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暗池，宽客交易的新宠（第1 / 3页）
引发大崩溃的有毒资产市场正在大幅萎缩。CDO已经万劫不复，CDS交易清淡，但华尔街其他潜在的危险量化小玩意儿就像杂草一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开赛钟声响起，将玩家召唤到主厅。牌桌上，扑克牌早已准备就绪，庄家衣冠楚楚，早已恭候多时。西蒙斯向周围的人群大谈这项赛事如何一年胜似一年，对数学教育如何起到推进作用。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座的宽客却没有想过，正是他们所从事的职业造成了数学人才的大量流失，本应在高能效汽车、高安全计算机和高效率捕鼠器领域大显身手的数学天才纷纷转而为富人设计智能赚钱机器了。
同时，尽管宽客被指责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但并没有多少人,要求将宽客清除出华尔街，但像塔勒布这样的狂热分子除外。这样做就好比是因发生了桥梁坍塌事故而禁止土木工程师参与桥梁建设。事实上，很多人认为，应该把目光着眼于设计出更好的桥梁，对宽客而言，这意味着更好、更稳健的模型，足以抵御金融海啸的模型。
可以确定的是，摩根士丹利曾经的神秘量化赚钱机器及其才华横溢的掌门人，必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样的信号已经显现，越来越多的公司采用了将几十年前曼德尔布罗特所描述的狂野肥尾波动也考虑在内的模型。发明了基于钟形曲线的VAR风险模型的J.P.摩根又推出了一个新的基于肥尾分布的资产配置模型；芝加哥投资研究集团晨星公司（Morningstar）为退休计划参与者设计了基于肥尾假设的投资组合预测工具，彼得·穆勒的老东家BARRA公司也开发出一种应对潜在黑天鹅事件的最新风险管理策略。
2009年，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尽管遭受重创，但仍是摩根士丹利规模最大的自营交易部门。将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剥离意味着摩根士丹利停止向激进的风险承担者转型，重新做回古板的“白鞋”银行公司，回到贷款和撮合买卖的业务上去，不再在金钱网络中跳长袖之舞，不再在CDS和其他复杂衍生品的世界中叱咤风云，不再在依靠强大计算机和复杂量化模型的领域中赚钱。
市场则继续着自己的反常走势。2008年下半年的千点大波动已成为过去，但2009年，股市仍在泥淖中苦苦挣扎，只在年初略微反弹了一下。房地产市场看起来似乎要跌到下一个十年才止得住；银行和对冲基金忙于削减杠杆，向新投资者——美国政府保证将谨慎行事。但有迹象表明，形势还会进一步恶化。
传统理论将市场看做是理性舞者随着康塔塔舞曲<a id="w1"></a><a href="#m1"><sup>[1]</sup></a>翩翩起舞的舞会，而在罗闻全看来，市场更像是一场重金属战斗曲，跳的是你死我活的生存之舞。市场参与者一刻不停地寻觅着市场的无效性，并将其一扫而光（市场就在此过程中不断回归均衡），然后继续寻找新的猎物，或者自己成为猎物。于是，市场呈现出充满破坏和创新的混乱循环。
近几年来，新理论纷纷将金融市场中的混乱行为纳入研究范围。克里夫·阿斯内斯在沃顿商学院的老师、2007年8月发出广受赞誉的丧钟警告的罗闻全提出了一种新理论，他称之为适应性市场假说（Adaptive Market Hypothesis）。
这种观点令人沮丧，但在很多人看来更为接近现实，至少它不会对2007年8月起出现的大混乱视而不见。
这类自我毁灭性的偏执行为与现代金融学教义大相径庭，比如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总是趋于稳定均衡的理念。这些理论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坚不可摧，就连最忠实的信徒艾伦·格里斯潘也倒了戈，宣称在自己长期捍卫的经济学理性秩序中发现了一个缺陷。
还有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2002年他与长期合作的同事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行为金融学。行为金融学（通常在小黑屋般的实验室里拿倒霉的本科生做实验）发现，当人们面对金钱时，所做的选择往往并不是最优的。
穆勒待在自己圣塔芭芭拉的家中，思考着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未来。这不仅关系到穆勒，也将对摩根士丹利（昔日华尔街弱肉强食的投资银行世界中的至尊强者）的未来产生极大影响。
2009年春，多家银行开始报告高于预期的盈利，部分原因是会计规则有所改动。关于华尔街将回到大派奖金的日子的传言日嚣尘上，著名银行分析师布拉德·欣茨（Brad Hintz）对《纽约时报》说道：“他们又要举起罪恶的手了。”
三年来，华尔街几乎没有一天安稳的日子。对于那些曾出席了2006年华尔街扑克之夜的交易员和对冲基金经理来说，生活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黄金岁月来了又走了。他们仍然能够赚钱，但又快又好地赚钱——动辄十亿美元早已不再是易如反掌的事了。
与此同时，对冲基金也在遭遇又一波大震荡。4月，巴克莱量化研究员马修·罗斯曼（前雷曼兄弟员工），跟踪量化策略的指数纷纷出现“自发布约15000天以来最大的涨幅和跌幅。”
很快，牌局开始了。今年的冠军是尼尔·克里斯，他将金融市场上的好运气带到了牌桌上。而穆勒连决赛轮都没进。
这意味着，为了避免破产噩梦重现，人们有着巨大的冲动为对冲基金的亏损设限，但亏损限额同样束缚了对冲基金获取巨大利润的能力。如果大亏并不比小亏或小赚结局更惨——这三种情况都将撞到限制线，对冲基金就有了巨大的诱惑去提升杠杆、孤注一掷。
还有神经经济学。神经经济学与行为金融学有诸多相似之处，它通过深入研究大脑的神经线路来探索为何人们总是做出非理性的决策。比如，有些投资者喜欢购买和他们的名字相近的股票，还有些人喜欢通过股票代码（如HOG<a id="w2"></a><a href="#m2"><sup>[2]</sup></a>）选股。有证据表明，大脑中某些部位容易产生“货币幻觉”，使人们看不见未来事件的影响（比如通货膨胀对现金现值的影响），对迟早要破灭的投机泡沫视而不见。
但巨大的风险仍然潜伏着，曾经有过巨亏记录的对冲基金经理是靠不住的。吃过苦头的投资者可能提出更为挑剔的条件，变得更加缺乏耐心。只要不能立刻斩获丰厚利润，他们就会翻脸。如果真的到了这步田地，游戏也就结束了。
高端智囊机构圣达菲研究所（The Sante Fe Institute，创建者就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与穆勒有过一面之缘的对冲基金经理多伊思·法默）的一个研究小组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将金融市场视为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这一观点从各方势力角逐有限资源的角度看待市场，与罗闻全的进化论观点非常相似。在这一观点下，经济学家、分析师、甚至交易员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市场如何运行、如何与这些市场互动而不至于将其毁灭。
格里芬、穆勒、阿斯内斯和魏因斯坦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未来，他们打算东山再起。在经历了焦头烂额之后，他们自信地认为自己必能学会曲突徙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