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演习准备（第1 / 3页）

为了保障实验室内的绝密工作，对访客的安检程序与美国政府国防或情报设施的安检程序一样严格，从事先的许可证和背景调查开始。到达后，访客很快被分为两类，“无须陪同”或“需要陪同”，以徽章的不同颜色显示。其实际影响主要体现在来回咖啡机的途中，但隐含的意义是，那些持有“无须陪同”徽章的人，已经从他们单位的主管或政府承包商那里得到高度安保的许可。黑莓手机、苹果手机和其他数字设备，必须存放在安保处，离开时才能取回。X射线扫描仪、金属探测器、多重安保区和武装警卫是例行常规。一旦进入，你就真正陷入了军事情报复合体的氛围之中。

总共大约有40人参加了9月会议，包括许多杰出的学者、智库专家、情报官员和穿制服的军人。我是被要求在那一天做正式报告的五人之一，主题是主权财富基金。主权财富基金由政府设立，用于把政府多余的储备金做投资，许多基金的资产总值在千亿美元量级甚至更高。这些储备金基本上是硬通货盈余，大多数是美元，由政府通过出口自然资源或制造业产品赚取。最大的储备金由石油生产国挪威和阿拉伯国家，或是制造业出口大国和地区如中国掌握。传统上这些储备金由那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以高度保守的方式管理；投资局限于低风险的流通票据，如美国国库券。这种策略提供了流动性，但不会提供太多收入，往往趋于将投资组合中的一大部分仅仅集中于一种投资类型。事实上，盈余国家把他们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收益。储备金的规模在1990年代开始急剧增加，部分是全球化的结果，盈余国家开始寻找使投资获得更高收益的方法。中央银行没有能力这样做，因为它们缺乏选择股票、期权、私募股权、房地产和对冲基金所需要的投资人员和投资组合经理，而这些是高收益的关键。因此，主权财富基金开始出现，以便更好地管理这些投资；最早的主权财富基金创立于几十年前，但大多数出现在过去十年中，发起政府从中央银行储备金中拨出大笔款项，并强制性地要求建立一个涉及全球的多元投资组合。

就基本形式而言，主权财富基金在经济上是有意义的。大多数资本用于专业投资，不包含隐藏的政治目的，当然并非总是如此。有些收购是形象工程，如“中东”投资迈凯轮、阿斯顿·马丁和法拉利F1方程式赛车队，而另一些投资在政治上远比在经济上更重要。在开始于2007年的大萧条的第一阶段，主权财富基金是救助资金的主要来源。2007年底和2008年初，主权财富基金投入了超过580亿美元以支持花旗集团、美林、瑞士联合银行和摩根士丹利。2008年初，中国曾考虑向贝尔斯登额外注资10亿美元，只是因为贝尔斯登在那一年3月几近破产才最后放弃。当这些投资在2008年的恐慌中锐减时，美国政府不得不介入，用纳税人的钱来继续救助。主权财富基金在这些早期投资中损失了大量财富，但它们的股票仓位和影响依然存在。

我的报告主要集中在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黑暗面，它们如何通过情报分析家所谓的借壳公司（即皮包公司），如信托公司、托管账户、瑞士私人银行和对冲基金来操作。有了这些皮包公司，主权财富基金可以施加恶性影响于目标公司，如窃取技术、破坏新项目、扼杀竞争、从事串通投标、招募代理商或操纵市场。我并没有断言这些活动是常见的，更没说它们是常规的，而只是说这样的活动是可能的，美国需要发展更强的监测能力来保护其国家安全利益。与这些具体威胁一起，我指出了潜在的更大威胁：全方位攻击西方资本市场以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引擎失效。我的报告包括了监测主权财富基金行为的指标和系统规范，以便寻找幕后的不良活动并识别金融瓶颈——苏伊士运河和霍尔木兹海峡在信息时代的等同物，它可以被监控，以防止或击退未来的金融攻击。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结束后，出席的国防部官员看起来很满意，因为实验室的专家、议题和威胁分析的坚实核心已经发展起来，由此可以将军事演习推进到下一个阶段。

“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旧时代的产物。”<a id="jzyy_1_2" href="#jz_1_2">⁽¹⁾</a>

胡锦涛

2011年1月16日

应用物理实验室（Applied Physics Laboratory，简称APL），建于曾是农田的400英亩的土地上，正好位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特区中间，是美国最高机密级的高科技应用物理和武器研究系统皇冠上的宝石之一。它与国防部密切协调运作，其专业包括尖端武器装备和深太空探测。实验室的官员自豪地告诉来访者，月亮和太阳系中的每颗行星都有一个APL开发的相关设备，要幺在其表面，要幺从旁经过。<a id="jzyy_1_3" href="#jz_1_3">⁽²⁾</a>

1942年珍珠港被袭后不久，应用物理实验室成立，目的是引入应用科学以改进武器。美国军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使用的大部分武器，要幺过时要幺低效。实验室最初被安置在美国陆军部征用的一个二手车经销店里，位于马里兰州银泉镇的乔治亚大道。它从一开始就是保密的，虽然其早期的安保只靠几名武装警卫，而不是今天复杂的传感器和多重安保外围设备。APL的第一个使命是开发延时（或称VT）引信，这是一种高射炮弹引信，用来帮助保护海军舰艇免受空中打击，后来它与原子弹和雷达一起，被誉为对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胜作出贡献的三大技术。基于这一初步成功，APL的项目、预算和设施自此一直在扩大中。“战斧”巡航导弹、“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和各种的宇宙飞船，都属于APL近几十年来为国防部和美国宇航局（NASA）开发的先进武器系统和空间系统。

次月，核心专家组在实验室再次开会，继续准备金融战争演习。除了APL的主持人和我们在国防部的发起人，还有包括商业和能源的其他内阁级部门的代表；包括海军战争学院在内的几所主要大学；包括彼得森研究所和兰德公司在内的一些智库；包括洛斯阿拉莫斯在内的其他物理实验室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级军官。

这时我注意到我们缺乏有实际资本市场经验的代表。我是房间里唯一在华尔街有漫长职业生涯的人，包括在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和交易所的工作经历。为了进行一次金融战争，我们需要懂得如何应用金融武器的人，这类武器包括非法预先交易、内幕消息、流言、带有误导性价格行情的“粉饰行情”、逼空<a id="jzyy_1_6" href="#jz_1_6">⁽⁵⁾</a>，以及在华尔街蓬勃发展的其他诀窍。我们需要的，按照传奇银行家约翰·古特弗洛因德的名言，是在交易货币、股票和衍生品时能够“咬掉熊屁股”的人。房间里穿制服的军人或间谍，并不缺乏男性荷尔蒙，但在利用信用违约掉期<a id="jzyy_1_7" href="#jz_1_7">⁽⁶⁾</a>摧毁一个国家方面，他们所知道的，并不比一般的股票交易员对洲际导弹发射程序的了解更多。要使这个项目成功，我得说服国防部招募一些我的同侪，使演习更现实并更有价值。

在10月的会议上，我做了一个关于期货和金融衍生品的报告。解释如何使用这些杠杆化<a id="jzyy_1_8" href="#jz_1_8">⁽⁷⁾</a>工具操纵潜在的实体市场，包括那些战略大宗商品如石油、铀、铜和黄金等。我也解释了由参议员菲尔·格拉姆主导、克林顿总统于2000年签署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其中禁止衍生品监管的条文，如何打开了这些产品在数量和种类上指数级增长的大门，它们被用来掩护主要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使之几乎无法被监控。我搭建了借壳公司、主权财富基金和衍生品的杠杆如何联合起来发动金融珍珠港袭击的图景，对此美国将完全措手不及。演习前的研讨会开始达到其目的；军事，情报外交专家和金融专家现在意见一致。金融战争的威胁越来越明显。

除了武器和太空探索，应用物理实验室还一直为军方做强有力的知识和战略服务。在这些更抽象的功能中，它的战争分析实验室尤其卓越超群，该实验室是美国军事演习和战略规划的主要场所之一。因为该实验室靠近华盛顿特区，人们最喜欢在这里进行战争—战斗模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它多次成为这类演习的场所。为了进行一场由五角大楼发起的军事演习，大约60名来自军方、情报部门和学术机构的专家，于2009年深冬一个下着雨的早晨抵达APL。<a id="jzyy_1_4" href="#jz_1_4">⁽³⁾</a>这次军事演习与军方以往进行的任何演习都不同。交战规则禁止军方所谓的动力学方法——可以被发射或会爆炸的物体。没有两栖入侵、没有特种部队、没有装甲侧翼演习。取而代之，唯一允许使用的是金融武器——货币、股票、债券和金融衍生品。五角大楼准备用货币和资本市场而不是军舰和战机，发动一场全球性的金融战争。

21世纪初，美国在传统和先进的高科技武器系统方面，以及军方所说的4CI，即指挥（Command）、控制（Control）、通信（Communications）、电脑（Computers）和情报（Intelligence）方面的优势如此之大，以至没有哪个国家敢直面对抗。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是不可能的。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就有可能把某一事件升级为重大攻击而不顾后果。如果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影响，它也可能会卷入涉及其他国家，例如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与美国进行常规军事对抗看起来不太可能，因为美国有能力遏制并最终消灭对方。结果是，竞争国家和跨国力量如“圣战组织”，越来越多地发展非常规战争的能力，包括网络战、生化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新花样——金融武器。这场金融战争演习是五角大楼的首次尝试，以探索实际的金融战争会如何演变，以及有什幺经验教训可以汲取。

这次军事演习酝酿了好几个月，我参与了真实演习之前的战略会议和演习设计。精心设计的军事演习，尝试达到出乎意料的结果并模拟真实战争的迷雾，但仍需要一些出发点和一套规则，以免陷入混乱。APL的演习设计团队在这方面是世界上的佼佼者，但金融战争演习需要一些全新的途径，包括华尔街的专业知识，对此物理学家或军事计划专家并不具备。而我的任务，是填补这一空白。

我与实验室的合作于2006年12月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开始，当时我在那里参加一个由美国战略司令部主办的战略论坛。我做了一个关于新的市场情报科学，或被情报专家称为MARKINT的报告，涉及分析资本市场以寻找关于市场参与者意图的有用情报。对冲基金<a id="jzyy_1_5" href="#jz_1_5">⁽⁴⁾</a>和投资银行多年来一直在使用这些方法，以便在收购和政府政策变动方面获得信息优势。现在，与合作伙伴——经验丰富的期权交易员和风险经理克里斯·雷和在中情局工作三十五年后最近退休的兰迪·陶斯——一起，我们运用这些技术开发出新的方法，可以在国家安全领域提前识别潜在的恐怖主义袭击，并获得对美元攻击的预警。APL战争分析实验室的几名成员出席了在奥马哈的会议并在事后与我联系，商讨一起工作的可能性，把MARKINT概念与他们自己的研究结合起来。

所以当2008年夏天接到电话被邀请参加由国防部部长办公室和APL主办的一次全球金融研讨会时，我并未感到惊讶。会议被安排在9月，目的是“审视全球金融活动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影响”。这是国防部计划在该年度整个夏末和秋季举行的一系列研讨会中的一个，以作为金融战争演习的准备。国防部想知道，这样的演习是否有可能进行——它是否有意义。他们需要考虑适当的“团队”。这些团队应该是国家、主权财富基金、银行还是它们的组合？他们还需要考虑让参演者做出反应的情景，这些情景遥远但仍有可能发生。必须制定一张参演专家名单，也可能需要聘用一些从未参加过军事演习的人员。最后，必须建立演习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