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走上邪道：赢得的只是锁链，却失去了全世界（第3 / 4页）
据6月3日亚洲互动传媒日文网站上发布的消息可知，崔建平未征得公司董事会同意，私自将全资子公司北京宽视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1.069亿元给北京海豚科技发展公司做债务担保（海豚科技随后从银行获得1.03亿元贷款）。其中有1800万元被海豚科技用来偿还部分贷款，剩下的担保资金存在无法收回的危险。随后的6月下旬，东京证券交易所将亚洲互动传媒列入“监理”名单，直到7月31日，亚洲互动传媒才交出2007年度财务报告。该报告称，由于崔建平挪用定期存款等原因，公司在2007年度亏损共计2930.3万美元。8月19日，日本东京交易所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在8月20日～9月19日期间，亚洲互动传媒降入“整理版”交易。但由于在这期间，亚洲互动传媒仍未达到上市公司的财务要求，东交所做出让其摘牌，并于9月20日退市的决定。
崔建平挪用公司资金一事，一时让人把“一把手”的自律问题提到了人性的极高层面。香港崇德基金陈敏的见解颇有见地，他说：“人是会变的，遭遇商业利益的诱惑时，有的时候，有的人就会难以自持。”的确，世上最难把握的就是人心。面对各种诱惑，如何才能让人坚守住做人的底线，从而让商业合作朝着良性状态发展呢？这个问题，对于广大投资人来说，无疑是个必须要面对并深思的问题。
4.互联网电视的邪路逼着生态圈重新改造
2013年以来，中国的互联网电视行业获得了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观众的视觉和感官生活体验。所谓“互联网电视”，指的是在数字化和网络化背景下，将互联网技术与电视技术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形式的传播媒体。它既具有传统电视形象直观、生动灵活的表现特点，又具有人们上网时可随时按要求获取内容的方便快捷的特征。可以说，互联网电视是综合了传统电视与互联网的优势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传媒形式。它的呈现方式有两种，一种就是通过计算机或智能移动设备来观看电视节目；另一种就是在普通电视机上添加网络机顶盒，与互联网系统连接上，这样既能收看电视节目，又能把电视荧屏当作显示器，用来联网操作。
2012年5月28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在北京举行“CIBN互联网电视商用暨联合发布仪式”，一些国内重点网络电视（视频网站）企业参与了这次发布活动。由此，传统的电视与互联网技术整合到了一起，中国互联网电视开始引领未来家庭娱乐方式的变革。相比传统电视来说，互联网电视的优势十分明显。比如说，通过互联网电视，用户可以随意挑选自己喜欢的各种电影、电视剧和娱乐综艺节目等，再也不用被动等候或观看电视节目。自己错过的节目，通过搜索就能轻松找到。总之，相比传统电视来说，互联网电视带给人的是方便、快捷和轻松拥有的享受。
“我根本就不认为我们有竞争对手，他们是在吹牛，唯一的目的就是吹大了融钱。坦白讲，我们现在没有对手，未来也没有，未来能够打败PPG的就是PPG。”这是李亮当年说的两句话，回头再咀嚼一下，倒觉得这句话中的“他们”就是他本人。
3.左手进右手出的把戏，引发亚洲互动传媒的退市
2004年7月，一家自称是“中国提供跨媒体平台电视节目指南解决方案的领导者”的传媒公司在英属百慕大群岛设立，它就是亚洲互动传媒有限公司。2005年10月，该公司获得美国基金巨头红杉资本的投资，随后，就开始了扩张之路，先后吸纳了包括新加坡野村证券公司、美林日本证券公司、日本电通广告公司、NTT移动通讯公司、日本最大的卫星通信公司JSAT、伊藤忠商事ITOCHU等在内的著名金融和广告公司加盟。2007年4月，该公司在东京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在东交所创业板上市的“中国第一股”。然而，仅过了一年多时间，也就是2008年9月20日，该公司竟然从东京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哑然退市。
亚洲互动传媒在东京证交所退市的导火索，是该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拒绝出具2007年年报审计意见，其关键点在于该公司CEO崔建平挪用了公司资产，“擅自将其全资子公司北京宽视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的1.069亿元人民币定期存款，为第三方企业北京海豚科技发展公司的债务做担保”。这时，几乎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崔建平的个人品性，因为他一手摧毁了很多人的发财美梦，连因亚洲互动传媒退市而引咎辞职的CFO张仪昭都表示不理解。随后，红杉资本、电通等11家投资人不得不退出该公司平台。
2007年4月底，亚洲互动传媒在东京宣告上市时，受到了日本投资者超乎想象的热情追捧。6个交易日内，发行价640日元（约10元人民币）就翻番为1280日元。当时，在日本的一些华侨甚至不惜动用退休金来购买其股票——这其中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他们的一片爱国之心。不到3个月，其股价就飙升到2055日元的高点。这时，一个有违常识的事情是：崔建平此时拥有公司37%的股份，身价已高达28亿元人民币。那么，他为什么会舍弃28亿而挪用1.069亿呢？这根本不符合人们的行事逻辑。对此，一些专业人士围绕着崔建平挪用公司资产一事做出了各种分析。
进入2013年后，小米、优酷、阿里巴巴和PPTV等一大批互联网企业开始将目光瞄准传统的电视领域，将互联网+的思维注入其中，并在短期内就取得了疯狂式的增长。然而，就在它们“肆意疯狂”的同时，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问题不断出现。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这些互联网企业只知道概念炒作，而轻产品、轻渠道、轻服务，让产业间的竞争脱离了正轨。由此，有业内人士不得不站出来指出，中国的互联网电视已经迈上了邪路，整个生态圈都遭到了破坏，到了不得不进行重新改造的时候。这些负面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b>（1）只重视产品本身宣传</b>
各厂商只顾自身利益，在竞争过程中过分注重美化自己，宣传时竭尽所能地介绍产品本身。比如宣扬本公司不惜重金聘请国外资深设计师设计产品，处理器如何高性能，拥有怎样的核心，内置资源怎样丰厚，产品寿命如何长等。这类重点介绍产品的资源、硬件配置和价格的内容一时可谓铺天盖地。
这类的宣传本身倒也无可厚非。只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种宣传并不是从用户的感受和满足用户的需要出发，而是在刻意美化自己。对用户来说，他们的这种做法就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一位海外基金人士认为：“这个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匪夷所思的。”在他看来，像亚洲传媒这样的公司，“不要说挪用上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即使是要在银行开设账户，都需要拿到董事会的决议才可以。”也有人认为，当时的一些主要基金投资人与亚洲互动传媒签订的合作协议中，没有规定上述要求。不过，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赖继红认为，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海外尤其是美国的基金，在投资的法律框架上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早在2001年，红杉基金就在所投资公司的章程中规定“禁止对外担保”“海外投资大笔资金到账要有投资方人士参与”等事项。更何况，除了红杉之外，还有10位战略投资人进入。这也就表明，就合作协议上来说，不存在明显的漏洞。
那么，是不是在红杉投资时，亚洲互动传媒具有了一定的议价能力？有人对此给予了否定。因为崔建平的新一轮创业是在2002年4月，他设立了北京宽视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在电子信息技术领域。而亚洲互动传媒成立于2004年7月，通过红杉融资是在2005年10月。那个时候，企业都把投资人奉为上帝，对他们的要求可谓言听计从，因此也就不可能存在投资人给融资方一定的议价能力的情况。另外，在红杉资本进入后，亚洲互动传媒又先后吸纳了新加坡野村证券公司（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38.89%）和美林日本证券公司（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1.88%）等日本著名的金融、广告公司。日本企业一向以严谨著称，它们与亚洲互动传媒进行合作，不可能不设立法律合同的制约。
那么，还有一种极大的可能就是，尽管投资人与中方企业经营者之间签定了各种有制约作用的合作协议，但中方经营者选择了另一种途径。对此，一位风险投资人指出，“中国的现状就是人的法律意识淡薄，缺乏契约精神，同时违法成本又很低。”西方有这样的一种规定：企业高管要使用企业名下的大笔资金，必须要求“出具董事会决议”。而在中国，并无此项规定，这就为企业高管个人动用大笔资金带来了便利。从东交所上市公司的治理要求来讲，像亚洲互动传媒这样的公司，如果要在银行开设账户，“都需要拿到董事会的决议才可以”。崔建平的行为，按正常程序，必须通过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至少要经过CFO的同意才行。
那么，作为CEO的崔建平是怎样指使CFO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的呢？因为一般情况下，投资人都会委派CFO进行资金动用方面的审计和管理，“在面临数额巨大的款项时，投资人都会要求在公司法人的印章前有CFO的私人印章。”而在亚洲互动传媒的投资中，所有投资人都没有委派CFO，这明显是投资人的一大失误。直到崔建平挪用资金一事爆发前的2008年5月，一直在美国上市企业做财务的张仪昭才被委派到亚洲互动传媒上任。
张仪昭仓促就任，本来的任务是在6月30日交出亚洲互动传媒公司上市后的第一份年报。然而，到任一周后，他不得不把精力放在账务审计方面。因为他发现公司财务存在极大漏洞。随即，张仪昭立即将问题上报董事会。随后，有关CEO崔建平挪用资金一事浮出水面，世界对此一片哗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