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凶残的法玛食人鱼(第2 / 11页)
“你叫什么名字?”
当然,事情并非总是这么简单。比如,蘑菇味比萨的质量出现了下滑,或者意大利香肠味比萨的味道突然有了改进,于是你的邻居们纷纷摈弃前者、食用后者。但是,法玛和弗伦奇的分析表明,根据大数定律,只要经过足够长的时间,价值股——被人摒弃的蘑菇味比萨的表现,总要优于成长股——价格高昂的意大利香肠味比萨。
其实这些对他来说都不陌生,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上过很多金融课程,授课者都是顶尖思想家。但他知道,只有法玛才是金融学术界的王者。
衡量一家公司规模的方法很多,最常使用的是市值,即公司股票价格与数量的乘积。IBM规模很大,市值可达1500亿美元左右。KK甜甜圈公司(Krispy Kreme Doughnuts)规模较小,只有大约1.5亿美元。其他一些因素,比如雇用多少员工、利润率如何等,也可以用来衡量公司规模。
教室里发出一阵紧张的笑声。法玛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能使后进的学生感到不寒而栗。23岁的博士生阿斯内斯点了点头,在笔记本上记下法玛的话:反常天才……数学模型……
价值一般通过公司的股价和净资产(代表企业的净财富,即资产减去负债得到的净值)之比来衡量。巴菲特这样的老派投资者就很喜欢用它来衡量公司的价值。但是,宽客使用市净率的方法是巴菲特做梦都不曾想到的(也是他永远也不会使用的),那就是将芝加哥大学证券价格研究中心数据库中数十年的数据输入电脑,然后用复杂的算法进行计算得出的结果。这种做法和滤沙淘金差不多。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但是我基本上可以肯定,我们是对的。上帝知道,市场是有效的。”
大学毕业时,阿斯内斯放弃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参加了管理学研究生入学考试(GMAT)并获得高分,有数家商学院录取了他。他最中意的是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促使阿斯内斯做出最后决定的是芝加哥大学可以提供路费让囊中羞涩的阿斯内斯前去参观,而斯坦福大学则没有。一个明媚的春日——也许是阿斯内斯一生中阳光最灿烂的一天,他来到了芝加哥。这也太唬人了,阿斯内斯事后自嘲道:我大概是这世上仅有的因为风和日丽的天气而选择风城、放弃斯坦福的家伙。<a id="w9"></a><a href="#m9"><sup>[9]</sup></a>
法玛是个对学问孜孜以求的人,绝不会躺在有效市场假说的功劳簿上睡大觉。他继续工作在计算机前,在求知若渴的年轻后辈的协助下写着一篇又一篇论文。1992年,阿斯内斯刚到芝加哥大学不久,法玛和弗伦奇发表了他们最大的突破。这篇20年来最重要的金融学论文包含了法玛的万丈雄心:颠覆金融学的基本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即CAPM。
父亲的话令阿斯内斯豁然开朗。他开始深入研究起投资组合理论的神秘世界来。在沃顿商学院,他成为迈克尔·斯迈洛克(Michael Smirlock)和罗闻全(Andrew Lo)教授的助教(罗闻全后来去了麻省理工学院)。阿斯内斯惊奇地发现,这才是他喜欢的科目。他决心以金融为奋斗方向,同时还获得了一个计算机学位。对一个宽客来说,这简直是最佳组合。
在法玛和弗伦奇之前,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量化金融界最接近真谛的东西。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祖师爷威廉·夏普看来,决定股票潜在的未来回报的最重要因素是它的“贝塔”,一种衡量股票相对于整体市场波动性的指标。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读本科时,阿斯内斯认为自己会子承父业,成为一位出庭律师。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想成为一名律师,只知道这是家族传统。不过他父亲对儿子这样做并不理解。他说:“你擅长算术,为什么想当律师?”
法玛和弗伦奇淘到了最大最亮的金块。“价值”之树有两个主要分枝:成长股和价值股。成长股相对来说价格较贵,显示投资者对这类股票十分偏爱,因而抬高了它们的价格;价值股的市净率一般较低,显示它们绝非华尔街的宠儿,价格看起来也比较便宜。
“你说得对,克里夫,”法玛说,“我告诉你们的东西没有一样是百分百正确的。这些都是数学模型。我们是从统计的角度,根据历史数据和趋势来进行推测的。这不是物理。在物理学中,你可以造出航天飞机,把它发射升空,然后一星期后在卡纳维拉尔角<a id="w7"></a><a href="#m7"><sup>[7]</sup></a>迎接它的着陆。市场要比这些不稳定难以捉摸多了。我们对市场的了解只是在模型基础上对现实的逼近。有效市场假说只是一个基于几十年研究和大量数据的假说。我们完全可能是错误的。”
法玛和弗伦奇的主要发现是,从1963年开始,不论采用怎样的时间跨度,价值股的表现都要优于成长股。换句话说,如果你把钱投在价值股上,就能稍稍比投在成长股上多赚一点儿。
“克里夫·阿斯内斯。”
乍一看,这种说法不无道理。试想你和你的邻居们喜欢两种口味的比萨:意大利香肠味和蘑菇味。在某个时刻,这两种比萨同样流行。但是,突然有一天,人们对蘑菇味失去了兴趣,喜欢上意大利香肠味的人却越来越多。比萨店主发现了这一现象,就提高了意大利香肠味比萨的价格。同时,为了使蘑菇味比萨也能卖得出去,便降低了它们的价格。两种比萨之间的价格差异不断扩大,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又转向了蘑菇味比萨。最终,蘑菇味比萨的价格开始上升,而意大利香肠味比萨开始降价——这就是法玛和弗伦奇的理论。
某只股票的贝塔值是1,意味着它和整体市场同步波动。死气沉沉的蓝筹股,比如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一般具有低贝塔值。而贝塔值是2,意味着该股的波动性很大,上蹿下跳的科技股通常属于这一类,比如苹果和英特尔。只要知道了股票的贝塔值,就知道了它风险有多大。而且,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股票的风险越大,潜在回报也就越大。因此推论:对高风险股票进行长期投资获得的回报要高于投资死气沉沉的蓝筹股。
克里夫·斯科特·阿斯内斯小时候一点也没有流露出将来可以在华尔街叱咤风云的迹象。1966年10月,阿斯内斯出生于纽约皇后区。4岁时随全家搬往绿树成荫的郊区——长岛罗斯林高地(Roslyn Heights)。在学校里,阿斯内斯成绩很好,但华尔街对他的吸引力还不如《蝙蝠侠》漫画里的哥谭<a id="w8"></a><a href="#m8"><sup>[8]</sup></a>黑塔。阿斯内斯身上一点都看不到年轻人应有的朝气,他身材偏胖,胸无大志,眼里除了漫画就是姑娘。他脾气暴躁,多年以后执掌对冲基金时还经常发作。有一次,在学校停车场里,一位象棋队的对手嘲笑阿斯内斯在比赛中的表现。阿斯内斯勃然大怒,将他一把拎起,一次又一次撞向停在那里的面包车。
法玛和弗伦奇在芝加哥大学的超级计算机上对海量股市回报数据进行了一系列的检验,以确定无比重要的贝塔值对股票回报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而他们的结论是:零。
虽然如此,他还是无法停止怀疑。事实上,法玛的话其实也是一种挑战:我可以做到吗?我可以战胜市场吗?
这一发现不啻于一颗投向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圣殿的炸弹。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一夕之间被两位教授完全否定。更令人惊奇的是法玛和弗伦奇所发现的股票回报的背后推动力。对以1936—1990年为样本期的研究表明,股票表现由两大因素决定:价值和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