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G20解决方案（第2 / 3页）

2010年11月在首尔召开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之前，盖特纳试图用贸易顺差的百分比数据，将中国逼入死角。从全球角度来看，过度的贸易顺差是不可持续的。一般来说，年贸易顺差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是一个标志，这时需要重估盈余国家的币值，使得贸易条件从盈余国家转向像美国这样的赤字国家。这种调整在古典金本位下会自动发生，但现在则需要央行用货币调控来实现。

但是盖特纳的想法最后无疾而终。他原先想要以中国为标靶，然而不幸的是，按照他的观点，德国也将成为一个靶子，因为德国的贸易顺差以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表示，与中国大致相当。按照盖特纳的说法，德国的货币，即欧元也需要重估升值。鉴于其经济复苏的不稳定、银行体系结构的脆弱及德国出口对于欧洲就业形势的重要性，这是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最不希望看到的。由于无论在欧洲或亚洲都得不到支持，盖特纳悄悄地放弃了这一想法。

比起设置明确的目标，首尔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只是给出了“指导性方针”的建议，以确定什幺样的贸易顺差有可能不可持续。<a id="jzyy_1_77" href="#jz_1_77">⁽¹¹⁾</a>这些指导性方针的确切标准留待随后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去解决。2011年2月各成员国部长和行长在巴黎会晤，原则上对哪些因素可以被包括在“指标”中达成了协议，但并没有就每个指标究竟在什幺水平上可以或不可以被容忍而达成协议。量化过程留给了随后的4月会议，整个过程有待2011年11月二十国集团首脑戛纳会议的最后批准。

美国与中国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美国的经济是萧条的，短期内几乎没有机会通货膨胀。中国的经济是蓬勃发展的，并且已经从2008年的恐慌中良好复苏。中国很少有多余的能力吸收新增货币而不引起通货膨胀。在中国，快速印制的货币导致了更高的价格。现在中国通过汇率挂钩从美国进口通胀，与此前向美国出口通缩如出一辙。

虽然人民币在2010年后期和2011年前期缓慢升值，通货膨胀却在中国迅速起飞，很快超过了每年5%。因为拒绝升值，中国转而得到了通货膨胀。对于两者美国都乐见其成，因为升值和通货膨胀都会增加中国的出口成本并使美国更具竞争力。从2010年6月到2011年1月，人民币每年约升值4%，而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为每年5%，将增值率和通胀率相加，中国的总成本结构增加了9%。这意味着在几年的时间里，就出口价格而言，美元相对于人民币贬值超过20%。这正是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及其他批评者在美国一再要求的。中国现在没有更好的选择。如果它仍保持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挂钩，美联储将继续印钞而使通胀在中国失控。如果中国选择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可以得到抑制，但用其他货币度量时，其成本结构将会上扬。不论采用哪种方式，美联储和美国都是赢家。

虽然币值重估和通货膨胀可能在经济上是等价物，但论及成本增加时，其中有一个重要区别。升值可以控制在一定程度内，因为即使美联储在总体上加以制约，中国仍然可以把握汇率挂钩变动的每一具体时机。但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在本质上是不受控制的。它可能出现在一个产业如食品或燃料，并迅速通过供应链以不可预知的方式扩展。通货膨胀可能会产生巨大的行为影响，并因商人和批发商预期他人将提高价格而自行提高价格，开始以自我实现的循环方式自行增长。

通货膨胀是1989年动乱的一份催化剂。中国人指望他们的货币与美元之间保持稳定关系，从而其持有的美国国债也具有稳定价值，就像欧洲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早期度过的那段好时光。现在他们被骗了——美联储迫使他们出牌。在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和不可预见的后果，以及人民币的有控制的升值之间，中国选择了后者，人民币从2010年6月开始稳步走上上升通道，到2011年中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美国赢得了这一轮的货币战争。就像中美之间的重量级拳击比赛一样，这是十五轮比赛中的第一轮。两名拳击手仍然站在那里；美国赢得这轮靠的是点数，而不是把对手击倒在地。美联储待在角落处，像一名助理那样随时准备修复损伤。在中国的角落也有许多帮手——来自世界各地的量化宽松的受害者们。钟声很快就会再次响起，开始第二回合的较量。

匹兹堡的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在盖特纳想要的经济再平衡计划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该计划包含在官方领导人的声明中，被称为是“一个可用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框架”。<a id="jzyy_1_72" href="#jz_1_72">⁽⁶⁾</a>大众并不清楚这一再平衡将如何实现。如同所有大型多边机构的技术声明一样，它以某种全球精英的口吻说话，缺乏明白易懂的语言。然而，深埋在这个框架的第20节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对危机的集体反应凸显了……对更合法和有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需要。该组织必须在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和再平衡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a id="jzyy_1_73" href="#jz_1_73">⁽⁷⁾</a>

对于部分参会者，再平衡无疑意味着中国增加消费和美国增加出口。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二十国集团委派为警察，以确保成员国履行它们在这方面可能承担的任何义务。因此，匹兹堡会议为奥巴马总统两个月后宣布的国家出口计划奠定了国际基础。

二十国集团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它外包的秘书处、研究部门、统计机构和政策裁判，这对两个组织而言是各投所好。二十国集团有了巨大的专业知识来源，无须自行创建一支专业队伍。而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提供了它继续存在的理由。直到2006年，许多国际货币专家还在质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的和继续存在的必要。1950年代和1960年代，它向暂时遇到国际收支平衡困难的国家提供了贷款，使它们能够保持其货币与美元挂钩。1980年代和1990年代，它通过根据紧缩措施提供的财政援助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汇率危机，旨在保护外国银行家和债券持有人。然而随着黄金的退场、浮动汇率的崛起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巨额外汇盈余的累积，国际货币基金在21世纪失去了明确的使命。二十国集团则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入了新的活力，将其定位为某种类型的二十国集团银行或世界中央银行的原型。时任该组织领导人的雄心勃勃的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对此喜出望外，他急切地准备根据二十国集团可能设置的任何规则充当全球裁判。

尽管有全球经济再平衡和奥巴马总统的个人认可这一令人兴奋的开始，就匹兹堡峰会的目标而言，2010年的两届二十国集团峰会，在成员国的承诺上都没有重大进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相互评估”的标题下，对每个国家的实践以及对二十国集团公报框架的继续遵循作了详细评估，但再平衡的目标基本上被忽略了，尤其是被中国忽略了。

当主要战斗人员在战争中使用武器时，非战斗人员也很快会受到伤害，本轮货币战争也一样。美国拼命寻求的通货膨胀不仅进入了中国，也进入了新兴市场。通过贸易顺差和寻求更高投资收益的热钱的结合，美国印钞引发的通货膨胀很快出现在韩国、巴西、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及其他地方。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轻率地采取了“指责受害者”的做法，说这些国家除了自己之外无法责怪他人，因为它们拒绝将其货币对美元升值，以减少外汇盈余和热钱流入。用中央银行家式的温和口吻，伯南克说：

新兴市场的政策制定者有一系列有效的……工具可以用来管理他们的经济，防止过热，包括汇率调整……新兴市场复苏的需求，造成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近期的大幅度上升。更一般地说，是一些国家维持低估的货币造成了全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a id="jzyy_1_75" href="#jz_1_75">⁽⁹⁾</a>

这完全无视了以下事实：这些国家的居民购买的许多商品，如小麦、玉米、石油、大豆、木材、咖啡和糖，是在世界市场上而不是在本地市场上定价的。特定市场的消费者将应对由于美联储印钞而提高的价格，价格上涨不仅在当地市场，而且在世界各地出现。

很快，美联储印钞的影响不仅在相对成功的东亚和拉丁美洲的新兴市场中被感觉到，也将在非洲和中东的贫困地区被感觉到。当工厂工人靠每年12 000美元的收入生活时，食品价格的上涨确实会带来不便。但当农民依靠每年3 000美元的收入生活时，食品价格的上涨意味着吃饱与挨饿甚至是生与死的区别。作为对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及生活水平降低的反应，2011年初突尼斯爆发了骚乱和暴动，并迅速蔓延到埃及、约旦、也门、摩洛哥、利比亚和其他地区。与其说这是出于人们对生活在独裁制度下缺乏民主的反应，不如说这同样也是对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以及生活水平下降的回应。中东国家被迫用他们的政府预算补贴主食，比如面包，以减轻通货膨胀的最坏影响。这样，就把通货膨胀问题变成了财政问题，特别是在埃及，“阿拉伯之春”的余波，使得税收混乱，旅游收入枯竭。情况变得如此可怕，以至于2011年5月八国集团<a id="jzyy_1_76" href="#jz_1_76">⁽¹⁰⁾</a>在法国多维尔开会，匆忙承诺了200亿美元作为对埃及和突尼斯的财政支持。伯南克早就脱离了辛劳工作的普通美国群众；现在，他离这个世界也越来越远了。

二十国集团能否使美国转变这些失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尚有待观察。这些政策使得美元在世界上泛滥，造成了全球食品和能源价格的通胀。美国寻求二十国集团中的盟友法国和巴西等，试图对中国施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美国的观点是，如果中国让人民币升值并增加国内消费，那幺欧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增加出口和增长经济。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美国使美元泛滥全球的战略，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中美两国正在进行着全球性的老鹰抓小鸡游戏，中国坚持其出口模式，而美国则试图用通货膨胀抵消中国的出口成本优势。但是通货膨胀并不只限于中国，全世界都越来越警觉可能受到的伤害。二十国集团应该提供一个平台来协调全球经济政策，但它越来越像是两名强者的游乐场，其他人则被迫选边站。

盖特纳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不允许人民币升值更多。当《华尔街日报》于2010年9月问他中国是否做得足够时，他说：“当然不是……他们做得远远不够。”2010年美国的出口确实改善了，但这主要是因为新兴市场相对较高的增长以及对美国高科技产品的需求，而不是汇率变化。中国确实容许人民币稍稍升值，主要是防止其被美国财政部列为汇率操纵者，因为这可能导致美国国会实施贸易制裁。但所有这些发展远远没有满足盖特纳的要求。甚至是2011年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双边峰会，即所谓的G2，也只是产生了更多相互赞誉的话语和面带微笑的照片而已。看起来，如果美国想要更廉价的美元，必须自己采取措施。迄今为止，依赖二十国集团的世界被证明是一条死胡同。

到2011年6月，美国正在成为货币战争的赢家。像历史上许多战争中的胜利者一样，美国拥有秘密武器。金融武器有一个不太好懂的名字，“量化宽松”或QE，基本上就是指增加货币供应量以膨胀资产价格。正如1971年美国单方面行动，通过通货膨胀削弱美元。量化宽松是2009年投向全球经济的一颗政策炸弹，其后继者，被称为量化宽松2.0，于2010年底投下。这对世界货币制度的影响是迅速而有效的。通过采用量化宽松在国外产生通货膨胀，美国几乎一下子增加了每个主要出口国和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的成本构成。

量化宽松最简单的形式是印钞。为了凭空制造货币，美联储从一批被称为“一级交易商”的银行手中购买国库证券<a id="jzyy_1_74" href="#jz_1_74">⁽⁸⁾</a>。这些一级交易商有一个全球性的客户群，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其他的中央银行、养老基金和机构投资者，以及高净值富人。交易商充当美联储与新国债拍卖市场之间的中介机构，也承接现有的市场债券。

当美联储想要降低货币供应量时，他们就出售证券给一级交易商。交易商拿到证券，那幺支付给美联储的货币就在交易中消失了。相反，当美联储想要增加货币供应量时，就从交易商那里购买证券。对于收到的证券，美联储支付给交易商新印制的货币。货币进入交易商的银行账户，在那里它可以支持银行系统创造更多的货币。美联储和一级交易商之间买卖证券是公开市场主要的运作方式。公开市场运作的通常目的是控制短期利率，一般由美联储通过购买或销售最短期限（三十天到期）的短期国库券来实现。但当最短期限的利率为零，且美联储想要提供额外的货币“宽松”时，会发生什幺呢？不同于购买短期的国库券，美联储可以购买五到七年或十年期的中期国库票据。十年国库票据特别被用于确定抵押贷款和企业债务的基准利率。通过购买中期债券，美联储可以向购房者和企业借款人提供较低的利率，希冀刺激更多的经济活动。至少，传统理论是这样的。

然而，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汇率就像水滑梯一样将利率变化的效应快速转移。量化宽松不仅可以被美联储用来宽松美国的财政状况，也可以作用于中国。这是完美的货币战争武器，美联储知道这一点。量化宽松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中国人民银行保持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挂钩。由于美联储在其量化宽松计划中印制了更多的货币，其中有很多以贸易顺差或寻求比在美国更高利润的热钱的形式流入了中国。一旦美元涌入中国，它们会被中央银行吸收以换取新印制的人民币。美联储印制的美元越多，中国就必须印制更多的人民币以保持汇率挂钩。中国的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政策，是基于错误的信念和错误的希望，即美联储不会滥用其货币印制特权。但现在，美联储正带着复仇的心态滥印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