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经济学的误用(第2 / 5页)
货币主义是一种经济理论,创始人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其基本原则是,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国内生产总值变化的最重要的原因。当用美元度量时,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产生实际增长的“真实”部分和虚幻的“通货膨胀”部分。两者相加,得到以美元总额度量的名义增长。
货币供应量(M)由美联储控制。美联储通过印制货币购买政府债券来增加货币供应量,又通过出售债券回收货币来减少货币供应量。周转率(V)用来度量货币周转的快慢。如果有人花了1美元,同时收款人也把它花了,这1美元的周转率就是2,因为它被花了两次。如果把这1美元存入银行,那幺它的周转率就是0,因为它根本没有被花掉。在方程的另一边,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有其真实部分(y)和通货膨胀部分(P)<a id="jzyy_1_90" href="#jz_1_90"><sup>(3)</sup></a>。
奥巴马政府治下的美国财政赤字,2009年为1.4万亿美元,2010年为1.2万亿美元。政府预计2011年和2012年的赤字分别为1.6万亿美元和1.1万亿美元——短短四年的总额为令人震惊的5.4万亿美元。为了证明2009年以这种规模的赤字实施的7 870亿美元额外刺激计划的合理性,关键是要说明,若没有这些支出美国会变得更糟糕。对凯恩斯乘数的论证必须坚如磐石。
这说明:货币供应量(M)乘以周转率(V)等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它可以被分解为价格变动部分(P)和实际增长部分(y)。
没隔多久证据来了。在罗默和伯恩斯坦研究后的一个月,对同样的开支计划的另一项更严谨的研究,由斯坦福大学的约翰·B·泰勒和约翰·F·科根提出。泰勒和科根的结论核心是,所有乘数都小于1。这意味着相应于支出的每一块“刺激性”美元,私人部门的商品和服务减少了。泰勒和科根采用了经济学家们广泛支持的最新乘数模型,并对有关利率和消费者面对未来更高税收的预计路径采取了更现实的假设。泰勒和科根的研究得出,奥巴马刺激计划的乘数效初期为0.96,2009年底则迅速下降为0.67,而到2010年底将下降到0.48。他们的研究表明,到2011年,对应每1美元的刺激花费,私人部门的产出将下跌60美分。奥巴马的刺激计划伤害了私人部门,并因此妨碍了私人部门创造工作机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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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货币流通周转率是一个最大的变数,是不能人为控制的因素,是不能微调的变量。周转率是心理性的:完全取决于个人对经济前景的感觉,或是全体消费者的集体感知。周转率不能为美联储的印钞或生产率的提高所控制。这是一种人类行为现象,并且是一种强大的行为现象。
在他的生命行将结束时,凯恩斯提倡被称为班科(凯恩斯国际货币单位)的一种新货币,其价值与一组商品(包括黄金)挂钩。当然他对1920年代的金汇兑本位有过激烈的批评,但他十分务实并且意识到货币必须与什幺东西挂钩。出于这个原因,他倾向于全球商品本位而不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美元-金本位。
但如果周转率不是常数呢?
在这里我们的目的不是详细回顾凯恩斯经济学,而是专注与货币战争最有关系的缺点。在货币主义中,缺点是消费者的选择导致了周转率反复无常。而在凯恩斯理论中,缺点是着名的“乘数”。
如果适度增加货币供应就是全部,那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将是世界上最容易的工作。事实上,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建议,只要一台正确编程的计算机就可以调整货币供应,无需美联储。从对经济的自然真实增长率的合理预估出发,以相同的水平提升货币供应量,就可以得到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当然可能需要一点变通,考虑到时间滞后以及对增长的预估因生产率而有所变化,但一切还是简单明了,只要货币流通周转率保持不变。
泰勒和科根的研究并不是唯一得出凯恩斯乘数小于1,并且刺激计划妨害了私人部门产出的结论的。约翰·泰勒于1993年在另一项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特,哈佛的罗伯特·巴罗,斯坦福的迈克尔·库姆霍夫和其他研究者,分别在各自的研究报告中给出了在一定条件下凯恩斯乘数小于1的验证。通过对经济文献的回顾表明,罗默和伯恩斯坦用来支持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的方法,是非主流的经济思想,难以得到除开意识形态之外任何其他原因的支持。
弗里德曼的想法体现在货币量化理论的一个公式中。变量是M=货币供应量,V=货币周转率,P=物价水平,y=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公式为:
凯恩斯的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的理论,最后被证明只在有限的条件下成立,这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理论,而不是他声称的普遍理论。刺激计划短期比长期更有效,对付流动性危机比对付偿付能力危机更有效,对于经济的温和衰退比严重衰退更有效。刺激也对一开始相对债务水平较低的陷入衰退的经济体更有效。卡尔·F·克莱斯特教授在1960年代奠基性的但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计量经济学中推断,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工具,对于那些以平衡预算为开始的经济体最有效。克莱斯特第一个界定了所谓的“政府预算约束”概念,这个概念似乎已经被人遗忘。克莱斯特写道:“结果有力地表明,极端的财政倡导者和极端的货币倡导者都是错误的:财政变量强烈地影响着……货币存量中一个给定变化的效果,而公开市场的运作强烈地影响着政府在开支和税收中给定变化的效果。”克莱斯特说,凯恩斯刺激的影响无法独立于赤字起点来评估。
弗里德曼的贡献在于说明,增加货币供应对于增加产出只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超出这一范围的任何名义增长都是通胀的而不是真实的。事实上,美联储可以印制货币以获得名义增长,但相应的实际增长却有一个限度。弗里德曼还推测,货币供应量增加的通胀效应可能会滞后,使得短期内印制的货币可以增加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但之后通胀出现,抵消了之前的增长。
对于凯恩斯刺激有利的条件,在2009年初的美国都不存在。这个国家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巨大的赤字和严重的肯定将持续多年的偿付能力危机——正好是对于凯恩斯刺激不利的环境。这种刺激开支除了增加赤字和浪费宝贵资源外,没有其他用处。
凯恩斯乘数理论的前提是,考虑到所有二级效应,假设1美元政府赤字会产生超过1美元的总经济产出。乘数是经济学中的大脚怪——很多人都会假设它存在,但极少有人(如果真有的话)见过它。凯恩斯主义公共政策的基础被称为集体需求,或是国内经济中所有支出和投资的总和,不包括库存。例如,一个工人被解雇,他不仅失去收入,也停止了消费,从而导致其他人也失去收入。失去的收入和消费导致了总需求下降,它会自我反馈,导致更多的企业解雇更多的员工,然后消费更少,如此这般地恶性循环下去。凯恩斯理论认为,政府可以介入,花费个人不能或不会花费的钱财,从而增加总需求。政府支出可以阻止下滑,推动经济重新增长。
对此货币主义者会说,如果y只能每年增长4%,那幺理想的政策是将货币供应量增加4%,周转率和价格水平保持不变。这将是一个接近最大实际增长和零通胀的世界。
依靠政府支出以促进总需求的理论的问题在于,政府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钱。政府必须靠印制货币、征税,或是从其公民或国外处借钱。印制货币可以导致名义增长,但也会引起通货膨胀,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增长其实没有变。征税和借贷可能使政府花费更多,但这意味着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较少,因此仍不清楚总需求将如何增加。在这里,乘数这一说法就发挥作用了。关于乘数的想法是,政府的1美元支出将刺激其他人消费更多,并导致产出的增加超过1美元,这就是当初从私人部门取出美元的理由。
几十年来,由这个方程引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掺入通胀前的真实的经济增长量,是否有一个自然极限?真正的经济增长受制于劳动力总量及其生产率。美国人口增长率每年约1.5%。生产率的增加有所不同,但每年2%~2.5%是一个合理的估计。把劳动力与生产率相加,美国经济每年实际能增长3.5%~4%左右。这是长期的实际产出,或是等式中y的增长上限。
1美元的政府支出能造成多少产出呢?换句话说,乘数的大小是多少呢?恰好在奥巴马总统执政之前,他的两位顾问,克里斯蒂娜·罗默和贾里德·伯恩斯坦,发表了一项着名的研究,其中就同建议的2009年刺激计划的关系,研究了这一乘数。据罗默和伯恩斯坦估计,一旦新的支出开始和运行,乘数值约为1.54。这意味着对于1 000亿美元的奥巴马支出计划,罗默和伯恩斯坦预计产出将增加1 540亿美元。因为整个奥巴马计划的总数为7 870亿美元,只是实施刺激计划导致的“额外”产出就将达到4 250亿美元——历史上最大的免费午餐。这一刺激的目的是为了抵消2007年后期开始的萧条的影响,并保持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