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技术的重构（第2 / 2页）

<a id="note9n" href="#note9">[9]</a> Morozov, Evgeny, “The tech ‘solutions’ for coronavirus take the surveillance state to the next level”, The Guardian, 25 April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0/apr/15/tech-coronavirus-surveilancestate-digital-disrupt.

****

17世纪哲学家斯宾诺莎毕生都在反抗权威专制。他有句名言：“如果没有希望，就不会有恐惧；如果没有恐惧，就不会有希望。”用这一原则来结束本部分内容再合适不过。同时，我们也认为，没有什么是必然发生的，我们要以平和之心，看到事情的两面性。反乌托邦的场景并非就是宿命。诚然，在后疫情时代，个人的健康和幸福将成为社会追求的优先目标，因此技术监测的妖孽不会被封印。但是，统治者以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控制技术并发挥技术的价值，同时维护好每个公民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自由。

<a id="note1n" href="#note1">[1]</a> Klaus Schwab,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orld Economic Forum,2016, p. 9.

<a id="note2n" href="#note2">[2]</a> Both quoted in Waters, Richard, “Lockdown has brought the digital future forward – but will we slip back?”, Financial Times, 1 May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f1bf5ba5-1029-4252-9150-b4440478a2e7.

<a id="note3n" href="#note3">[3]</a> Frey, Carl Benedikt and Michael A. Osborne,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 114, January 2017, pp. 254-280,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40162516302244.

当新冠疫情逐渐消退，人们开始返回职场时，企业会倾向于加大监控力度。无论是好是坏，企业都会密切关注员工状态，甚至会记录他们的行为。这一趋势会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用热成像摄像机测量体温和通过应用程序监测员工状态，了解员工是否遵守了社交隔离规定。这必然会引起深刻的监管和隐私问题。但许多企业会对此持不同意见。企业认为，如果不能加强数字监控，它们就无法重新开放和经营，因为有可能会出现新的感染病例（有些情况下它们还要承担责任）。这些企业认为健康和安全是加强监控的合理基础。

立法机构、专家学者和工会代表始终担忧的问题在于，企业会在疫情结束之后甚至在疫苗研发成功之后，仍然保留这些监控工具，因为监控系统一旦安装好了之后，雇主们往往不太愿意拆除掉，特别是监控还能带来一个间接的好处，那就是可以检查员工的工作情况。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的一切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新的安保措施，比如广泛使用摄像头，要求使用电子身份证，以及对进出员工或访客进行记录，等等。这些措施在当时看来显得非常极端，但在今天已经得到了普遍的应用，显得非常的“正常”。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政策制定者和安全专家担心这一情况会再次上演，他们害怕为了控制新冠疫情而采取的技术解决方案会长期存在。他们认为，我们会迎来一个反乌托邦的世界。

_反乌托邦的风险

如今，信息和通信技术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深刻影响着各种形式的社会参与活动。因此，我们拥有的任何一种数字体验都能被打造成一个“产品”，用以监测和预判我们的行为方式。潜在的反乌托邦风险就源自这样一种观点。有鉴于此，过去几年中涌现了无数以此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既有《使女的故事》这样的小说作品，又有《黑镜》这样的剧集作品。在学术界，肖沙娜·朱伯夫等学者在研究中也表达了反乌托邦的问题。肖沙娜·朱伯夫在《监视资本主义时代》一书中警告称，客户有可能被打造成为数据来源，而“监视资本主义”会以非常不民主的方式导致信息的不对称，并在信息基础上形成权力，从而深刻改变我们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

<a id="note4n" href="#note4">[4]</a> Heric, Michael, et al., “Intelligent Automation: Getting Employees to Embrace the Bots”, Bain &amp; Company, 8 April 2020, https://www.bain.com/insights/intelligent-automation-getting-employees-embrace-bots.

<a id="note5n" href="#note5">[5]</a> Chotiner, Isaac, “The Coronavirus and the Future of Big Tech”, The New Yorker, 29 April 2020,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q-and-a/thecoronavirus-and-the-future-of-big-tech.

<a id="note6n" href="#note6">[6]</a> Holmes, Oliver, et al., “Coronavirus mass surveillance could be here to stay,experts say”, The Guardian, 18 June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jun/18/coronavirus-mass-surveillance-could-be-here-to-stay-tracking.

<a id="note7n" href="#note7">[7]</a> Harari, Yuval Noah, “The world after coronavirus”, Financial Times,20 March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19d90308-6858-11ea-a3c91fe6fedcca75.

<a id="note8n" href="#note8">[8]</a> Ibid.

未来数月甚至数年，公共卫生福利和个人隐私之间的权衡关系需谨慎拿捏。这也成为许多热点对话和辩论的焦点。大多数人因为担心新冠疫情带来的危险，会提出下列问题：当我们在疫情中成为受害者，处在生死关头时，如果不发挥技术的力量来拯救自己，这难道不是愚蠢的行为吗？他们愿意放弃许多隐私权，并且同意在此情形下，公共机构可以超越个人权益，行使正当权力。然而，当危机结束后，有些人会突然发现他们的国家已经不再是那个他们愿意生活的地方了。这种心态的变化并不新鲜。过去几年中，政府和企业一直在使用越来越专业的技术来监测甚至操控公民和员工。隐私权倡导者警告称，如果我们不够警觉，新冠疫情将成为监控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a id="note7" href="#note7n">[7]</a>}那些最担心技术会控制个人自由的人提出的理由非常简单：在公共卫生的名义下，部分个人隐私被放弃以帮助控制一场传染病，正如“9·11恐怖袭击事件”导致了政府以保护公共安全的名义不断加强安全措施，甚至设立了长期的安全机制；然后，在不经意之间，我们就会沦为新型监控力量的受害者，这种力量还不会消退，甚至有可能被当作一种政治手段，以达到更加邪恶的目的。

从以上几页内容中可以看出，毋庸置疑，新冠疫情会开启积极开展卫生监测的时代，其主要的推动因素包括能够锁定位置的智能手机、人脸识别相机以及能够识别感染源、实时追踪疾病传播路径的其他技术。

尽管有些国家采取了防范措施来控制技术的力量和限制监测行为（其他国家对这个问题不是特别关心），一些思想家还是担心我们在今天快速做出的选择会影响未来多年的社会状况。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我们到底是要实行极权主义式的监控，还是要为公民赋权，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选择。我们在这里引述一下他的详细观点。

监视技术正飞速发展。10年前还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的场景，今天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可以做个思想实验：假设有政府要求所有的公民每天24小时佩戴生物识别手环，以随时测量体温和心率，所得数据通过政府算法进行储存和分析。甚至在症状出现之前，这些算法就知道你生病了，也知道你去过哪里以及见了什么人。如此一来，感染链条可以大大缩短，甚至被完全切断。可以说，这样的系统能在几天之内控制流行病的蔓延。听起来很棒，对吧？当然，这也有缺点。这会给令人恐怖的新型监视系统提供正当性。比如，如果你知道我点击了福克斯新闻网的一条新闻链接，而不是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条链接，你就可以了解到我的一些政治观点甚至我的个性特点。如果你在我观看视频短片时监测我的体温、血压和心率，你就可以了解到我为何大笑不停，为何哭泣不止，又为何怒气难消。重要的是，生气、愉悦、厌烦和喜爱都属于生物现象，和发烧咳嗽一样。能够识别咳嗽的技术同样也能识别出开怀大笑。如果企业和政府开始大量获取我们的生物数据，它们对我们的了解就会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然后不仅能够预测我们的感受，而且能操控我们的感受，向我们肆意销售一切——可以销售一款产品，也可以推销一名政客。和生物特征监测技术相比，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数据黑客策略显得过于低级，像是来自石器时代。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2030年的朝鲜：所有公民必须每天24小时佩戴一款生物识别手环。某天，你去聆听伟大领袖的演讲，而这时如果手环泄露了你内心的愤怒，那你岂非必死无疑？^{<a id="note8" href="#note8n">[8]</a>}

许多人会对此发出警告的！耶夫根尼·莫洛佐夫等社会评论家更进一步，坚定地认为新冠疫情预示着黑暗的未来，技术型、极权式监视将大行其道。他的观点主要基于其在2012年的著作中提出的“技术解决方案主义”这个概念，指出为了遏制新冠疫情而提供的技术“解决方案”将会把社会监视提升到新的水平。他发现在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主义”：一方面，“渐进式解决方案主义者”认为，通过一款应用程序，以恰当的方式获取准确的感染信息，有利于人们维护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惩罚性解决方案主义者”决心使用广泛的数字化监视网络，来限制我们的日常活动，处罚任何的违法行为。在莫洛佐夫看来，人类政治制度和自由权利面临的终极危险在于，科技手段在疫情监测和控制方面的“成功”运用将会“巩固解决方案主义者各项政策工具的地位，促使他们自动采用这些政策，来应对从社会不平等到气候变化的其他所有重大问题。毕竟，采取解决方案主义的科技手段来影响个人行为，要比提出复杂的政治难题、探寻危机的根源容易得多”。^{<a id="note9" href="#note9n">[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