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地缘政治的重构（第2 / 4页）

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中美两大巨头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裂痕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知名学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王缉思认为，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导致中美关系处于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以来的最低谷。根据他的观点，两国的经济和技术脱钩“已经不可逆转”。^{<a id="note14" href="#note14n">[14]</a>}北京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则警告称，如果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可能会导致“全球系统一分为二”。^{<a id="note15" href="#note15n">[15]</a>}甚至多国政要也公开表达了他们的忧虑。在2020年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提醒国际社会防范中美对抗带来的严重危险，他表示“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引发了有关亚洲未来和新兴国际秩序形态的深刻问题”，并补充指出：“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尤其感到担忧，因为它们处于各个大国利益的交汇点上，必须避免被夹在中间或被迫做出令人不快的选择。”^{<a id="note16" href="#note16n">[16]</a>}

<a id="note4n" href="#note4">[4]</a> Pastor, Lubos and Pietro Veronesi, “A rational backlash against globalisation”,VOX, 28 September 2018, https://voxeu.org/article/rational-backlash-againstglobalisation.

后疫情时代，人们会认为新冠疫情是一个转折点，它开启了中美之间的“新型冷战”（“新型”两个字特别重要：和苏联不同，中国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强行灌输其意识形态）。^{<a id="note13" href="#note13n">[13]</a>}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这两个大国已经在多个领域（如贸易、知识产权、中国南海军事基地，特别是战略性行业的科技投资等领域）积聚了越来越多的矛盾，经过40年的战略接触，美国和中国似乎仍然无法填补双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和政治鸿沟。疫情不仅没有把这两个巨大的地缘政治力量团结在一起，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对抗和竞争。

<a id="note5n" href="#note5">[5]</a> Huang, Yanzhong, “U.S. Dependence on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from Chin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log post, 14 August 2019, https://www.cfr.org/blog/us-dependence-pharmaceutical-products-china.

_中美对抗的加剧

第一，面对微观世界的无形敌人，美国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无任何用武之地。

此外，在所有的冲突地区，许多武装组织正在考虑如何利用新冠疫情的机会，继续推进他们的目标（比如，在阿富汗，塔利班要求政府释放该组织的囚犯；在索马里，索马里青年党正在利用新冠疫情带来的契机，伺机颠覆政府）。2020年3月23日，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在全球范围内停止军事冲突，但各武装组织对此置若罔闻。在2020年，有43个国家报告了至少50次有组织的暴力事件，其中只有10个国家积极回应了联合国秘书长的这一呼吁（而且大多数只是简单表示支持，并没有真正付诸行动）。在31个长期面临冲突的国家中，相关各方不仅没有采取措施回应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反而变本加厉地扩大了暴力冲突的规模。^{<a id="note28" href="#note28n">[28]</a>}人们原本以为新冠疫情及其造成的紧急卫生事件或许会遏制长期以来的冲突，甚至会推动和平谈判进程，但事到如今，这样的希望已经落空。这也再次证明，新冠疫情不仅不会遏制令人忧虑或充满危险的趋势，反而会加速这种趋势。

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新冠疫情让中国受益，但暴露了美国的弱点，其主要论据如下。

富裕国家对脆弱国家和失败国家发生的悲剧视而不见，这实际上非常危险。风险会通过某种方式传导出去，加剧世界的不稳定性，甚至导致混乱。最脆弱国家和最贫穷国家发生的经济困境、民众不满和饥馑问题向富裕国家扩散的显著形式之一，有可能就是爆发新一轮的人口大迁移，就像2016年发生在欧洲的移民潮一样。

中国胜出

<a id="note6n" href="#note6">[6]</a> Khanna, Parag, “Post-pandemic: welcome to the multi-speed world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Global Geneva, 26 April 2020, https://www.globalgeneva.com/post-pandemic-welcome-to-the-multi-speed-world-of-regionaldisparities.

如果我们不能修复多边机构，世界将危机四伏。在大流行病危机过后，全球协调的必要性将更加突出，因为如果没有持续的国际合作，全球经济根本无法“重启”；如果没有国际合作，我们将面临一个“更加贫穷、平庸和狭窄的世界”。^{<a id="note12" href="#note12n">[12]</a>}

<a id="note7n" href="#note7">[7]</a> Global Business Alliance, “Inbound Investment Survey”, May 2020, https://globalbusiness.org/dmfile/Global BusinessAlliance_Inbound Investment Survey Findings_May2020.pdf.

疫情防控的失败并非世界卫生组织的过错。这一联合国专门机构只是全球治理失败的症状，而非根源。世界卫生组织对资金捐赠国的毕恭毕敬反映了它对成员国的完全依赖，因为只有成员国同意合作，它才能顺利运转。世界卫生组织没有强制要求成员国共享信息或实施疫情防控措施的权力。和其他联合国专门机构（比如专门协调人权事务或气候行动的专门机构）一样，世界卫生组织拥有的资源非常有限而且还在不断减少：2018年，它的年度预算为42亿美元，和世界上任何一国的卫生预算相比都不值一提。另外，它长期受成员国支配，缺乏有效的工具，无法直接监测疫情，无法开展疫情防控规划，无法确保相关措施在国家层面被有效落实，更无法为那些急需帮助的国家提供资源。这样的功能失调充分体现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支离破碎，但人们尚未针对下列问题形成共识：能否对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现行的全球治理机构进行改革，使之更好地应对当今世界的全球性风险。目前最重要的是，在全球治理如此缺失的情况下，只有民族国家拥有足够的社会凝聚力，能够进行集体决策，但是当全球性风险来临、需要协调一致的全球性决策时，这套模式就发挥不了作用了。

<a id="note8n" href="#note8">[8]</a> Paulson, Henry, “Save globalisation to secure the future”, Financial Times, 17 April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da1f38dc-7fbc-11ea-b0fb13524ae1056b.

<a id="note1n" href="#note1">[1]</a> For a discussion of current forms of nationalism, see Wimmer, Andreas,“Why Nationalism Works”,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9,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19-02-12/why-nationalism-works.

研究中国、美国或中美两国的分析人士和预言家能够获得的数据和信息相差无几（毕竟这些现已成为全球化商品），所见、所闻和所阅也无甚差别，但有时候还是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有人认为美国最终会胜出，有人认为中国已经赢得竞争，还有人认为最终这场竞争中没有赢家。接下来，我们依次简要介绍这三种观点。

<a id="note2n" href="#note2">[2]</a> Rudd, Kevin, “The Coming Post-COVID Anarchy”, Foreign Affairs, 6 May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5-06/coming-post-covid-anarchy.

至于哪个国家是“正确的”，或者哪一个国家能够利用对方的弱点和漏洞，最终“压制对方”，各方观点存在巨大差异。但是，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际上，观点没有“对”与“错”之分。对中美竞争格局的解读之所以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通常与观点持有者的背景、文化和个人经历有关。如果深入剖析前文提过的“量子世界”这一比喻，量子物理学就会告诉我们，并不存在客观现实。我们认为观察和测量能够确定一个“客观”的意见，但是由原子和粒子组成的微观世界（而地缘政治是一个宏观世界）受制于各种奇怪的量子力学规则。在此规则下，两名不同的观察者有权形成各自不同的观点（这就是所谓的“叠加原理”：“质子可以同时分布在多个不同的地方，并呈现出不同的状态”）。^{<a id="note17" href="#note17n">[17]</a>}在国际事务领域，如果两名观察者有权表达不同的见解，则他们的主观性难以避免，但这并不影响见解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如果一名观察者能够通过多个特殊镜头掌握“真实情况”，就会迫使我们反思“客观性”这一概念。显而易见的是，观察者的立场决定了其对现实的描述。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观点和“美国”观点可以共存，两者之间也可能会存在别的观点——它们都是真实的观点！可以理解的是，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让中国遭受了屈辱，西方八国联军在1900年对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进行掠夺，并要求中国进行了赔款，这些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对世界的看法，也影响了它对自身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的看法。^{<a id="note18" href="#note18n">[18]</a>}而与此相反的是，美国对世界及其自身地位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系列价值观和原则，这些价值观和原则自美国建国以来一直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公共生活。^{<a id="note19" href="#note19n">[19]</a>}250年来，这些价值观和原则既奠定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又形成了对大量移民人口的独特吸引力。美国视角植根于过去几十年它对世界事务无可匹敌的统治力，也源于它的绝对领导力相对下降所引发的不可避免的怀疑感和不安全感。马凯硕观察指出，中美两国都对自身的历史（中国更是拥有5000年的历史）深感自豪，这完全可以理解，但这也会让两国高估自己、低估对方。

<a id="note3n" href="#note3">[3]</a> Rodrik, Dani,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