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演习准备（第1 / 3页）

史提夫当然被分配到俄罗斯军团。O.D.则被分配到灰色军团，代表对冲基金和瑞士联合银行，这又是一个合适的分配。我被分配到中国军团，与我一起的还有一位着名的哈佛学者，一位高智商的兰德公司分析师和另外两位其他领域的专家。

所有的军事演习都有一些共同元素。它们涉及两个或多个团队，亦称军团，习惯性地被指定为有关国家的名称或某种颜色。一个典型的演习可能涉及一个红色军团，通常是坏人，一个蓝色军团，好伙计，也有些演习有更多方参与。一个关键的军团是由演习总监和被指定为裁判的参演者组成的白色军团。白色军团决定某一个具体的演习行动是否被允许，也决定在每一轮比赛中谁赢谁输。一般由演习设计师对每个军团指定具体的目标或任务；其后参演者被期望采取合乎逻辑的行动来实现那些任务，而不是在无法解释的方向上漫无目标地动作。演习设计团队还将用政治科学家、军事战略家和其他分析师来描述影响所有演习者的初始条件，由他们决定起跑线。最后，还设计了度量国力的一些系统，以便确立在演习开始时每个军团的相对国力，其方式与战争开始时相仿，一些军团比其他军团更强大，或一些经济体具有较大的工业潜力。

离金融战争演习只剩下几个星期了，是放一些陷阱——军方称为“调理战斗空间”——的时候了。我知道俄罗斯的国力在比赛开始时会明显弱于美国甚至中国。事实上，国力评估显示俄罗斯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而中国在两者之间。就我而言，这只是意味着俄罗斯在演习中必须更加聪明更加努力地去做非常规的动作，以使美国大吃一惊。作为一个关心国内经济进程和抵御金融攻击能力的美国人，我希望美国在演习环境中遭遇某种震惊或挫折。这是在现实世界中遇到严重挫折之前，我们为美国尽职并且使国防部和情报界某些人睁开眼睛的最好方式。事实上，史提夫、O.D.和我都不在美国军团，这使我们有可能提供某种震慑。事实上，我们以更少的国力开始，意味着我们必须更富创造性，更隐秘谨慎。

在行政部门交替中经历了一些不确定和拖延之后，奥巴马政府指示按原计划进行。正式邀请于2009年1月下旬发出。演习将延续两天，3月17日和18日，在APL战争分析实验室气势宏伟的作战室中进行，它曾被用于过去的多次战争模拟。

“1020路标”是康涅狄格州达里恩一个受欢迎的小酒馆，靠近我的住所，也离史提夫在纽约州韦斯特切斯特县的家不远，它已成为附近斯坦福银行和瑞士联合银行投资银行家们的一个聚会场所。桃花心木酒吧，黄铜灯具，玻璃吊灯和白色桌布，带来一种古典法国的面貌和感觉。我建议史提夫在比赛前一周一起在那里吃晚饭，并作出使美国处于守势的计划。

当完成回顾概述后，我再次指出，我们有非常多的军方、情报和智库参演者，但除了我以外没有任何华尔街人士。我知道，通过邀请上述参演者，我们将得到十分可预测的行动－回应功效。这些人精通宏观经济学和策略，但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资本市场在战壕中的作用。我告诉他们我想招聘一些投资银行家和对冲基金人员加入。他们说，还有足敷两个参演者的预算，我可以自行招聘。

最有趣的是，每个军团都有一套外卡，外卡允许的行动和回应，不包含在每一轮情景的开始套路中。虽然这是在紧凑预算下的第一次实施，且可能的结果在开始时尚不清楚，但首脑会议和外卡的结合足以提示，我们可以向五角大楼显示真实的非传统的金融战争将如何发生。

我招聘的第一个人员是史提夫·哈利韦尔，一位经验丰富的银行家和私募股权<a id="jzyy_1_9" href="#jz_1_9">⁽⁸⁾</a>投资人。史提夫短小精悍、生气勃勃，因其粗框眼镜和光头很容易被认出。他是“俄罗斯通”的典型，就读于卫斯理学院本科期间，便作为肯尼迪—赫鲁晓夫时代的早期交流生于1963年首次访问苏联。后来他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在花旗银行有一段漫长的职业生涯，他在那里参与了花旗银行莫斯科分行的开张，而后在1990年代推出了美国第一批俄罗斯投资基金中的一个。史提夫知道无穷无尽的俄罗斯轶事，他以很强的幽默感告诉每个人生动的细节。他说俄语就像一个俄国人，并因他的银行和投资活动而在俄罗斯有一个庞大的网络。史提夫和我于2008年冬在莫斯科花了一周时间为我的一些对冲基金客户做市场调研。这次旅行，因为美丽的红场夜间降雪和我们与俄罗斯主人一起消耗的巨量伏特加和鱼子酱而令人难忘。我知道他将会在五角大楼的金融战争演习的俄罗斯军团中完美发挥。他也欣然同意加盟。

演习将在两天内有三个行动。两个行动在第一天，第二天有一个额外行动再加上结束总结时间。每个军团有自己的设施可用，作为决定他们每个行动的“首都”，在战争室有全体会议，各军团独自采取行动，而他们的对手则对此回应。白色军团主持全体会议，奖励或减去每个军团“国家实力指数”的国力分数。在每个回合中，军团可以在指定地点进行双边首脑会议或与其他军团谈判。

我还能招一个人。因为史提夫做的是私募股权基金，是一名长期投资人，我想要一个更接近市场日常动态的专家，他更了解什幺是所谓的“技术指标”，即短期供应和需求失衡可能会推动股票价格远离其基本价值，并使所谓的理性投资人措手不及。我需要一个知道处理这种巨大订单个中所有诀窍的人，这种订单可以摆布市场，把不知情者碾压粉碎。我打电话给一位在金融战壕里超过三十年的朋友，他在华尔街以“O.D.”为人所知。

我们的第三次预备会议于11月中旬举行；这次有一些新面孔，包括来自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我们不再考虑金融战争演习的可行性；演习现在肯定要进行，要专注的是演习设计。我提供了详细的金融战争情景，并提出一个观点，由于资本市场的复杂动力学，演习设计应当包括攻击者和防卫者都始料未及的不可预测结果。会议的结论是，国防部和APL的演习设计团队已从专家那里获得足够的数据来完成最终设计。剩下的只是选择参演者，设定日期和开始演习。

在伴随着牡蛎、白葡萄酒和伏特加的祝你健康声中，我们稍事回忆在莫斯科的经历，然后开始谈正事。我递给史提夫一份我以前所写的模拟俄罗斯中央银行的新闻稿，它曾被用于一些文章和讲座。新闻稿说，俄罗斯正在将黄金运往瑞士，并在伦敦创办一家新银行。该银行将发行用瑞士金库中的黄金支持的一种新货币。最初俄罗斯将拥有所有的新货币，但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存入黄金并兑换新货币。其中还有其他技术特点使得计划可行，如贷款和结算能力。关键是从现在起，俄罗斯的石油或天然气出口必须用这种新货币结算。美元将不受欢迎。

在10月的会议上，我做了一个关于期货和金融衍生品的报告。解释如何使用这些杠杆化<a id="jzyy_1_8" href="#jz_1_8">⁽⁷⁾</a>工具操纵潜在的实体市场，包括那些战略大宗商品如石油、铀、铜和黄金等。我也解释了由参议员菲尔·格拉姆主导、克林顿总统于2000年签署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其中禁止衍生品监管的条文，如何打开了这些产品在数量和种类上指数级增长的大门，它们被用来掩护主要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使之几乎无法被监控。我搭建了借壳公司、主权财富基金和衍生品的杠杆如何联合起来发动金融珍珠港袭击的图景，对此美国将完全措手不及。演习前的研讨会开始达到其目的；军事，情报外交专家和金融专家现在意见一致。金融战争的威胁越来越明显。

拼图的最后一些碎片正在复位。团队决定会有美国军团、俄罗斯军团和中国军团。此外，还将有一个环太平洋军团，其中包括日本、韩国、越南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这并不是最理想的，因为，如果把韩国作为单独的实体，它可以根据问题类型采取非常不同的立场，但这样的妥协是必需的，以便不超出我们的预算范围，使演习能顺利开始。也将有一个灰色军团，代表世界其他地区（我不确定欧洲人会怎幺感觉，他们没有得到他们自己的军团，而不得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冲基金和开曼群岛共享一个平台）。最后，当然是无所不能的白色军团，指挥演习过程，并在演习结束时确定胜者。

从共事于格林尼治资本公司（政府债券主要交易商）时算起，我认识比尔·奥唐奈已经有几十年了。比尔是我们那儿最聪明的销售员之一，除了埋头处理客户订单之外，他总是面带微笑。他从来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从不发脾气，这在交易大厅实属罕见。他一头清爽的灰白色卷发，一身学院风装束，外表俊朗，随和的举止使他成为最受欢迎的债券从业者之一，虽然该行业素以众多令人不快的A型人格<a id="jzyy_1_10" href="#jz_1_10">⁽⁹⁾</a>人士着称。他热爱这一行业并见证了一切，从1982年初牛市启动，到始于2002年的房地产泡沫。2009年我给他打电话时，他是银行业巨头瑞士联合银行位于康涅狄格州斯坦福的北美总部的利率战略负责人。

我不是一个军事演习专家，但我是被指定的华尔街专家，所以我与演习设计师一起工作，把我所知道的世界与他们参数范围内的所有类别、时间表、规则和预算相匹配。我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确保演习设计允许非常规情景。我知道，一次真实的金融攻击不会涉及任何一目了然的事情，例如在公开市场上抛售国库券，因为总统有近乎独裁的权力，可以冻结试图那样扰乱市场的任何账户。袭击几乎肯定涉及很难识别的借壳公司和难以跟踪的衍生品。最重要的是，金融攻击几乎肯定会涉及美元本身。破坏对美元的信心将会比实施任何特定的使美元贬值的手段有效得多。如果美元崩溃，所有以美元计价的市场都会跟着美元一起崩溃，而总统冻结账户的权力将毫无用处。我打算确保演习设计容纳一场真正的货币战争，而不仅仅是股票、债券和商品期货的战争。

我曾为国家安全项目招聘过许多华尔街人士，与那些人一样，他立刻明白这是怎幺一回事，并迫不及待地志愿参加。经与他的瑞士联合银行上司磋商后，几天后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参加，”他说，“只要告诉我需要我在哪里。与将军和情报人员混在一起真是太棒了。我都等不及了。”搞定。

一旦进入演习，参演者将促使每个军团采取行动，而白色军团评估每个军团行动的成功或失败，并对每个参加竞争的军团加分或减分。其他设计特点包括指定演习进行的天数和每一天的行动数量。这是一个重要的实际约束，因为对许多外部专家而言，他们很难离开其专业岗位一次超过两到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