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地缘政治的重构(第4 / 4页)
<a id="note25n" href="#note25">[25]</a> Miyamoto, Takenori, “Interview: US is a mess but China isn’t the solution:Niall Ferguson”, Nikkei Asian Review, 21 May 2020, https://asia.nikkei.com/Editor-s-Picks/Interview/US-is-a-mess-but-China-isn-t-the-solution-NiallFerguson.
接下来,我们将考察后疫情时代会更加普遍出现且相互关联的四大问题:全球化的衰退、全球治理的缺失、中美对抗的加剧以及脆弱国家和失败国家的命运。
<a id="note26n" href="#note26">[26]</a> Signé, Landry, “A new approach is needed to defeat COVID-19 and fix fragile states”, Brookings, 21 April 2020,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future-development/2020/04/21/a-new-approach-is-needed-to-defeat-covid19-and-fix-fragile-states.
在混乱的新世界中,力量格局向多极化转变,各国竞相争夺势力范围,各类冲突和矛盾将不再受意识形态支配,而是由国家主义和资源竞争所激发。如果没有一个国家来强制恢复秩序,世界就会进入“全球秩序缺失”的状态。如果各个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不能找到更有效的全球合作之道,我们很可能就会进入“熵时代”,力量收缩、分化、愤怒和狭隘主义将逐渐成为世界格局的主要特点,使其变得更加难以理解、更加混乱。新冠疫情危机暴露且加剧了这一可悲的现状,它所带来的冲击和后果是如此严重,我们不能排除任何一种极端场景发生的可能。一些失败国家或石油国家从内部开始分裂,欧盟解体,中美关系崩塌进而引发两国战争: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场景现在都已变得可能发生(虽然我们希望这一切不可能发生)。
<a id="note27n" href="#note27">[27]</a> As reported in Monthly Barometer, June 2020.
<a id="note20n" href="#note20">[20]</a> Nye Jr, Joseph S., “No, the Coronavirus Will Not Change the Global Order”,Foreign Policy,16 April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4/16/coronavirus-pandemic-china-united-states-power-competition.
逆全球化进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缩短供应链不仅极具挑战性,而且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比如,如果要全面彻底地和中国脱钩,美国企业就必须投入数千亿美元来建设新的工厂,政府也必须要投入同样巨额的资金来建设基础设施,包括机场、交通枢纽和房产,来为新建的供应链提供服务。虽然在有些情况下,脱钩的政治意愿超过了实际的能力,但长远的趋势无疑非常明确。日本政府采取的行动就体现了这一点,它从108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拿出2430亿日元来帮助日本企业将经营活动迁出中国。美国政府也曾在多个场合暗示要采取类似措施。
<a id="note21n" href="#note21">[21]</a> Mahbubani’s latest book, Has China Won? The Chinese Challenge to American Primacy, PublicAffairs, came out in March 2020, in the midst of the health crisis.
渐进式去全球化的最显著特征表现在其核心领域:代表全球化的全球供应链。全球供应链为何会呈现这样的特点呢?供应链的缩短或再次本地化有两大动力:第一,企业认为它是一项风险减缓措施,能够防范供应链中断(在供应链韧性和效率之间进行权衡取舍);第二,来自左右党派的政治压力。自2008年以来,扩大产业本地化一直是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议题,在后疫情时代这一趋势会加剧。从右翼政治势力来看,抵制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是保护主义者和倡导国家安全的鹰派分子,他们早在疫情开始之前就已经在积蓄力量。如今,他们会联合起来,甚至携手其他拥抱反全球化浪潮的政治力量。从左翼政治势力来看,激进主义者和环保团体此前就一直在诋毁航空旅行并要求抵制全球化,而本次新冠疫情对环境的积极影响(大大降低了碳排放量、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水平)更是坚定了他们的态度。即使没有极右派和环保激进派的政治压力,许多政府也将意识到贸易依赖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失去了政治可行性。比如,美国政府如何能接受国内市场供应的97%的抗生素都产自中国呢?<sup><a id="note5" href="#note5n">[5]</a></sup>
<a id="note22n" href="#note22">[22]</a> Mahbubani, Kishore, “How China could win over the post-coronavirus world and leave the U.S. behind”, MarketWatch, 18 April 14, 2020, https://www. marketwatch.com/story/how-china-could-win-over-the-post-coronavirusworld-and-leave-the-us-behind-2020-04-14.
已故经济学家、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教授让—皮埃尔·雷曼非常敏锐地总结了当今形势:“新的全球秩序尚未到来,我们正走向一种混乱的不确定性。”最近,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他明确表示担忧“后疫情时代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并且指出:“各类猖獗的国家主义代替了秩序和合作。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抗疫行动十分混乱,预示着可能会产生更加广泛的疫情后果。”<sup><a id="note2" href="#note2n">[2]</a></sup>这一趋势已酝酿多年,个中原因相互交织,但导致地缘政治形势不稳的根本因素是权力由西向东的渐进式转移。这一转型带来了压力,导致全球格局陷入无序状态。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准确描绘了这一趋势——中国这样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挑战美国这样一个现存的大国,会给全球地缘政治系统带来结构性压力。未来数年,这种力量冲突会导致混乱、无序和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格局。不管你是否“喜欢”美国,它逐步退出国际事务(相当于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所称的“锥形地缘政治格局”)注定会让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曾经依赖美国“霸主”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如海上航线安全、国际反恐斗争等)的那些国家越来越发现,它们将不得不照料自己的后院。21世纪最有可能出现的世界格局是,单一霸权统领世界的时代离我们而去,权力和势力范围在混乱甚至是相互憎恨的状态下进行重新分配。
<a id="note28n" href="#note28">[28]</a> Miller, Adam, “Call unanswered: A review of responses to the UN appeal for a global ceasefire”,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a Project (ACLED),13 May 2020, https://acleddata.com/2020/05/13/call-unanswered-un-appeal.
地缘政治和新冠疫情呈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多边主义在混乱中终结,全球治理格局出现真空,各种形式的国家主义不断兴起<sup><a id="note1" href="#note1n">[1]</a></sup>,这使得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难上加难。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影响到了每一个人,而与此同时,地缘政治断层导致各国社会相互割裂,促使许多领导人关注国家层面的疫情防控——这样的局面限制了集体行动的效果,降低了消除疫情的能力。另一方面,新冠疫情明显加剧和加速了疫情暴发之前就已经出现的地缘政治趋势。那么,地缘政治事务以往有何特点,现状又如何?
全球经济已经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此想终结全球化不太可能。但是,减缓全球化甚至逆转全球化趋势还是有可能的。我们预计,新冠疫情就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它引发了报复心理,让国与国之间重新树立了边界,并不断演变成为极端的趋势,最终于2020年3月全面爆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流行病,影响到了每一个国家。在此期间,许多国家采取了更加严格的边境控制措施(主要是担心移民问题)和贸易保护主义举措(主要是担心全球化)。为了控制疫情传播而加强边境管控当然无可厚非,但是民族国家的复兴也确实可能会逐步导致国家主义的兴起。丹尼·罗德里克提出的“全球化三难选择”框架就描述了这一现实。刚进入21世纪,全球化就开始变成一个敏感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根据这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的解释,这是国家主义兴起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全球化三难选择”框架认为,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和民族国家是不可调和的三个概念,其中只有两个能在任何一个时间点有效共存。<sup><a id="note3" href="#note3n">[3]</a></sup>只有全球化得到控制,民主和国家主权才能和谐共存。相比之下,如果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繁荣发展,那么民主就会难以实现。如果民主和全球化持续发展,那么民族国家就会失去生存空间。因此,我们只能三选二——这就是三难选择框架的核心所在。欧盟经常被用作案例,来阐述这一概念性框架的相关性。如果要把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代称)和民主结合起来,就意味着必须在超国家层面做出重要决策,这或多或少就会弱化民族国家的主权。在当前环境下,“政治上的三难选择”框架是指如果不想放弃一些国家主权或民主,我们就必须要遏制全球化的发展。因此,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国家主义的兴起就决定了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倒退——这一趋势在西方国家尤为明显。英国通过全民公投实现“脱欧”以及保护主义倾向比较明显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就是西方世界反对全球化浪潮的两大标志性事件。后续的研究不仅验证了罗德里克的理论框架,还证明了在经济表现强劲、社会不平等严重的情况下,选民对全球化的抵制完全是一种理性的反应。<sup><a id="note4" href="#note4n">[4]</a></sup>
<a id="note23n" href="#note23">[23]</a> Sharma, Ruchir, “The Comeback Nation”,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20,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3-31/comebacknation.
全球化是一个万能词语,它是一个宽泛而模糊的概念,指商品、服务、人员、资本甚至是数据在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与交换。全球化帮助数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但多年来也饱受质疑,甚至已经开始衰退。如前文所强调的那样,当今世界的互联互通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过去10多年来,催生了全球化并推动了全球化发展的经济和政治动力不断减弱。全球贸易谈判早在21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但迄今尚未达成协议。而与此同时,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却在持续增强。随着全球化非对称效应导致的社会成本不断增加(尤其是高收入国家制造业工人的失业率越来越高),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金融全球化风险也日益提高。上述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导致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社会)民粹主义和右翼政党的崛起。这些政党上台执政后,往往会回归国家主义,推行孤立主义议程,而这两大理念与全球化恰好相反。
<a id="note24n" href="#note24">[24]</a> This is the subtitle of the article by Kevin Rudd already quoted: “The Coming Post-COVID Anarchy: The Pandemic Bodes Ill for Both American and Chinese Power – and for the Global Order”,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 05-06/coming-post-covid-anarchy. All quotes in the paragraph are from this article.
_全球化和国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