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G20解决方案（第1 / 3页）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的某种镜像。中国经济中的消费比例不像美国的70%那幺高，只有38%。同时，贸易逆差拖累了美国经济-3%，相对中国的总值实际增加了3.6%。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而美国只有12%。鉴于这样的镜像经济，下一个简单的再平衡似乎顺理成章。如果中国能够增加消费，部分地从美国购买商品和服务，包括软件、视频游戏和好莱坞电影，那幺两国经济都能增长。所需要的只是改变消费和出口商品结构。中国增加消费并减少出口，而美国则相反。去向中国的新的出口销售，将为美国创造额外的就业机会。这不是仅仅通过汇率就能完成的，但盖特纳一再表示，人民币升值是整体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人没有更多消费的原因之一，是社会保障网络薄弱，个人必须多多储蓄以支付自己的退休和保健费用。另一个阻碍中国人消费的因素，是两千年之久的儒家文化：它反对个人炫耀财富。不过美国的政策设计者并未就此寻找促进消费的文化革命；某种较为适度的消费文化其实就足够了。仅仅几个百分点的中国消费增长，就有可能使美国激发出自我的复苏。

这会是一种奇怪的再平衡：增加的中国消费和增加的美国净出口的代价将完全由中国来支付。中国将完成所有的调整，货币、社会保障网络和两千多年来的儒家文化，而美国什幺也不用做，就能得到向快速增长的中国国内市场增加净出口的好处。这对于美国是一个特别轻松的选项。它不需要美国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来改善商业环境，例如降低公司所得税，减少监管，提供健全的资金或促进储蓄和投资等。有些美国希望的东西很可能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但中国会觉得自己被美国胁迫了，为此我们不能责备中国。按照二十国集团的说法，“再平衡”成了做美国想要做的事情的代号。

国际金融专家无须等待2010年1月的国情咨文来看美国如何实施其再平衡计划。美国增加出口以及与此相关的人民币升值的想法，早已在2009年9月匹兹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被审视过。在华盛顿和伦敦的前两次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上，人们专注于立即应对2008年的恐慌以及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造新的流动性的需要。早期的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一直忙于计划控制银行及其基于贪婪的薪酬结构，这种结构提供了短期的丰厚收益，但其长期效果是数万亿美元的全球财富受损。在2009年后期的匹兹堡峰会上，首脑们认为，虽然漏洞依然存在，恢复的稳定已经足够，他们可以跨越之前的直接危机开始考虑如何使全球经济复苏。匹兹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是2010年美国国情咨文前的最后一次峰会。如果美国打算将其出口导向的再平衡计划植入国际共识，这是最好的机会。

我们有一种与本机构的正式权威相分离的召集权……我认为向前推进的前提是，你必须有一个无国界的合作过程。这不意味着它必须是万能的……它只需要临界数量合适的参与者。这是一个集中得多的世界。如果你专注于数量有限的十至二十个有一定全球接触范围的大型机构，就可以做很多事情。<a id="jzyy_1_69" href="#jz_1_69">⁽³⁾</a>

盖特纳的召集权概念指出，在危机中，一种合适参与者的组合可以在临时通知下聚集在一起开会应对问题。他们设定议程、分配任务和工作人员，并经过一段合适的时间（视情况的紧迫性而定，可以是一天或一个月）后重新召开会议，报告进展并设置新的目标，避免已然成习的官僚主义或刚性治理等常见的官场毛病。

这个过程是盖特纳于1997年亚洲深陷金融危机时学到的。他再次看到它是1998年，对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a id="jzyy_1_70" href="#jz_1_70">⁽⁴⁾</a>的救市成功。在那次危机中，“十四大家族”（当时的主要银行）的负责人，聚集一堂，在七十二小时内筹集了36亿美元现金救市，使得资金市场免于崩溃。2008年3月到7月，时任纽约联储主席的盖特纳，在美国政府采取临时救助手段以挽救贝尔斯登、房利美和房地美时，有效地使用了召集权。当2008年的恐慌于9月全力施虐时，主要参与者们都在实践着召集权。2008年11月的第一次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可以被看成是盖特纳刺激下行使的召集权。

正是在二十国集团中，美国选择推动其对全球大贸易的愿景，盖特纳则以之“再平衡”的名义。要理解再平衡以及为什幺它一直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只需回顾一下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2011年初，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至约14.9万亿美元。其构成分解如下：消费占71%；投资占12%；政府支出占20%；净出口-3%。这仅仅略高于美国经济在2007年衰退前达到的水平，经济增长并未足够快速到能显着减少2009年初非常高的失业水平。

美国对经济疲软的传统疗法总是消费。政府支出和企业投资可能起作用，但占有70%或更多国内生产总值份额的美国消费者，一直是复苏的关键。低利率，更容易的借贷条款，不断上升的股市和信用卡债务的财富效应的某种组合，总是足以让消费者脱离恐惧而使经济再次复苏。

“让我把事情说得简单些……金融世界的利益和政治世界的利益有可能不完全一致……我们不能总是对我们的选民和公民解释，为什幺是纳税人，而不是在这些风险中赚了一大笔钱的那些人，应该承担一定的风险成本。”

德国总理安杰拉·默克尔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的讲话

2010年11月

二十国集团，简称G20，是一个没有具体责任但强有力的组织，以应对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条件下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需求。G20这个名称指其有二十个实体成员。它是一个混合体，包括了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七个经济体（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组成的七国集团（G7），以及一些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如巴西、中国、韩国、墨西哥、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同时，它还包括了其他一些国家，更多是基于其自然资源或地缘政治，而不是经济活力，例如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此外，又基于地理上的平衡加入了一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G20额外邀约欧盟，虽然它不是一个国家，但其央行发行的货币是世界储备货币之一。其他一些经济大国，如西班牙、荷兰和挪威并未正式列入，但因其经济重要性，有时也会被邀请参加二十国集团会议。因此，二十国集团及其朋友们可能是一个更贴切的称呼。

二十国集团会议是多层次运作的。每年有几次，各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开会讨论技术问题，并试图在具体目标及实施上达成共识。当然，最重要的会议是首脑峰会，出席者有各国的总统、总理和国王，他们定期会晤，讨论全球金融问题，重点在于国际货币体系结构以及防止货币战争的需求。正是在这些首脑峰会中，既在正式会议上，又在酒店套房的非正式会晤中，达成了塑造全球金融体系的实际交易。在这些总统和总理会议上穿梭的是独一无二的国际官僚——首脑幕僚，也称为夏尔巴人。夏尔巴人是国际金融技术专家，他们协助领导人制订议程、进行研究并起草会谈后晦涩难懂的公报。所有可能解决隐约逼近的货币战争的方法，都会在二十国集团会议这个主要平台上进行讨论。

但是这次传统疗法不起作用了。消费者过度举债。资产净值蒸发，事实上，许多美国人所欠的抵押贷款高于他们房屋的价值。随着失业率提高，退休迫在眉睫和子女的大学账单待付，消费者捉襟见肘。这种情况看起来将会持续很多年。

理论上，企业投资可以自行扩张，但若没有消费者购买所产生的商品和服务，超过一定程度的厂房和设备投资是没有意义的。此外，美国的高额公司所得税导致许多公司维持其收入离岸，<a id="jzyy_1_71" href="#jz_1_71">⁽⁵⁾</a>这使它们的新投资发生在美国境外，并没有对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作出贡献。投资低迷，并将继续保持，直到消费者从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

因为消费者没有行动和投资低迷，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中的凯恩斯主义者转向政府支出以刺激经济。然而，2008年至2010年的四轮刺激计划都未能创造新的净就业机会，反而引起了对政府大量支出的反感。这种反感因茶党运动、评级机构降级美国信用的威胁和共和党于2010年中期选举的胜利而加深。很明显，美国人民希望有人把盖子放回山姆大叔的饼干罐上。在削减支出方面能走多远，尚有待观察，但很明显，大大增加政府支出已无可能。

于是，根据排他法奥巴马政府认为，如果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都不起作用，那幺除了增加出口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振兴经济了。在2010年1月27日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总统发布国家出口计划，拟将美国出口在五年内翻一番。这一目标的实现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出口翻一番意味着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3%，将增长率从乏力的2.6%增加到健康的3.9%或更高，足以拉升已经开始下降的失业率曲线。如果可以达到的话，出口翻番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但是有可能吗？如果可能，美国的贸易伙伴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微妙平衡，将会付出什幺样的代价？

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经济政策一头撞入了货币战争。增加出口的传统捷径向来是货币贬值，这正是1931年蒙塔古·诺尔曼在英国和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在美国所做的。美国和世界之前都走过这条捷径，其全球后果是灾难性的。廉价美元再次成为首选政策，世界再次目睹一场灾难正在酝酿中。

对二十国集团而言，中国的加入显然好处多多。中国在双边会谈中经常拒绝妥协，因为它会把索求优惠看成是欺凌，从而一口回绝。但在二十国集团会议上，这不再是个问题，因为有多个议程同时议决。参会的较小国家对有机会在二十国集团会议上发声尤其感到高兴，因为它们缺乏自行推动市场的影响力。美国则受益于它的盟友们同在，从而避免了受到采取单方面行动的指责。所以，二十国集团对各方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1999年开始时，二十国集团会议只是一个财长会议，但是自2008年以来，演变为首脑峰会，对此，美国的小布什总统和法国的尼古拉·萨科齐总统作出了贡献。在雷曼兄弟和AIG于2008年9月崩溃之后，世界立即把注意力集中到此前预定在11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2008年的恐慌是历史上最大的金融灾难之一，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投资者和潜在救援资金来源之一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当时，七国集团会议是引领经济协调的平台，但中国却不在其列。萨科齐和小布什实际上重演了电影《大白鲨》<a id="jzyy_1_67" href="#jz_1_67">⁽¹⁾</a>中的场景，片中罗伊·施奈德在首次看到鲨鱼后对罗伯特·肖说，“我们需要一艘更大的船”，而二十国集团，就是一艘在政治上和金融上都比七国集团大得多的船。

2008年11月，小布什总统发起召开二十国集团金融市场与世界经济峰会，所有成员国的总统、总理、首相或国王都出席了会议。二十国集团会议瞬间从一个金融集团部长级的技术会议，演变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领导人峰会。不同于各种地区性的峰会，G20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它的代表，也不像联合国大会，每个成员都会在同一时间同一个会场上出现。

基于金融危机的紧迫性和二十国集团在2008年11月制订的雄心勃勃的议程，峰会在2009年和2010年又继续举行了四次。2011年，二十国集团首脑决定于11月在法国戛纳只举行一次会议。这一系列的首脑会议，在世界上从未有过，它最接近于全球董事会，并且看起来会继续存在下去。

二十国集团完美地与美国财政部部长蒂莫西·盖特纳的习惯方法相契合，他称之为“召集权”。作家大卫·洛特科普夫为了写作关于全球权力精英惯习的《超级阶级》，对盖特纳进行了采访，其中有一段揭示了这一概念。<a id="jzyy_1_68" href="#jz_1_68">⁽²⁾</a>2006年盖特纳是纽约联储的主席，当时他告诉洛特科普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