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凶残的法玛食人鱼（第1 / 11页）

在哈佛大学读大一时，格里芬在《福布斯》杂志上读到了一篇论证居家购物网公司<a id="w5"></a><a href="#m5">^[5]</a>股票价格过高的文章。于是他买入了该股的看跌期权，欲在股价下跌中盈利。这笔交易相当成功，给格里芬带来了几千美元的利润，但离格里芬所想象的数字还相去甚远：该权证的做市商、一家名叫萨斯奎哈纳国际集团（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的费城证券公司索取高昂的手续费，大大侵蚀了格里芬的利润。格里芬意识到，投资游戏要比自己想象的复杂多了，于是他找来所有能够找到的关于金融市场的书籍进行钻研。最终，他发现了一本关于索普最喜欢的投资工具——可转换债券的教科书。当时，索普在《战胜市场》一书中表达的思想已经被学术界所接受，并在全美国的金融学课堂上讲授。当然，格里芬后来也修过那门课，认真研读过《战胜市场》。

与索普一样，格里芬迅速发现，虽然可转换债券大多提供丰厚的利息，但这种证券大量存在定价错误的情况。他用自己的电脑技能编写了一个软件，可以用来寻找价格失准的债券。为了获取最新的市场信息，格里芬在他的宿舍——位于爬满常春藤的哈佛大学卡伯特楼（Cabot House）三楼装了一个卫星天线。卫星接收器装在宿舍楼的楼顶，然后用一根电线穿过四楼的窗户，经电梯竖井接到三楼，这样他就能下载到实时股票报价了。这一计划的唯一问题是这样一来四楼的窗户就关不上了，要知道波士顿的冬天可是天寒地冻的。

1987年夏天，也就是大一暑假，格里芬从母亲和祖母等亲戚那里筹集到265000美元。秋季，一回到哈佛，他就开始用这笔钱进行投资了，主要策略是买入价格过低的权证并用卖空相应股票的方式对冲（其实就是索普的德尔塔对冲策略）。

迈耶在芝加哥经营着一只叫做格伦伍德资本管理（Glenwood Capital Management）的“对冲基金的基金”。这类公司投资一大批对冲基金，收益通常与客户一九分成。在今天，基金的基金早已成为一个很大的产业，它们所管理的资金可达数万亿美元（尽管这在2007年危机之后如同戳破的气球一样大大缩水）。但在1987年迈耶创建格伦伍德时，这个产业还是一片空白。

事实上，到20世纪80年代末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关门大吉为止，对冲基金仍然只是蓬勃发展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小字辈。当时叱咤风云的是保罗·都铎·琼斯（Paul Tudor Jones）和乔治·索罗斯这样的快枪手式投资者，他们凭着灵光一现（比如索罗斯就总是以腰痛作为信号）进行数百万美元的豪赌。另一类呼风唤雨的人物包括身处普林斯顿的一群鲜为人知的市场奇才——商品公司（Commodity Corp）。商品公司在商品期货界做得风生水起，风头一时无两。就连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保罗·萨缪尔森和普林斯顿的金融学教授伯顿·马尔基尔（Burton Malkiel）也是他们的投资者，这颇有些讽刺意味——这两位教授都是随机游走理论的信徒。

商品公司诞生了许多耀眼的交易明星，比如路易斯·摩尔·贝肯（Louis Moore Bacon，后来创立摩尔资本管理公司，管理的资金高达100亿美元）、布鲁斯·科夫勒（Bruce Kovner，后来以60亿美元建立卡克斯顿合伙公司［Caxton Associates］）。在纽约崛起了一位智勇双全的交易员——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他以800万美元起家成立老虎资产管理公司（Tiger Management），后来成长为200亿美元的基金巨舰。在西棕榈滩<a id="w3"></a><a href="#m3">^[3]</a>，伊利诺伊收益投资者公司（Illinois Income Investors，更为人熟知的是其缩写III或3I）的一群交易员正在开发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货币和衍生品市场的创新交易策略。

交易变得越来越量化，在索普和新理论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数学家开始走出象牙塔，涌向华尔街。吉姆·西蒙斯的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发行了大奖章基金（Medallion），很快便成为投资界的传奇；大卫·肖带着统计套利的光环在格林威治村的一家共产主义书店楼上创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索普的投资者在失去了原先的金鹅后开始寻找新的天才。对很多人来说，肯·格里芬正是不二之选。

索普还送了迈耶和格里芬一座金矿：好几大箱可转换债券和权证的招募说明书，其中很多由于年代久远早已在市面上消失了。对于对冲基金来说，这些都是千金难买的宝贵信息，是打开市场宝库的万能钥匙。通过研究索普所做的交易，格里芬学会了怎样自己寻找类似的机会。格里芬在多年后回忆道：

爱德华·索普有一位名叫弗兰克·迈耶（Frank Meyer）的长期投资者，他平时深居简出，以发掘金融界新人为乐。

1990年的一天，迈耶给索普打了个电话，提出一项特殊要求。“我发现一块好料。”迈耶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听起来十分兴奋，仿佛大学橄榄球队教练发现了下一个海斯曼奖<a id="w1"></a><a href="#m1">^[1]</a>获得者，“他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家伙，他曾经在大学宿舍里用奶奶的账户交易可转换债券。”

“他是谁？”

“哈佛大学天才毕业生，名字叫肯·格里芬。他让我想起了你，爱德华。”

“哈佛？”索普哼了一声，“多大？”

我们这一行的一大部分就是要知道什么是可能发生的，因此我不需要知道你如何赚钱的所有细节，但如果你笼统地告诉我你做了某事，然后赚了钱，那么我就知道这值得花时间去研究。换句话说，重要的是搞清楚把时间花在市场研究的哪个方面才能帮你赚钱。而知道某人已经找到了金矿在哪里……就能引导你开发出属于你自己的类似策略。这就是为什么干我们这一行总得遮遮掩掩的原因。

索普还把普林斯顿-纽波特的业务模式告诉了格里芬，包括其“利润中心”是怎样随盈利能力的变动而演化的。索普的理念被大本营全盘照搬。格里芬还照搬了索普的管理费结构——投资者根据基金的支出情况付费，而不是像大多数对冲基金那样收取固定的管理费（通常是资产管理额的2%）。

迈耶承诺支持格里芬，不过有个条件：大本营必须开在芝加哥。佛罗里达人格里芬答应了这一要求。1990年11月，怀揣460万美元，格里芬的交易生涯正式起步。他使用的是一种神秘的单一策略：可转换债券套利，就是爱德华·索普用过的那一套。

格里芬的父亲是位建筑供应商，但格里芬从小对就高科技机械感兴趣，对世间万物如何运转好奇不已，他睁大自己的蓝眼睛东张西望，似乎总是能从错综复杂的事情中看出头绪，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这在金融的混沌世界中可是巨大的优势。

在博卡拉顿社区高中（Boca Raton Community High School）读书时，格里芬开始接触计算机编程，还找了一份为IBM调试电脑的工作。他的母亲把他捎到当地的电脑卖场，在那里他可以和卖家聊半天关于电脑和软件的事情。1986年，格里芬还不满18岁，便想出了向学校兜售教育软件的主意。他和在电脑卖场认识的一群朋友组建了一家“碟现教育系统公司”<a id="w4"></a><a href="#m4">^[4]</a>。格里芬几年之后就把自己的股份卖了。这家公司直到现在仍在西棕榈滩营业。

“21。”

“哇哦，很年轻嘛。你想我做些什么？”

“文件。”

迈耶正在为肯·格里芬设立对冲基金，意欲使用普林斯顿-纽波特的要约文件作为样板，这样可以省下不少钱。格里芬身高6英尺，体形瘦削，是个一心只想着赚钱的数学天才。索普答应了迈耶的要求，给他寄去了普林斯顿-纽波特的法律文件（在朱利亚尼横扫普林斯顿办公室之后，索普将基金改名为“西耶拉”［Sierra Partners］）。在当时，起草建立对冲基金所需要的文件一般要耗费100000美元。有了索普的样板——迈耶的律师其实只是把合伙人名字改了一下，花费就能减到10000美元。

迈耶的办公室里流传着一个段子：他们聘用了一家名为“饼干刀”的法律公司<a id="w2"></a><a href="#m2">^[2]</a>来帮助创立格里芬的基金。最后，格里芬的基金被称为“大本营投资集团”，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戒备森严的堡垒，可以抵挡住任何想象得到的金融风暴。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