区。近年来，董事会不再由银行家而是由经济学家和律师主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者甚至比银行家更乐于信贷宽松和救市。但至少在整个1920年代，纽约联储在其第一任主席本杰明·斯特朗的强势领导下，主导了美联储“系统”。斯特朗从1914年开始管理该机构，直到1928年去世。斯特朗是摩根的搭档亨利·戴维森的亲信，也是J·P·摩根本人的亲信。因此，摩根对美国新的中央银行的影响圈得以完成。

历史自有其回响。杰基尔岛会议几十年后，弗兰克·范德利普的国家城市银行和查尔斯·诺顿的第一国民银行合并为纽约第一国家城市银行，之后简称为花旗银行。2008年，在美联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银行救市计划中，花旗银行是受益者。由范德利普和诺顿及其同仁们于1910年在杰基尔岛奠定的基础，被证明足够坚实并能在几乎百年后，完全按照他们的预想挽救各自的银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和约》——1914年～1919年

尼克伯克信托银行的失败只是更普遍的信心丧失的开始，它导致了又一次股市崩溃，甚至是进一步的银行挤兑，最后是全面的流动性危机和对整个金融体系稳定的威胁。当时仰仗了J·P·摩根组织的主要银行家们的集体行动——一种私人金融救市形式，危险才被消除。这是美国金融史上最着名的戏剧性场景之一，摩根召集了一些银行家到他在曼哈顿默里山附近的住宅开会，不许他们离开，直到敲定一个旨在安抚市场的救市计划，并且规定了每一位做出具体的财务承诺。计划起了作用，虽然大规模的金融损失和混乱已经持续了一阵子。

1907年的市场恐慌的直接结果是，参与救市的银行家们一致认为，美国需要一个中央银行——一家有能力发行新的基金以拯救私人银行系统的政府银行。银行家们希望政府发起一个组织，可以借给他们无限量的现金来应对种类繁多的抵押品。银行家们意识到，J·P·摩根不会永远在那里提供领导，而一些未来的恐慌要求的解决方案，甚至会超越伟大的摩根本人的资源和天赋。在下一次恐慌到来之前，必须有中央银行这样一种最后资源来充当私人银行的无限借贷人。

美国对中央银行的反感有着悠久的历史。1913年前，在美国历史上，曾经有两次类似于中央银行的举措。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敦促下，国会于1791年授权了第一家美国国家银行，但其执照于1811年詹姆斯·麦迪逊总统任内过期，延长执照的提案差一票未获通过。五年后，麦迪逊通过国会颁发了第二家美国国家银行的执照。第二个执照的有效期为二十年，需要在1836年更新。

当第二家国家银行到期续约时，又遭到了来自国会和白宫的反对。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反对依据，部分出于他1832年竞选总统时提出的纲领。当时有一场存在很大分歧的全国性辩论，其中包括杰克逊把所有的国债存款从第二家美国国家银行中取出，存入一些有州执照的银行中。其后延长执照的提案在国会通过，但杰克逊予以否决，执照未能更新。

人们对两个国家银行在政治上的反对，基于对财政集权的普遍不信任，以及认为发行国家纸币会助推因宽松的银行信贷而造成资产泡沫的观念。从1836年到1913年，几乎八十年空前繁荣的、创新的和强劲的经济增长期中，美国一直没有中央银行。

第一次货币战争的最后一个前因是以下一系列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和会及《凡尔赛和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以一方投降而是以停战协议结束的。对任何停战协议，人们的期望是，停止敌对行为，允许双方协商一份和平条约，但在某些情况下，谈判可能破裂，战争恢复。持久和平的谈判是1919年巴黎和会的主题。英国和法国都意识到各自的战争账单。他们把巴黎和会视为对战败的德国和奥地利强征这些费用的机会。

然而，巴黎谈判的成功与否尚无法预测。<a id="jzyy_1_31" href="#jz_1_31">⁽¹⁴⁾</a>虽然德国陆军和海军于1918年11月被彻底击败，但截至1919年春季还没有签订一份和平条约，不过看起来协约国越来越不愿意或无法持续战争。因此赔偿谈判确实只能是一场谈判。就赔偿而言，协约国在1918年11月和1919年3月间已丧失了对话语权的专断。对于协约国的任何计划，现在必须说服德国同意。

德国战争赔偿的金额和性质，是巴黎和会最棘手的问题。一方面，德国将被要求割让领土和部分工业实力。另一方面，德国割让的东西越多，它可能支付的赔款就越少。法国看中德国的黄金储备，在1915年总额超过876吨，是世界第四黄金大国，仅居于美国、俄罗斯和法国之后。

虽然赔款往往被认为只是德国可以支付给协约国多少，但实际情况相当复杂，因为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负债累累。正如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在《巴黎1919》中所写的，俄国欠了英国和法国大笔债务，但在俄国革命后却违约取消了。其他的债务国，如意大利，则无偿还能力。另外，英国欠美国47亿美元，法国欠美国40亿美元并另外欠英国30亿美元。几乎没有一个债务国有能力偿还。信用和贸易的整个机制都被冻结了。<a id="jzyy_1_32" href="#jz_1_32">⁽¹⁵⁾</a>

现在，在1906年旧金山地震和1907年金融恐慌的废墟上，美国开始了齐心协力创建一个新的中央银行的努力。<a id="jzyy_1_30" href="#jz_1_30">⁽¹³⁾</a>鉴于公众对中央银行普遍的不信任，以J·P·摩根、小约翰·D·洛克菲勒和华尔街库恩洛布公司的雅各布·H·希夫等代表为首的银行发起人，知道需要进行教育以取得民众的支持。他们的政治赞助对象，时任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参议员纳尔逊·W·奥尔德里奇，在1908年起头立法，创立了国家货币委员会。之后数年中，国家货币委员会是众多研究、赞助、讲演以及与着名经济和政治学会联系的平台，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向民众灌输促进强大中央银行的想法。

1909年9月，威廉·H·塔夫脱总统公开呼吁全国考虑支持中央银行。同月，《华尔街日报》在“关于中央银行”的主题下发表了一系列支持中央银行的社论。次年夏天，公众和政治基础已经奠定，制订一个新银行的具体计划的时机到来了。接下来发生的，是金融史上最离奇的插曲之一。参议员奥尔德里奇是为央行立法的主要发起人，但该法案需要按照纽约银行家们期望的方式来起草。银行家们尚未走出1907年恐慌的阴影，仍在寻找下一次恐慌来临时能给予他们担保的最后借贷方。这就需要一个由银行家组成的委员会来为中央银行起草计划。

1910年11月，奥尔德里奇召集了一次会议，与会者包括他自己、华尔街的一些银行家和新近任命的助理财政部长艾布拉姆·派亚特·安德鲁。银行家中包括了库恩洛布公司的保罗·沃伯格、洛克菲勒旗下的纽约国家城市银行的弗兰克·A·范德利普、摩根旗下的纽约第一国家银行的查尔斯·D·诺顿和J·P·摩根本人及其最资深最强力的搭档亨利·P·戴维森。安德鲁是一位哈佛的经济学家，他将作为这个小心平衡的摩根和洛克菲勒利益集团的技术顾问。

奥尔德里奇指示他的代表们在夜幕的掩护下，到新泽西州霍博肯一个荒凉的铁路支线见面，那里有一列私人列车等着他们。代表们被通知必须单独前往，不惜一切代价躲开记者。一旦上了列车，他们彼此只能呼名而不能道姓，这样当他们离开后，搬运工人将无法确定他们的身份来透露给朋友或记者；安全起见，有些人甚至采用了化名。列车行进两天后，他们抵达大西洋海边佐治亚州的不伦瑞克，大约在萨凡纳和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之间。从那里他们去到杰基尔岛，入住J·P·摩根部分拥有的杰基尔岛私人俱乐部。代表们在那里工作了一个多星期，敲定了奥尔德里奇议案，它将成为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蓝图。

之后花了三年时间，《联邦储备法》得以通过。这是基于杰基尔岛计划的奥尔德里奇议案的正式名称。《联邦储备法》最终在国会以绝大多数票于1913年12月23日通过，并于1914年11月正式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