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社会的重构（第2 / 3页）

新冠疫情也揭示了大多数福利体系存在的巨大差距。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用最具包容性的方式来应对疫情的国家，往往也是精心规划了福利体系的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比如，早在2020年3月，挪威就保障了自由职业者80%的平均收入（依据前三年的纳税申报情况），丹麦的这一比例为75%。市场化水平最高的经济体则奋力追赶，但未能采取果断措施来保护劳动力市场的弱势群体，特别是零工经济从业者、独立合同工或临时工，这部分劳动力从事的就业活动往往游离在传统的雇佣关系之外。

对新的社会契约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可能是病假制度。经济学家偏向于认为，如果没有带薪病假制度，会加大疫情防控的工作难度，原因就在于如果员工没有带薪病假，他们很可能在感染病毒的情况下仍然选择或被迫继续工作，从而加重疫情的传播。对于低收入者和服务行业的从业者（低收入者往往正来源于服务行业）来说，尤其如此。2009—2010年猪流感（HIN1）暴发时，美国公共卫生协会预计感染人数约为700万，死亡人数约为1500，因为已经感染的员工承担不起不工作的代价。在发达经济体中，只有美国的劳动法规定，雇主有权自行决定是否提供带薪病假。2019年，约有1/4的美国劳动者（约有4000万人，大多数为低收入者）没有享受过带薪病假。2020年3月，新冠疫情开始在美国肆虐，特朗普总统签署新的法令，要求各行各业雇主为员工提供两周带有部分薪水的病假和家庭休假，但只针对需要看护孩子的员工。这一最新政策将如何重塑美国的社会契约尚待观察。相比之下，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要求雇主提供长短不一的带薪病假，且在此期间不得解雇员工。这些国家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颁发的新法律规定，对于居家隔离的员工，包括零工经济从业者和自由职业者，国家将为其补偿部分或全部薪水。在日本，所有员工每年最多可享受20天带薪假期。在中国，所有员工都能享受带薪病假，病假期间的日工资为平时的60%~100%，而病假的长度由雇佣合同规定或者由员工和雇主双方商定。按此趋势发展下去，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措施会越来越有助于重塑社会契约。

在西方民主社会，社会契约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自由。当前，人们日益担忧的一个问题是，应对新冠疫情和未来其他流行病的各项对策会导致“长期监控型”社会的出现。本书下文中有关技术重构的章节将详细分析这一问题，但毫无疑问，只有当一项威胁具有公共性、普遍性且关乎生死存亡时，国家才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此外，政治理论家经常强调，行使非常规的权力需要获得人民的授权，且权力的行使必须有时间和范围的限制。我们可能会赞成这一主张的前半部分（公共性、普遍性且关乎生死存亡的威胁），但后半部分呢？我们期待能够引发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的深入讨论，共同畅想社会契约的未来图景。

首要任务是……为公共部门提供更多的资金，尤其要为复杂社会中专门防控各类风险的公共部门提供资金支持，同时还要资助推进科学研究和优质教育，为未来繁荣奠定基础。在这些领域，我们可以快速创造富有价值的工作机会，包括研究岗位、教师岗位以及相关机构的运营管理岗位等。即使我们能够战胜这场危机，我们也要意识到肯定有其他危机潜伏在周围不远处。我们无法预测下一场危机是什么样子，但它肯定不同于上一场危机。^{<a id="note15" href="#note15n">[15]</a>}

根据国家和文化的不同，这样的政府干预既会产生积极作用，又会带来不利影响，但是它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莫过于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_社会契约

几乎难以避免的是，新冠疫情将迫使世界各国重新思考和界定社会契约的条款。本书前文已间接提到了下列事实：新冠疫情放大了此前已经存在的各种问题，凸显了结构性弊病从未消除所带来的根深蒂固的问题。面对这样的社会失调和对现状的最新质疑，人们强烈呼吁重新调整对每个人产生约束的社会契约。

从广义来讲，“社会契约”是指管理个人和制度之间关系的一整套（通常比较模糊的）安排和期望。简而言之，它是社会的“黏合剂”。没有它，社会结构就会瓦解。几十年来，社会契约以非常缓慢甚至不易被察觉的方式，强迫个人对其生活和经济发展成果承担了更大责任，使大部分社会群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社会契约正在遭受破坏，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完全崩塌。人们对无通货膨胀或低通货膨胀的明显错觉就切实而生动地阐述了社会契约被破坏会如何影响现实生活。多年来，世界各地许多商品和服务的通货膨胀率确已下降，但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最为重要的三样东西——住房、医疗和教育是例外。这三者的价格急剧攀升，占用了越来越多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甚至在一些国家，人们不得不借债才能接受医疗。同样，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许多国家的就业机会不断增加，但与就业率提高相伴发生的是收入增长停滞和工作极化。这一趋势的发展结果就是，绝大多数人口的经济福利和社会福祉受损，他们的收入再也不足以承担相对体面的生活（包括无法再位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之列）。今天，导致人们不再信任社会契约的各种根本原因主要集中于不平等、大多数再分配政策失效、人们感到遭受排斥或被边缘化，以及感到社会不公的普遍情绪等问题。在此情况下，许多公民已经开始谴责社会契约的崩塌，并日益普遍、有力地表达了对制度和领导者的不信任。^{<a id="note16" href="#note16n">[16]</a>}公众普遍的愤怒在有些国家会演变成为和平或暴力的游行示威，而在有些国家会导致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政党上台。无论是哪种形式，几乎在所有的情形下，现有政权的应对措施都是不力的，往往对叛乱准备不足，或者缺少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政策。尽管这些问题错综复杂，但政策解决方案还是存在的，大体可以通过赋权人民和响应呼声、缔造更加公平的社会契约来改革整个社会福利制度，应对当今世界的最新变化。过去几年中，多家国际组织和智库已经顺应这一新的现实，提出了改革社会制度的若干建议。^{<a id="note17" href="#note17n">[17]</a>}新冠疫情则是加速这一转型的转折点，它让原有的社会弊端清晰可见，使得回到疫情之前的社会状态变得不可能。

_“大”政府的回归

米思伟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撰文指出：“新冠疫情让政府再次变得重要，不仅仅是再次强大，而且是再次变得至关重要（那些不可一世的企业已经放下身段，祈求政府的帮助）。真正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是，你的国家能否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是否拥有强大的政府机构和有效的财政体系。政府能否做到善治，直接决定人的生死。”^{<a id="note11" href="#note11n">[11]</a>}

过去500年，我们从欧洲和美国获得的最大教训之一是：严重的危机会强化国家的力量。事实始终如此，新冠疫情也不例外。历史学家指出，自18世纪起，财政实力日益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总是有发动战争的需求，尤其要在遥远的国家发动需要扩充海上力量的战争。比如，1756—1763年爆发的“七年战争”据称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战争，当时欧洲的所有大国都参加了这场战争。自此，每当遇到重大危机，国家力量总能得到进一步强化，而征税往往是首先可以动用的手段：“征税是主权归属中固有的、不可缺少的特征，也是每一个独立政府的权力。”^{<a id="note12" href="#note12n">[12]</a>}以往的一些案例表明，这次疫情过后，税率会提高。和以往一样，提高税率背后的社会逻辑和政治理由都是源于“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只是这次面对的是一个无形的敌人）这样的论调。

法国的所得税最高税率在1914年是0，到了一战结束一年后，这一税率提高到50%。1917年，加拿大首次实行所得税，作为一种临时性措施为战争筹集资金。到二战期间，加拿大大幅提高了税率，在企业之外，向所有所得税纳税人统一征收20%的附加税，并引入了很高的边际税率（69%）。战争结束后，加拿大的税率降了下来，但仍然远远高于战争之前的水平。同样在二战期间，美国的所得税从“阶级税”转变成了“大众税”，纳税人数量从1940年的700万增加到了1945年的4200万。在美国历史上，累进税最高的年份是1944年和1945年，针对超出20万美元（相当于2009年的240万美元）部分的收入征收94%的税率。处于征收范围的纳税人谴责这样的高税率简直就是“没收财产”的行为，但此后20年，这一税率一直维持在80%以上的水平。二战结束后，许多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甚至经常是极端的税务措施。在二战期间，英国的所得税最高税率甚至达到了令人瞠目的99.25%！^{<a id="note13" href="#note13n">[13]</a>}

有时候，国家对税收的主权权力会转化成多个领域切实的社会收益，比如有助于打造社会福利体系。但是，这些向完全“新生事物”的大规模转型基本都是为了应对来势汹汹的外部冲击或者潜在冲击带来的威胁。比如，二战导致大多数欧洲国家设立了终身制的国家福利体系。冷战也一样，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非常担心内部爆发共产主义起义，于是先发制人，制定了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国家官僚机构管理着从交通到能源的大部分经济部门，并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新的社会契约会以什么形式呈现呢？实际上，并没有现成可用的模式，因为每一项潜在的解决方案都取决于特定国家的历史文化。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说，“好的”社会契约必然各有不同。同样，这两国的社会契约肯定也区别于瑞典或尼日利亚的社会契约。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各国之间的社会契约存在一些共同的特点和原则，而且新冠疫情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凸显了这些特点和原则的绝对必要性。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共同特点和原则如下。

第一，广泛（虽然不一定是普遍）提供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医疗和优质的基础服务。

第二，致力于为工人和目前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比如那些在零工经济部门工作或者推动零工经济发展的人。在这些经济部门，全职员工已被独立的合同工和自由职业者取代）提供更强大的社会保障。

人们常说，一个国家对自然灾害的应对措施集中反映了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尤其体现了社会契约的“质量”和稳健性。随着最严峻的疫情时期逐步过去，我们应该开始通盘审视经验教训，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最终对社会契约的各项条款做出重新界定。在疫情防控措施低于正常水平的国家，许多公民开始提出严肃的问题。比如，在疫情肆虐的严峻时刻，我的国家为什么总是缺乏口罩、呼吸机和呼吸器呢？国家为什么没有准备足够的这些物资？这是因为长期追求短期利益导致的吗？我们的GDP那么高，但是为什么不能有效地向急需救助的人群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呢？一名医生往往要接受10多年的专业训练，其年终“业绩评估”往往取决于在救死扶伤方面的表现，但其薪资水平为什么远远不及一名交易员或对冲基金经理呢？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大多数国家医疗卫生体系的不足：医护人员数量不足，病患医疗成本高昂。在富裕国家，出于对提高税率的政治担忧，靠税收支撑的医疗服务体系长期面临资源不足的情况（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就是一个极端的案例），而随着人们日益意识到“有效的管理”并不能抵消投资不足的影响，他们对于提高医疗开支（因此提高税收）的呼声将会越来越高。

当前的形势则根本不同。在西方世界，国家的作用在过去几十年持续大幅下降。但是这次注定要有所改变，因为我们很难单纯依靠市场化解决方案来应对新冠疫情这般规模的外来冲击。几乎是一夜之间，新冠病毒让人们重新认识了私营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平衡关系，并且让天平倾向了后者。它展示了社会保障的效率，也表明将医疗和教育这样更加重大的责任推卸给个人和市场不符合社会的最大利益。有种观点认为，政府可以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而缺乏监管的失控的经济发展会极大地破坏社会福利。几年前，这还是一个不太为人所接受的想法，但是如今陡然发生了令人惊讶的转变，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观点。在衡量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表盘上，指针已经明显地指向了政府一方。

自玛格丽特·撒切尔捕捉到了时代气息、宣称“没有社会这种东西”以来，政府第一次占了上风。后疫情时代的一切都促使我们反思政府的角色。根据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的建议，政府不应只是简单地修复失灵的市场机制，而应当“积极塑造和打造市场环境，促进经济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政府还应当保证牵涉政府资金的商业合作关系是为了造福公众利益，而不是为了追逐利润”。^{<a id="note14" href="#note14n">[14]</a>}

政府将如何发挥其日益扩大的作用呢？“大”政府的一项重要条件已经具备，那就是政府以迅雷之势大大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公共部门对经济运行的干预速度非常之快，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2020年4月，当新冠疫情开始席卷世界之时，各国政府就宣布了数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相当于同时实行八九个“马歇尔计划”，来支持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竭尽全力维持工作机会，帮助企业在疫情中生存下来。各国央行决定削减利率，并致力于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开始提高社会福利，直接发放现金，支付工资，暂停贷款和按揭贷款还款，还采取了许多其他对策。只有政府才有权力、能力和影响力来做出如此大规模的决策。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经济灾难和社会崩溃可能已经来临。

展望未来，各国政府很有可能（尽管概率不同）得出如下结论：改革部分游戏规则和永久性强化政府的作用，最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20世纪30年代，正是通过强化政府的职责，美国才逐步解决了大规模失业问题和经济不安全问题。面对当前的形势，在可预见的未来，类似的行动方针可能会再度成为现实。我们在本书其他部分会谈到强化政府职能的形式（比如下一节要谈到的新型社会契约），但我们可以在此简要概述一些最显著的要点。

制定和改善医疗和失业保险制度。在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也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实施改善失业福利、延长病假等各种社会保障措施来缓解冲击带来的影响，并在后续使之常态化。在许多国家，重新让工会参与进来将能加速这一进程。如此一来，股东价值将成为一个次要的考量因素，让位于利益相关者理念。多年来大行其道的世界金融化趋势很可能得到扭转。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等受此趋势影响最深的国家，政府将被迫重新思考这种“迷恋于金融”的情结的诸多特点。它们可以酌情采取一系列广泛措施，比如取缔股份回购制度和禁止银行鼓励借贷消费。要加强对私营企业的公共监督，尤其要（但不限于）监督那些从公共资金中获益的企业。一些国家选择对这些企业实行国有化，有些国家则选择参股企业或为其提供贷款。总体来说，针对许多问题的监管都会加强，比如工人安全或者部分商品只能从国内采购等问题。关于社会和环境问题，政府也会向企业追责，要求它们参与解决问题。此外，政府会鼓励开展公私部门合作，推动企业更多地参与减缓全球风险。姑且不论细节如何，政府的作用会不断强化，并因此对企业的经营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世界各国、各行业的企业管理者都必须适应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预。健康医疗和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等全球公共产品的研发会积极推进。税率会增加，尤其是针对特权阶层的税率，因为政府需要增强抗风险能力，并希望加大投入力度。对此，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下列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